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花样娱乐，能带来群体共鸣的，样板戏算得上顶流。说句实话，当时无论老少还是干部职工，只要哪儿有《智取威虎山》、《海港》轮番唱，就不缺观众。这些被重复演绎的革命故事，热血里不自觉萦绕着舞台的光，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审美脉络和情感节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花样娱乐，能带来群体共鸣的，样板戏算得上顶流。说句实话，当时无论老少还是干部职工，只要哪儿有《智取威虎山》、《海港》轮番唱，就不缺观众。这些被重复演绎的革命故事，热血里不自觉萦绕着舞台的光，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审美脉络和情感节奏。
但是，论到样板戏的创新，有个人几乎无人不服。他就是于会泳。他出身贫寒，父母几个钱全砸在他身上，也许他们没怎么琢磨，于会泳将来会怎样，现在想也许自己都不信这孩子能走到那么高的位置？那会儿他只是个山东威海的初级教师，每天教书写字，日子波澜不惊。但看他上完课自己掏钱买根笛子回来琢磨，没办法，天分和着热情流淌。
他从小对乐器一学就灵，乐理书一拿起来，翻两页也就会了。1946年那阵子，局势乱但是文化氛围热闹，胶东文工团招人，于会泳一道考进去，自此一头扎进音乐。几年下来，不仅自己能演能导，还去各地拾荒似地搜集民歌，他带起来的那部《胶东民歌集》至今还有人在翻。
组织很快注意到他。才华这事儿确实藏不住。1949年让他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成绩一看就亮眼，毕业后爽快留用。华东音乐团叫他创作，贺绿汀看上了他，老师带学生的那种劲头。可这人，老是喜欢强调自己，合著作品署名都要往前排。那时集体荣誉观强，这种小个性，有点刺眼。可他嘴甜手巧，人见人记，生生把名字往圈子里打出去，只不过1958年还是因名利心太重挨了批评，下放劳动改造，着实走了下坡路。
有意思的是，遭遇低谷时，人最需要的有时不是能力，而是一封安慰信和一句推荐。贺绿汀没放弃他，常写信捎话儿，还帮着推荐作品。有些日子人真是快撑不下去了，结果新的创作邀约还在往家里送，他又硬气起来。如果没有那段低谷，他也许不会那样拼命，不会费尽心机和当时文艺界那些大人物攀上关系。
1963年中国戏曲改造，推动现代化。于会泳似乎等到了用武之地。他直接写出两万字长文，专谈戏曲乐队现代转型，文章一经发表，北京那边有名的江某注意上了他。其实当时文艺圈都知道，江某手里有决定权，谁能发光全靠她一句话。上海那头文化局反应灵敏，赶忙将于会泳借走，让他专司《海港》音乐。
世界就是这样的巧合和相遇。1965年，江某再见到于的乐理文章，再次点名，这个人不能错过。很快，于会泳的全部研究资料出现在她桌上。她力荐他加入《智取威虎山》的创作。那段时间，他写乐谱写晕了头，嗓子累坏，自己也没想到能把古老的京剧和西洋乐揉到一起，竟得到顶级赞誉。
《智取威虎山》一炮打响，他再接再厉，《龙江颂》《杜鹃山》《乱云飞》一部接着一部，堆成了样板戏潮流的中心。于会泳被称作样板戏三大巨头之首，夸他的人一拨接一拨。这种时候，冷静的人少。
可惜，文艺的高光和权力相吸总归裹着风险。有些说他本不想深陷政治，但江某把他拉进来，想挣脱实在难。于会泳有点顺水推舟，干脆全身心跟上，成为了上海文化界的中坚力量。局势变化太快，他保护过浩然、汪曾祺。只是，有的人是注定救不了的，比如贺绿汀。无论当时多想帮，顶不住上面点名，现场让他批斗，哪怕内心矛盾，也只能说些违心话。
从这往后，他参与了一些当时所谓的“整治”。支持了一些决策，导致不少同行遭殃。人性拐不过弯，彼时他恐怕没法想象，这种投入与效忠，会把自己推到风头浪尖。他在1975年成为文化部部长。有人力捧，有人妒忌。江某毫不讳言，想让他爬上更高的位置，还说过“以后让于会泳当副总理”。野心是有的。
但身处风口浪尖的人，难逃大势。江某倒台那天，于会泳也脱不开干系，被隔离审查。最初，他自信地写下17万字交代材料，觉得自己没犯什么大错，大不了暂时失去自由，很快就能出来。自信的人未必能接受最坏结果。他完全没想到，自己所涉及的事项远比以为的严重。
时间一点点过去，审查流程一环扣一环。于会泳的境遇急转直下，昔日神气全没了，被轮流审问。那种落差，任谁都撑不住。从部级高官变成阶下囚，他内心难受，也不抱幻想了。1977年8月31日深夜，绝望里喝下高浓度洗厕液，人发现时已来不及。他的内脏全部烧坏，抢救无力。自此，成为四大样板戏人物中唯一以如此方式收场的人。
他的死，在当时并未广泛报道，外界不明就里。可在文艺圈，却掀起不少涟漪。有人说他是天才，毁在时代洪流。也有人暗地说，他就是野心家的下场。其实，不管各路人怎么议论，于会泳的结局，注定不会风平浪静。
1983年，到了刚平反一批冤假错案的阶段，还是有不少干部得受处分。官方把他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所有荣誉和权力过往皆成虚无。一个人，在最闪耀时刻并不觉得自己是误入歧途。可一旦潮水退去，所有问题反而涌现出来。
现在回头看，于会泳这一路，既有天赋、勤奋，也难免功利和自负。可要全盘否认他在样板戏音乐上的创新，显然也说不过去。甚至说，没有他的参与，样板戏不会形成那种兼容并包的新气象。他的名字，在相关史册里被反复提起，不全是贬低也不是全面认同。
有人觉得他立场不坚定，为了自保伤害他人，但也有声音说他其实心软胆小。站在内行角度说，样板戏这种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探索，于会泳绝对是核心推动者。他的离世是时代氛围推向极端的惨烈注脚。权力、名利、理想和个人际遇，在他身上成了一个不断扭结的疙瘩。
训练有素却又太过敏感，机会降临便全力以赴，有风声不对时又表现失措。于会泳也许没法简单用对错、黑白去衡量。甚至他在文革前后的不同表现，本身就有反复和迷茫。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谁又能肯定，处于当时旋涡里，会比他做得更好？
有人说他身上藏着中国文艺极盛与极衰两种命运。他出局后，样板戏热度随即消散，留给后人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至今，再谈这段往事，总有人想问，历史是不是应该多给一些同情？也有人反问，这就是选择的结果，谈什么同情呢。
到头来，最戏剧性也最实在的，是样板戏里外都和现实生活一样混沌。你可以爱他、恨他，绕不开的人情冷暖就在那儿。他的失败和无力，被时间一点点融化掉了。
走到今天，谁还在意那年的拒绝与坠落。于会泳这几个字还在专业教材、访谈里偶尔冒头，故事说到这里，谁也解释不清每个人当时心里的波澜，谁又能断定，自身处于那个风口浪尖时会不会和他做出一样的选择。
声音、光影、野心与胆怯，都交融在那个人的半生里，至今难说清好坏对错，故事就这样留在了历史的背面。
来源：郑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