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那头传来北京哥哥的笑声，是视频通话，他问：“院子里的花是不是又开了？”她笑着点点头，又反问：“你那边，老院子是不是还热闹？”

美国西海岸的清晨，阳光从海平面缓缓爬上来，照在一栋浅灰色的小楼上。

院子里的月季刚开，淡粉色的花瓣在风里轻轻摇着。

孙加林端着一杯热茶，坐在藤椅上翻着一本厚厚的科学杂志。

73岁的她，动作依旧利落，神情却比年轻时温和了许多。

电话那头传来北京哥哥的笑声，是视频通话，他问：“院子里的花是不是又开了？”她笑着点点头，又反问：“你那边，老院子是不是还热闹？”

这样的日子安静而简单，可如果你耐心听她讲起往事，会发现她的一生并不平静。

她是建筑大师的女儿，是国际医药化工领域的华裔科学家，曾在跨国巨头担任高管，也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姻，陈凯歌的第一任妻子。

十年的婚姻，没有孩子，离开之后，她的人生像换了航道，一路驶向了另一片海域。

孙加林的故事，要从她的父亲说起。

孙芳垂，安徽池州人，中国建筑设计界的传奇人物。

他年轻时的经历，比小说还要曲折。

二十出头，在国立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学业正好，抗战的枪声却已经逼近。

他报名加入中国远征军，被派往中缅印战场。

那是一条被称为“驼峰”的空中航线，要越过雪山和热带雨林，穿过乱流和冰川。飞机飞得低了，会擦上山脊；飞得高了，氧气不足、发动机结冰。

二战期间，1500架飞机和3000多名飞行员，永远留在了那片山谷。有人说，那里是铝谷，因为阳光一照，散落的机身碎片像无数银色的光点闪烁。

孙芳垂凭借流利的英语担任中美军队之间的翻译，也帮忙参与工程测绘和临时设施的建设。战场的严酷、生命的脆弱，让他日后在建筑上更加追求稳固与长久。

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建设大军的一员。

北京的天际线，从首都剧院到中央电视塔，再到北京饭店的西翼，都有他的作品。

他在北京建筑设计圈的声望，不只是因为设计美观，更是因为他的倔脾气。

修建中央电视塔的时候，北京的天气忽冷忽热，塔身外的钢结构焊缝必须在特定温度下施工，稍有差池，日后可能出现裂纹。

当时的施工条件远不如今天，很多人觉得“差不多就行”，可他不干，宁可暂停几天等气温回升，也不允许有一条焊缝不达标。

“几十年后它还要站在这儿，哪怕多花几天，也不能让它出问题。”他在工地上说过的话，被工人们记了很多年。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几十年过去，中央电视塔依旧稳稳地立在那里，成了北京最显眼的地标之一。

他还参与了北京昆仑饭店的设计。那时外方设计团队提出的方案在审美上很新颖，但在结构安全上存在隐患。

孙芳垂坚持修改方案，哪怕这会得罪合作方。

后来酒店顺利建成并运营多年，证明了他的坚持不是多此一举。

孙加林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自然耳濡目染。

她不是那种被娇养的孩子，父亲常带她去工地，让她看图纸，跟她讲承重结构和采光原理。

她记得有一次站在还没封顶的楼层上，风很大，父亲递给她一顶安全帽，说：“人要怕摔，但不能怕高。”

这句话，她后来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反复想起。

她在高中毕业后待业一段时间，直到1976年才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洗印厂工作。

那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岗位，没什么前程可言。

但就是在那里，她遇到了陈凯歌。

陈凯歌那时是厂里的水暖工，高个子，走路带风。

别人闲聊的时候，他总是安静地在角落看书，还随身带着笔记本。

一次培训课，孙加林为了记住一首生僻的唐诗，把它写在课桌上。

陈凯歌打扫时看到了，字迹遒劲，诗句冷门，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两人很快熟悉起来，从唐诗聊到电影，从家乡聊到理想。

都是北京孩子，家境相似，也有共同的文学兴趣，相处得很自然。

几个月后，他们决定结婚。

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彩礼，连婚房都是陈凯歌父亲从家里挤出来的九平方米小屋。

可在那个年代，两个年轻人觉得，只要一起努力，什么都能慢慢有。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

原本打算要孩子的孙加林，临时改变主意，想读大学。

她甚至劝陈凯歌也一起复习：“别一辈子拧管子了。”

那段时间，小屋成了他们的自习室。

下班后各自坐在书桌前，伏案到深夜。

困了，她会煮两个鸡蛋，一人一个补充体力。

第一次高考，她考上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他落榜；第二年，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毕业后，她参与了北京昆仑饭店等大型项目，陈凯歌则开始拍电影。

他们的生活轨迹开始分成两条平行线，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

30岁那年，父母催生的声音越来越频繁。

但孙加林心里一直有个更大的愿望，那就是出国深造。

1984年，她拿到了加拿大皇家大学医药化工专业的全额奖学金。

陈凯歌的反应很平淡，甚至带着反对。

他希望她留在国内，做母亲，过稳定的家庭生活。

而她想去看更大的世界，想在专业上走得更远。争执之后，她独自飞往加拿大。

那几年，她在实验室与论文之间忙碌，陈凯歌在国内拍摄《黄土地》，声名渐起。

距离和理念的不同，让这段婚姻越来越淡。

1986年夏天，孙加林回国办完手续，十年的婚姻结束得安静而干脆。

离婚后，她很快完成学业，进入美国杜邦公司担任科学家。
杜邦是世界顶尖的化工巨头，能进来本身就是对能力的认可。

她参与的医药化工项目，不少后来被用于国际大型制药企业的核心产品中，有的甚至在临床救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杜邦的三十多年里，她从科研人员一路做到亚太区执行总裁，不仅做实验，还要管理跨国团队、谈国际合作。

她手下的工程师来自十几个国家，有一次，她带领的团队需要在六个月内完成一种新型药物中间体的生产试验，这个进度在业内几乎被认为“不可能”。

她每天早晨第一个到实验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亲自参与实验数据的分析和修改。

最终，项目提前两周完成，杜邦总部在内部通讯上点名表扬。

“她是那种能把科研和管理结合起来的人。”一位合作过的工程师说，“她既能在实验室里找到错误的化学式，也能在谈判桌上用几句话让客户买账。”

1989年，孙加林在美国再婚，丈夫是一位白人。

孩子出生后，丈夫主动分担家务，让她继续在事业上往上走。

2006年，她被派往上海任亚太区执行总裁，丈夫和孩子留在美国，她常年两地飞行。

护照上盖满了出入境的印章，周五晚上下班就赶飞机，周一一早又坐在会议桌前。

她的收入远高于丈夫，但两人之间没有因为钱生隔阂。丈夫曾对朋友说：“她是家里的女王，我愿意让她站在舞台中央。”

父母年纪大了，孙加林曾多次邀请他们去美国定居，但老人舍不得离开北京的老院子。父亲在晚年终于圆了入党的心愿，2011年在北京去世。

那年，她和哥哥一起操持后事，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有一次，北影厂的老同事想组织聚会，邀她和陈凯歌同场。她笑着摇头：“没必要见了，大家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2016年，有电视台找她回国上节目谈往事，她依旧拒绝：“那一页，早就翻过去了。”

如今，她在美国过着安静的生活。

孩子们已经成家立业，她和丈夫散步、喝茶、种花。

偶尔与北京的哥哥视频，聊聊院子里的月季花，或者父亲的老朋友最近的消息。

在别人的故事里，她是陈凯歌的第一任妻子，在她自己的人生里，那只是一段不值得提起的陈年往事。

来源：赵林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