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长瑜原本随父姓周，父亲周大文早年追随张作霖，与张学良交情匪浅。上世纪二十年代，周大文曾任市长，闲暇时最爱听戏唱戏。他有个特别的爱好——喜欢粉墨登场唱旦角，还曾与程砚秋同台演出。周家客厅里常年摆着戏服，三姐弟从小耳濡目染，后来都走上了戏曲道路。
刘长瑜原本随父姓周，父亲周大文早年追随张作霖，与张学良交情匪浅。上世纪二十年代，周大文曾任市长，闲暇时最爱听戏唱戏。他有个特别的爱好——喜欢粉墨登场唱旦角，还曾与程砚秋同台演出。周家客厅里常年摆着戏服，三姐弟从小耳濡目染，后来都走上了戏曲道路。
十九岁那年，刘长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改随母姓。这在当时颇为少见，但她为了心爱的京剧事业，毅然改了姓氏。父亲虽然有些遗憾，但看到女儿对艺术的执着，最终还是支持了她的选择。周大文常对儿女们说："唱戏要用心，不能光图热闹。"
父亲的艺术熏陶，让刘长瑜在塑造人物时格外注重真实性。演李铁梅时，她不再拘泥于花旦的表演程式，而是深入体会这个革命少女的内心世界。每次排练，她都要问自己：铁梅此刻应该是什么心情？这种对角色的深刻理解，让她的表演更加打动人心。
196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北京京剧院的排练厅灯火通明。刘长瑜正在排练《红灯记》中"痛说革命家史"这场重头戏。她穿着蓝布褂子，脑后扎着一条乌黑的大辫子，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紧贴在脸颊上。这场戏已经排练了多遍，导演阿甲还是不满足，要求再来一次。
"铁梅，你要记住，此刻你不仅是失去父亲的女儿，更是一个革命者的后代。"阿甲导演的话在耳边回响。刘长瑜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想象着日寇占领下的哈尔滨：寒风刺骨，街上巡逻的宪兵靴声阵阵，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当她再次睁开眼时，眼神已经变了——既有少女失去亲人的悲痛，又带着革命者特有的坚毅。
音乐响起，她缓缓抬起右手，这个动作她反复琢磨了很久。不是传统戏曲中夸张的水袖动作，而是一个真实的、颤抖的抬手——就像普通人在极度悲痛时那种不受控制的肢体反应。唱到"爹爹留下无价宝"时，她的声音哽咽了。排练厅里鸦雀无声，连乐队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乐器。
最打动人的是那段没有唱词的表演：当听到隔壁伪警察的脚步声时，刘长瑜设计了一个细微的停顿。她的眼神先是一惊，随即强压住悲痛，迅速擦干眼泪，把密电码藏进棉袄里。这个细节是她观察现实生活中那些地下工作者后加入的。谢幕时，刘长瑜的双手还在微微发抖。这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全身心投入表演后的自然反应。后来她回忆说："那晚我不是在演铁梅，我就是铁梅。要把《红灯记》演好，真是不容易啊"
刘长瑜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艺术书籍，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到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从莎士比亚戏剧集到当代小说，种类繁多。每天清晨，她都会抽时间阅读，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她说："演员不能只懂唱戏，要多看、多学、多想。"周末的时候，她常去电影院，最爱看苏联电影，那些细腻的表演给了她很多启发。有次看《战争与和平》，她特意记下了娜塔莎跳舞的片段，后来在排《春草闯堂》时，她把这段舞蹈的韵律化用到了表演中。
