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0年，李安拿到戏剧学士学位后，同时申请了伊利诺伊大学的戏剧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的电影研究所。

1980年，李安拿到戏剧学士学位后，同时申请了伊利诺伊大学的戏剧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的电影研究所。

在决定转向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时，李安征求了父亲的意见。

李安的父亲原本希望他继续攻读戏剧博士学位，将来可以教书，但最终还是支持他选择电影专业，并承诺会负担他的学费和拍片费用。

李安后来回忆说，一接触电影就知道自己选对了路。

对他来说，无论是当演员还是做导演，本质上都是一种表演——只不过导演是通过电影来表演。电影主要依靠声光效果，语言障碍较小，这恰好是最适合他的表达方式。

在电影创作方面，李安发现自己特别得心应手。

当时他的英语还不太流利，经常说不完整句子，但奇怪的是，一到拍片现场，同学们都会听从他的指挥。这种情况在舞台剧创作时也一样，不论在台湾还是美国都是如此，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

平时大家都平等相处，可一旦开始导戏，所有人就会自然而然地配合他。

在执导时，他常常会冒出一些疯狂的想法，而且往往真的就能实现。

李安觉得，既然自己这么容易就能掌握导演工作，一定是有些特别的天赋在里面。

在纽约大学就读期间，李安一共拍摄了五部电影。

二年级时拍摄的《荫凉湖畔》表现尤为突出，不仅获得了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还为他赢得了纽约大学的奖学金。

这次成功给了李安很大鼓舞。

他乘胜追击，倾尽所有资源筹拍毕业作品《分界线》(Fine Line)。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纽约运河街的跨种族故事：街道南北分别居住着华人和意大利人两个族群，因为某个事件引发冲突，导致两个群体的人在纽约街头四处流窜。李安巧妙地将这个虚构故事与他在纽约各处实地拍摄的街景结合起来。

为了完成这部毕业作品，李安几乎动用了所有可能的资金来源：自己打工攒的钱、父母的资助，还有当时的女友林惠嘉的赞助，总共花费超过一百万新台币。

李安至今还记得，在拍摄《分界线》的前四天，他激动得完全睡不着觉。到了制作后期，资金出现缺口，还差八千多美元。这时，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直接从未来妻子惠嘉的账户里取了这笔钱。

当时惠嘉正在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助教，因为税务原因，她把存折放在李安那里保管。令人意外的是，李安说他当时完全没有感到愧疚。

后来他向惠嘉提起这件事时，她也只是简单地"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1985年2月，李安打包好全部家当，装了八个纸箱准备回台湾发展。

就在行李即将运往港口的前一晚，他的毕业作品《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上大放异彩，一举拿下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

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es Agency)的经纪人当场提出要与他签约，极力劝说他留在美国发展。

当时李安的处境有些两难：妻子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带着不到一岁的儿子李涵，再坚持半年就能拿到学位。

李安思前想后，觉得孩子还小，妻子学位也快到手，不如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既能陪伴家人，也可以试试自己的运气。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在纽约找到工作，带着孩子搬到纽约郊区与李安同住。

起初的半年对她来说异常艰难，甚至一度陷入抑郁。不过后来她慢慢调整了心态，觉得只要家庭生活还过得去就行。

同年，李安与乔尔·罗斯(Joel Rose)合作创作了剧本《不是迷信》(Is not Superstition)，并开始进军好莱坞。短短两周内，他跑遍了三十多家电影公司。

这些公司的高管们看完《分界线》后都对李安赞不绝口，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有些公司提出要修改剧本某些部分，两个月后再谈；等修改完再去，又提出新的修改意见。

就这样来回折腾，却始终没有人愿意真正付钱购买剧本。

那段时间，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人联系李安，表示看过他的学生作品，想谈合作。因为经纪人把他的学生片拷贝送到各家电影公司推销。

一个项目黄了，马上又有新项目找上门，总有几个计划同时在进行，让他始终抱着一线希望，整个人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暑假，所有计划最终全部落空，李安的锐气也被消磨殆尽。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家的日子，李安负责做饭、接送孩子，分担家务。

妻子惠嘉对他很宽容，从不过多干涉。由于经济拮据，李安也很少进城。

日复一日的生活让李安感到无比苦闷。他常常靠看报纸来练习英文，但进步有限。他发现自己完全是为电影而生的性格——有片子拍就生龙活虎，没片子拍就萎靡不振。

正如妻子惠嘉一针见血地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

每当有电影项目时，李安就像换了个人，兴冲冲地进城找人写剧本、做调研，整个人都焕发着活力。

惠嘉看到他忙起来，也就放心不管他；但要是看到他从早到晚呆坐着，就会忍不住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点事做，不一定要赚钱的事。"

就这样，李安在希望与失望中煎熬了六年。

偶尔会听说某个同学时来运转，但大多数人都在虚度光阴、自怨自艾。

台语歌《烧肉粽》歌词：“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 无，暂时来卖烧肉粽……”

他特别害怕自己会像台语歌《烧肉粽》里唱的那样，成为一个怀才不遇、最终只能靠卖肉粽度日的可怜人。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李安回忆道，"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眼看就要四十岁了，还是老样子，连谈理想的勇气都没了。"这种状态让他越来越封闭自己。

