摘要:母亲出生于1927年,原名杨淑敏,小名小凤。旧时唱戏的圈子里很多人都是被捡回来领养的,于是便有传言说她也是孤儿,流落到天津被领养。我觉得这是无稽之谈,母亲就是天津人,是杨家亲生的大女儿。尽管她在五个兄弟姐妹中算长得特别漂亮的,但他们有长得非常像的地方。谁要是说
新凤霞与吴祖光1956年摄于马家庙家中(资料图)
我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只有24岁,但此前已经经历过旧社会的许多贫苦和辛酸,也开始品尝到新生活的甘甜。
母亲出生于1927年,原名杨淑敏,小名小凤。旧时唱戏的圈子里很多人都是被捡回来领养的,于是便有传言说她也是孤儿,流落到天津被领养。我觉得这是无稽之谈,母亲就是天津人,是杨家亲生的大女儿。尽管她在五个兄弟姐妹中算长得特别漂亮的,但他们有长得非常像的地方。谁要是说我母亲不是她们的亲大姐,家里这几个姨准跟他急。
母亲若非家境贫寒,可能不会去唱戏,因为戏曲舞台上要想成个“角儿”太难了,要求太高:首先得具备一副好嗓子,但十个人里不见得有一个;其次还得有个好外型,得扮相好;还有得会表演,要不然上台没法扮演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最主要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得开始练身体功夫,没有底子,到了十五六岁,骨头硬了、筋成型了,就很难再练出来。母亲七八岁便跟着自己的堂姐(著名刀马旦)学京剧,堂姐嫁人离开天津后,没人教戏了,京剧的拜师费又太贵,于是她拜了一位彩旦演员为师,改学评剧。彩旦演员对一出戏里每个角色的戏份都熟,即俗话说的“肚里宽敞”。这样母亲跟随这位师父学了好多年,学会了好多出戏。母亲14岁的时候,师父所在剧团里演《三笑点秋香》的女主角突然上不了台,经理急得不行,临时抓人,对我母亲说:“小凤子,我记得你好像会吧?”我母亲艺高人胆大,说:“这些我都会。”经理又问:“你顶缸行不行啊?”“行啊,没问题!”于是母亲便临时登台。观众突然发现台上这个小演员还挺不错的,人漂亮、戏也唱得好,她自此就登上了评剧的舞台。
作画中的新凤霞
因为年轻又没有背景,母亲奋斗得很艰难,坚持不懈的付出让她开始在天津小有名气。经过三年的打磨,母亲20岁出头到了北平打拼,进不了好的剧院,她就辗转去了天桥一个小剧场——万盛轩。那时万盛轩只是在棚子里搭个小台子,一场才能坐几十人。但母亲气场强、有独特的吸引力,只要她一上台,大家都不走了。“万盛轩有个新演员很不错。”观众们你传我、我传他,她就这样慢慢地在天桥站住了脚,剧场的场地也随之越换越大。直到现在,万盛轩一进门处还挂着我母亲的照片。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要推广婚姻法,希望借助文艺力量宣传,而评剧因咬字清楚,观众不用看字幕、不用猜,特别符合当时的看戏需求,所以非常普及,于是北京市文化处(即后来的文化局)干部就交代我母亲所在剧团一项任务:交给他们一本陕甘宁边区宣传的小册子,讲的是刘巧儿闹婚姻自由,让他们编新戏。后来在集体努力下,刘巧儿的故事逐渐成型,母亲作为主演也一举成名。
当时母亲火爆的程度就像现在最火的女演员一样,只要她出现,人就走不动了,以至于每次她下了戏以后都必须把脸全蒙上,然后由许多工作人员围着,从后门将她送到黄包车上,再把篷子拉好。即便如此仍有很多观众在后门等着,见到我母亲就喊:“新凤霞出来了,那个包着头的就是!”黄包车往前跑,他们就在旁边跟着追,有的喊“凤霞同志,凤霞同志”,有的喊:“新老板,您放心吧,没人欺负您,我们给您送回家去!”我母亲还对这些热心的观众一一回应:“谢谢您啊,谢谢您啊!”