音乐是她的另一大爱好。除了京剧，她还喜欢听交响乐，尤其爱听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她说中西音乐虽然形式不同，但表达情感是相通的。在排《卖水》时，她把小提琴的滑音技巧化用到唱腔中，让"报花名"那段更添俏皮。舞蹈她也常看，杨丽萍的孔雀舞让她着迷，那些曼妙的手势后来被她用在了《春草闯堂》的表演里。
念白的改革是她的一大突破。传统京剧念白讲究字正腔圆，但往往缺少生活气息。她大胆地把日常说话的语调融入其中，在《燕燕》里，她念"我可不当这个冤大头"时，那种市井味儿活灵活现，却又保持了京剧的韵律。老观众起初不习惯，后来都夸这样更真实。
做功方面，她讲究"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演《卖水》里的梅英，一个转身既要漂亮又不能轻浮。她说这是从看花样滑冰中学来的，运动员每个动作都要到位，但不能使蛮劲。这种分寸感，让她的表演既活泼又不失大家风范。
对待传统，她的态度很明确：尊重但不拘泥。排新戏时，她常跟年轻演员说："梅兰芳大师要是活在今天，肯定也会创新。"每次排练结束，她都会跟演员们讨论其他艺术形式。有次说起电影《小花》，她分析陈冲的表演如何自然，建议大家在保持京剧特色的同时，可以学习这种生活化的表达。年轻演员们听得入神，都说刘老师懂得真多。
1976年的春天，北京城里的槐树刚抽出嫩芽，刘长瑜站在中国京剧院办公室的窗前，望着院子里练功的年轻演员们。她刚被任命为副院长不久，这个新身份让她既兴奋又忐忑。作为京剧名家，她在舞台上塑造的"李铁梅"早已深入人心，但如今要管理整个剧院，却是全新的挑战。
与长瑜共事多年的老艺人们常说，这姑娘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当年学《红灯记》时，她能把李铁梅的倔强与纯真拿捏得恰到好处，一个眼神就能让观众心领神会。可如今坐在办公桌前，她发现管理剧院比演戏复杂得多。演员只需专注自己的角色，而领导要考虑的是全院上百号人的生计和艺术追求。
每天早上七点，长瑜就来到剧院。她要审阅演出计划，协调各部门工作，还要处理演员们的家长里短。有时排戏到深夜，第二天还得参加文化部的会议。最让她头疼的是，如何在坚持艺术标准的同时，又要完成交代的任务。那年月，京剧既要传承经典，又要改革创新，分寸实在难把握。
老院长曾对她说："咱们京剧院的担子，就像《挑滑车》里的高宠，既要稳又要快。"她开始研读文件，学习管理知识，甚至向其他院团的领导取经。她不再是那个只谈艺术的演员，而要思考如何落实文艺政策。
最让刘长瑜挂心的是青年演员的培养。她亲自指导基本功，组织老艺人传戏，还推动建立了青年演员考核制度。有人劝她别太较真，她却说："京剧是祖宗留下的宝贝，咱们这一代人要是传不好，将来怎么向子孙交代？"
排练厅里，几个年轻演员正在练习《北国红菇娘》的唱段。刘长瑜站在一旁，时而点头，时而皱眉。这部新戏是青年团的招牌剧目，张建国、邓敏这些年轻演员都很卖力，但总觉得还差点火候。自从1983年院团改革后，这种"自由组合"的演出模式让演员们既兴奋又迷茫。过去固定的班底被打散了，现在要重新磨合，确实不是件容易事。
于魁智正在隔壁排练《四郎探母》。这位正值壮年的老生演员，嗓音清亮，做派大方，是院里重点培养的对象。刘长瑜常想，要给他多排几出大戏，可眼下经费紧张，新戏排演总是捉襟见肘。有次她特意找于魁智谈心，问他最想演什么角色。于魁智说想尝试《赵氏孤儿》里的程婴，这个角色唱做并重，很考验功力。刘长瑜记在心里，开始筹划这个项目。
老艺术家们的情况更让人揪心。李世济已经七十多岁了，腿脚不便，但唱起《锁麟囊》来依然字正腔圆。刘长瑜特意安排她在重要场合演出，场次不多，但每次都能引起轰动。有次演出结束，李世济拉着她的手说："长瑜啊，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唱，你就多给我安排几场。"刘长瑜听了心里发酸，她知道这些老艺术家最怕的不是累，而是被观众遗忘。
剧院的走廊上挂着历年演出的剧照，刘长瑜每次走过都会驻足。那些照片记录着京剧院的辉煌，也提醒着她肩上的责任。改革的路还很长，但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总能闯出条新路来。就像她常对演员们说的："咱们唱戏的，最不怕的就是吃苦。"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