为了维持生计，他偶尔会接些零活：帮人拍片、看器材、做剪辑助理、当剧务，但总是笨手笨脚。

有一次在纽约东村一栋空房子里守夜看器材，他整晚提心吊胆，生怕遇到盗贼。

还有一次当剧务时，他笨拙地阻拦围观群众，被一个黑人妇女恶狠狠地威胁："敢拦我？信不信我叫人揍你！"吓得他赶紧躲开，闹了不少笑话。

后来他只能做些体力活，比如搬沙袋、扛器材，那些需要机灵劲儿的工作都让给别人做。

"我发现自己真的只会当导演，"李安苦笑着说，"做其他事都不在行。"

他甚至自嘲说，要是有日本武士的气节，早该切腹自尽了。

1990年暑假，就在李安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二儿子李淳（石头）出生了。

丈母娘和岳父专程从台湾飞来美国帮忙，刚下飞机，妻子惠嘉就悄悄叮嘱他们："千万别跟他提拍电影的事，他现在受不了这个刺激。"

那段日子，李安每天变着花样给全家人做饭。

岳父母总是很捧场，一个劲地说："好吃，真好吃！"

李安后来坦言，自己那么用心做饭，其实就是为了堵住他们的嘴，不让他们有机会提起拍片的事。

但有一天，丈母娘还是忍不住了。

她一本正经地对李安说："你这么会做饭，要不我出钱给你开个餐馆吧？"

李安只能苦笑着解释："开餐馆和在家做饭完全是两回事。"

饭后，李安躲进房间，开始为台湾《中国时报》写影评和报道。

这是他在美洲《时报周刊》工作的好友冯光远给他找的活，其实就是在变相接济他。但写了两个月后，李安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只好停笔。

那段时间，李安常常胡思乱想："也许老天爷就是在捉弄我，我的使命就是传宗接代。说不定我的儿子会是个天才？"

他也会自我安慰："连乞丐都有三年好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运。只是时机未到而已。但如果机会来了我没抓住，那这辈子就真的太窝囊了。"

李安始终抱着一线希望，觉得自己就像剧中潦倒时困在小客栈里被迫卖马的秦琼，有志不得伸。“店东主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

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李安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因为过去六年都是走霉运。”

很多人问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抑郁的日子的。

其实他说也没什么特别的秘诀，就是死皮赖脸地赖在电影圈不肯走。

用他的话说："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就是厚着脸皮待在电影圈不离开。当时机终于来临时，我就迎了上去，仅此而已。"

妻子惠嘉对李安最大的支持，就是给了他充分的自由。

她从未强迫李安必须外出工作养家，这种"放任"恰恰是李安最需要的。

作为微生物研究员，惠嘉的薪水虽然微薄，但基本可以维持基本生活。

有时双方家里也会暗中接济，李安父母偶尔会寄些钱来应急，但李安一直不愿让父母太过操心，所以家里很少谈及经济问题。

当李安成名后，很多人都好奇这位大导演背后究竟有位怎样的贤内助。

有趣的是，北一女北美校友会曾因她"李太太"的身份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惠嘉在领奖时直言不讳地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而已。"

这句大实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但正是这种"不管"，给了李安最宝贵的创作空间。李安常说，若不是遇到惠嘉，他可能根本没机会追求电影梦想。

两人的缘分始于1978年8月3日，在伊利诺伊大学求学期间，他们同车前往芝加哥盖瑞城观看世界青少棒冠军赛，为台湾荣工队加油。当时荣工队获胜，而邻座的两个年轻人也因此相识。

这对夫妻的性格堪称绝配：李安温和散漫，常常心不在焉；惠嘉则理性干练，带着微生物学家特有的严谨与细腻。

无论李安事业处于低谷还是巅峰，他们的相处模式始终如一。

低谷时，李安迁就惠嘉的工作节奏；成名后，有时惠嘉也需要配合李安的行程。

唯一的变化是，以前是李安依赖忙于工作的妻子，现在妻子偶尔要以"李太太"的身份出席活动，这多少打乱了她的工作节奏。

李安深谙夫妻相处之道："婚姻就像所有事物一样，需要适时调整。有时要通过改变来保持本质的不变。"

以前他在外谦逊，回家也一样；现在在外意气风发，回家继续保持谦和，这看似调整，实则坚守本心。

每次成功过后，都需要重新找到平衡点——比如现在，连去中餐馆吃饭都会被人认出，平静的生活确实需要适应。

有次在纽约法拉盛华人区买菜时，一位台湾太太羡慕地对惠嘉说："你真幸福，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买菜！"惠嘉立刻反驳："你有没有搞错？是我抽空陪他来的！"

这个有趣的插曲展现了他们真实的相处模式——无论是成名前后，惠嘉都很少特意陪李安买菜，但她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两个儿子和丈夫都对她心服口服。

正如中文"恩爱"这个词的精妙之处——"恩"与"爱"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的婚姻就是这样，在相互理解与支持中，走过了人生的起起落落。

参考书籍：《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

来源：一枚小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