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会议室里，导演在翻相册，翻到第七页停下：“这个女孩，把她找来试镜。”女孩叫李长乐。

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一个女人，从银幕之巅摔入泥泞，从鲜花掌声中走到医院病房。

她曾被万人仰望，也曾在凌晨背着水桶跪地刷地板。

她救活过一个人，那个人是她的丈夫，她也救活过自己，从最不可能的地方。

——《壹》——

196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会议室里，导演在翻相册，翻到第七页停下：“这个女孩，把她找来试镜。”女孩叫李长乐。

表演系刚毕业两年，长相不惊艳，但一站上镜头，就有股劲儿。

她接到《锦上添花》的剧本时，只觉得“轻松”，“就是个爽快姑娘”，她说，拍戏那年，片场风大，每天穿着单衣反复摔跤。

摔了就爬，不喊疼。

三个月拍完，导演说，这是她的片子，但她还不知道自己红了，电影上映那年，观众排长队进影院，有人只记得女主角的大眼睛和麻花辫，走在胡同里，小孩追着喊她“铁英”。

北影厂的大门口第一次堵车，是因为她。

第二年春天，一个电话打到北影：“总理在百花奖晚会上想见李长乐。”她去了，晚会结束，总理和她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

她回忆那晚时说，“我没敢抬头，他看着我说，小李，你演得好。”

从此她调入北影厂，成为正式演员，她从群演，一步登上顶流，没人知道她是怎么红的，她也没时间回头，她接连接戏，《青年鲁班》里她演女教师秦淑贞，和“铁英”完全相反。

角色严肃，语速慢，眼神稳。

观众说：“那个爱笑的姑娘长大了。”她不再只演“明朗”，她开始演“复杂”。可热度不是永远的，刚红三年，李长乐消失了。

——《贰》——

1966年，她结婚，不是圈里人，是个理工男，南京大学博士生，土木专业，叫唐佩韦，两人认识时，李长乐正在拍戏。

剧组住在招待所，晚上大家围在一起念剧本。

他坐在角落，听得很专注，她说他不像工科生，说话像文人，他们谈恋爱没人知道，那年她红得发亮，他在实验室写论文、搞结构图。

两人一个在片场，一个在实验楼，中间靠一张火车票和很多信纸。

结婚时没办婚礼，连婚纱都没有，照相馆的照片就是结婚证据，但婚后第一年，她被叫走了，她被安排去劳动。

带队的是陌生人，她背行李跟着走，行李里有一套剧本，一张结婚照，一本医学书。

没人告诉她要去多久，她也不问，她只写信，一封接一封，信寄给唐佩韦，她写自己一天拉几车水，脚底打泡，晚上洗不掉泥，但她还在背台词。

她说：“我怕忘了表演是什么感觉。”

唐佩韦回信不多，每封只有三五句话，他在信里放了自己写的诗，有一首是这么写的： “你走的地方没有灯，我在夜里替你亮着”

李长乐回到北京那天，头发剪短，皮肤晒黑，穿着一双自己缝的布鞋。

她第一时间回北影厂找导演，导演不在了，人事换了，项目换了，没人认识她，她重新拿剧本，剧本里没有主角，她演配角，护士、母亲、盲人。

有人看不懂：“你怎么甘心？”她回答：“能演就行，别让我闲着。”

——《叁》——

1978年，唐佩韦突然倒下，那天是秋末，天刚转凉，他早上出门前还在洗脸，水没擦干，手突然开始抖，他试图扶住脸盆，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医生说，是神经系统问题，发展快，可能瘫痪。

李长乐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病名是格林巴利综合征，医学解释复杂，但她听明白一句话：“呼吸也可能会停。”

她不懂这个病，她翻书、问医生、听别人讲例子。

她听到最多的是“靠运气”，她没信这个，从那天起，她没再回家，医院病房冷，每晚她都靠在病床边坐着，不睡。

护士劝她回去休息，她说：“我走了，他睁不开眼怎么办？”

病房里，她给丈夫按摩手脚，早晚各一次，医生说没必要，她坚持，她找来橡皮球，让他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去按。

他一度全身不能动，嘴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她用棉签蘸水，一点点润他的嘴唇。

医生让准备最坏打算，她没动，“他不放弃，我就不放弃。”她说，他不能说话，她读他的眼神，每天中午，她拉着女儿进病房唱歌。

有人问她：“你就不怕他一辈子都不能站起来？”

她说：“我怕，但更怕没人在他身边。”某天早上，他的右手指头动了一下，她看见那一下，扑过去，喊医生。

医生起初没当回事，直到他手指动了第二下。

从那天起，他开始慢慢恢复，半年后能坐起来，一年后能扶墙走路，唐佩韦后来回忆说：“她救了我一命，不是比喻，是事实。”

她说：“他用信救过我一次，现在换我。”她不信命，但她信人。

——《肆》——

李长乐很少谈她的父亲，她只是说：“他是我一生的影子。”李蒸，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他给她留下的，是习惯。

吃饭要坐直，衣服自己洗，说话不说空话。

她从小被灌输的不是“成名”，而是“成事”，小时候家里书架一面墙，她随手能拿到英文小说和《资本论》，但她最爱的是一本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父亲的行程表、演讲草稿、学生名单。

她说：“他对每一件事都认真得让人害怕。”她出名后，父亲一句夸奖也没说，只问她：“你以后能做多久？”她不明白那句话。

直到有一天坐在自己家沙发上，房间里很安静，电话不响，剧本也不来。

她开始写字，读旧剧本，看外国片，她接了一部译制片，叫《笑面人》，里面有个角色，失去了所有，还要每天笑着面对世界。

她一边配音一边哭，不是被剧情打动，是她觉得那个角色是她自己。

后来她又配了《冰雪之门》《阿信》，她说：“我再不上台，就当是在别人的声音里活一回。”她活得低调，但从不躲。

她住在北影厂宿舍楼最北面的一间房里。

冬天冷，窗户缝大，地板是木的，会响，她用破毛毯堵住缝，用热水瓶焐被窝，她不去剧组聚会，不上电视台访谈。

她说自己是“过气的演员，不值一提。”

但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教材里，她的镜头被剪进“经典场景”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有人问她：“你觉得你的人生值吗？”

她没回答，只是过了很久，她说了一句：“我不是在等掌声，我是在等一场风停。”

来源：水木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