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丹在综艺节目中的举动又炸锅了。她主动将鸡汤里的鸡腿分给分给25岁和28岁的两位男嘉宾，将鸡翅尖分给了女嘉宾，理由是“弟弟在长身体”，然而女嘉宾欧阳娣娣才21岁，比两位“弟弟”年纪都小。当宁静直白地问她“是否更爱男孩”时，朱丹坦然承认：“有一点。”

那一次次不被察觉的差别对待，刻成了一道道看不见的伤疤。

朱丹在综艺节目中的举动又炸锅了。她主动将鸡汤里的鸡腿分给分给25岁和28岁的两位男嘉宾，将鸡翅尖分给了女嘉宾，理由是“弟弟在长身体”，然而女嘉宾欧阳娣娣才21岁，比两位“弟弟”年纪都小。当宁静直白地问她“是否更爱男孩”时，朱丹坦然承认：“有一点。”

还有一个人心酸的细节是：未获优先权的欧阳娣娣，名字中的“娣”字本就有“盼弟”的传统寓意。这个细节像是整个事件的隐喻——从名字开始，许多女孩就被刻上了性别期待的烙印。

朱丹自然而然地表现出“重男轻女”，早有端倪。

她让6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上幼儿园的同一个“混龄班”，提起姐姐照顾弟弟，带弟弟上幼儿园，给弟弟喂饭，教弟弟数学等细节，很是骄傲。

还有一次周一围被问到更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周一围脱口而出更喜欢女儿，朱丹在旁边提醒他，说儿子听见了不好。

“鸡腿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共鸣，正是因为它触碰了无数中国女孩的集体记忆——餐桌上最好的那块肉自然地夹给弟弟或哥哥；家里资源紧张时，男孩的教育优先考虑；甚至当姐姐的，从小就被要求承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如同朱丹对女儿的期待一样。

就像《我的姐姐》中朱媛媛饰演的上一代姐姐，为了弟弟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放弃了去俄罗斯做生意的机会，只能被生活磨砺成一个有些粗鄙的中年妇女。

可怕的是，现在“重男轻女”的表现从显性的变成了隐性的。

像是朱丹，她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女儿，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会亏待女儿，在现在的一般家庭中更不可能会发生让女孩把上学的机会留给男孩这种事。

许多父母困惑：明明没有亏待女儿，为何她们仍感到委屈？仍然感觉到在原生家庭中受到了伤害？答案或许就在一些类似于“鸡腿事件”的，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日常细节里。

“重视男性”是流淌在很多长辈血液里，被写进基因编码里的东西，就像朱丹这样，毫无意识就表现出来了。

甚至在很多独生女的家庭也是这样，他们让女儿去学钢琴、绘画、舞蹈之类的才艺，把她调教得漂亮、乖巧、听话。如果敢于质疑、敢于做自己的反叛精神出现在男孩身上，会被夸“聪明”，但如果同样的特质出现在女孩身上，就很可能会被批评说“不听话”。

那么多父母不肯教给女儿公平意识，边界保护，管理财富，却一个劲儿教育女儿善解人意，听话顺从，乖巧可爱，希望把她培养成“贴心小棉袄”。

但日常的点滴总在给女儿透露“你不配得到自己想要的，要先让给家里的男孩”“你不能太厉害，将来会把男人吓跑”“你必须会做家务，否则将来到婆家会被说”……就这样一点点把女孩培养成一个“服务者”，如果女孩有了觉醒意识，自然会觉得很痛，这些，会渐渐内化为“我不够好”、“我不值得”“我不配做自己”的信念，所以很多成长于富裕家庭的独生女，也会失去发展自我的宝贵机会。

最近在读“台湾民歌之母”陶晓清写的一本关于自己生命故事的书。

陶晓清在快70岁时经历了患乳腺癌，手术化疗后康复的历程，她对自己此前作为“标准女性”的憋屈生命做了反思。

她回顾自己这一生，每天早上煎荷包蛋给家人吃，煎破了的或是品相不好的，一定是留给自己吃，活了大半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最爱吃荷包蛋、炒蛋、水煮蛋还是蒸蛋。于是她开始完全、仔细地去品味每一种烹饪方式，逐渐明白，自己最喜欢的是煮到半生半熟时的蛋，盛在饭碗里，再淋上一些汤汁。

陶晓清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事业女性，也没有人强迫她去吃剩饭、煮破的蛋，但她仍然无意识地承袭了这些所谓的“女性美德”。

我们就从当下，从了解自己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蛋开始，一点点找回自己和生命的连结，希望那些下意识地牺牲自己的举动，到我为止，也不再传给下一代。

来源：孙琬童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