新凤霞作品
母亲成了“金凤凰”,很多人给她介绍对象,但她主意特正,就是不为所动。这个“主意正”的特点,也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便显现出来的。有一次中国话剧元老唐槐秋看到她说:“你这个孩子这么好的条件,来给我演话剧吧。”我母亲却很坚决地拒绝了,她说:“我可不演话剧,话剧没唱,我这个嗓子是要唱的。”她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所以对于艺术方向的选择和把握很坚定。在择偶时,她更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艺术水平还不够高,加上又没文化,到一定高度就进入瓶颈、上不去了,所以必须要找一个在艺术上能帮忙的伴侣。
母亲在天桥唱戏的时候,老舍先生经常到后台找她。他和母亲很谈得来,母亲把他当父辈一样敬重,于是我母亲将这一想法告诉老舍先生。他说:“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你是一名艺术家,就应该嫁给文化人。”因为老舍先生跟我父亲很熟,一下子就想到了他,告诉母亲:“有一个人我觉得蛮合适你,你可以考虑。他叫吴祖光,是一名剧作家。”我母亲说:“这个人我听说过,名气大,是剧作家又是导演,肯定是一老头儿啊,跟我合适吗?”“怎么不合适?他可不是老头儿,是个年轻人,回头介绍你们认识。”
我父亲出生于文化世家,他十八九岁在国立剧专当老师时,我祖父给他寄去了一个册子,讲的是抗日英雄苗可秀的英勇事迹。我父亲看完后深受感动,据此创作出剧本《凤凰城》,并在曹禺的支持下排演,后来在全国各地演了上千场。作为年轻的剧作家,父亲从此红遍全国。因为演的场次多,服装都烂了好几拨。
父亲因为年轻,进剧场看《凤凰城》时,门口收票的老头儿问他要票,他说:“我还要票吗?我是这部剧的作者。”老头儿看了看我父亲说:“谁?吴祖光吗?”我父亲说:“对啊,我是吴祖光。”老头儿说:“蒙谁呢?你是吴祖光的儿子还差不多。”这种乐子出了好几起。
后来开文代会时,我母亲坐在老舍先生旁边,见到正在演讲的我父亲侃侃而谈,很有风度。我父亲利用给我母亲作专访的机会,到后台认识了她。我母亲在受访时感受到我父亲对妇女的尊重,发现他性格好,人品也好,知道这才是值得倚赖的人。我母亲很聪明,又是大城市出来的,没什么封建思想,所以她勇敢地主动约他:“祖光先生,我这儿有一篇东西,领导让我读一下,我哪儿会读?你帮我读读,教教我吧。”我父亲本就尊重妇女,而且又是我母亲那么漂亮的女士提出的要求,哪里能拒绝?骑着自行车就去了。
相处久了,他们却总不去捅破那层窗户纸。有一天,他们一个朋友在跟我父亲的朋友们聊天时说:“新凤霞跟我说最近在选婿呢,要求对方得是北京人、导演,最好是剧作家,说是又编又导演的人有文化。年龄33岁就更好了。”然后大家都说:“吴祖光,这不是你吗?”这要是别人估计早直接奔过去了,但我父亲比较绅士,反而说:“没有的事,这是你们瞎传的。”
没过多久,我母亲请我父亲吃饭时突然就说:“祖光,咱俩结婚吧。”我父亲有点犯傻:“这个我考虑一下好不好?”他这一说考虑,把我母亲气着了,但她也不能说什么:“那行,你考虑吧,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过了没几天,我父亲就说:“咱俩结婚吧。”
他们结婚还是遇到了困难的,因为那时候母亲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靠她一人养,她突然嫁人,一家子怎么办?虽然我父亲也是个大人物,但他家比我母亲家人还多,下边十个弟妹,也都由我父亲养。牵涉的问题太多,所以我母亲家里不同意。但这挡不住两人的决心,没多久他们就结婚了。
评剧电影《花为媒》剧照
当时看好我父母的人并不多,毕竟文化差异大,能有共同语言吗?但我母亲很贤惠,个性上我父亲也很满意,加上对我父亲的崇拜心态,我母亲事事百分百地顺从他。所以,两人相濡以沫地走完了一生。在我父亲的支持下,我母亲不仅演了《乾坤带》《金沙江畔》《春香传》等好多戏,还与我父亲共同创作了评剧电影《花为媒》,成为戏曲电影的经典。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演出频率相当高,在当时是北京市票房最好的演员,后来虽然因为半身不遂不能唱戏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演员一般都不服老,希望自己演到最后,不认为自己实力会下降,但实际上到了一定年龄后必然不如以往。所以我跟母亲说:“您在拍完《花为媒》之后,不露面其实是最好的,让大家永远记住了您最美好的形象。”母亲表示同意。
结束舞台生涯后,母亲晚年致力于写作,写出了几百万字的文章,出了好几十本书。这对她来说,几乎是 “不可能的任务”。
我母亲上过半年到一年的小学,后来家里太穷了不能继续念了,学戏时更不可能上,所以成名之后也只是认识几个字而已。但她很聪明,背戏词时,人家念个两三遍她就记住了。老舍先生曾关心地问她:“上过学没,认字不?”听说她不认字,他就常劝:“你得认点字,万一将来年纪大了,能自己写戏多好!”
后来,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上了扫盲班,学认字、学数学,还得了一个初中文凭。最重要的是,母亲能看书了。书是能看了,但字写得乱七八糟、歪歪扭扭,父亲管它叫“一笔鬼字”,母亲说:“没关系,这是我新凤霞的手笔。”
来源:近代史飙车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