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扳倒右相、取而代之，左相策划了这场历时数年的倒杨行动。在拿到了右相贪腐的证据，又借着荔枝宴的特殊场合，左相毕其功于一役，终于当众发难、弹劾右相。

大结局之前，李善德与左相联手，在荔枝宴上做局下套、逆袭反杀，最终惹得皇帝暴怒、当场发飙。

在皇帝看来，荔枝转运失败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右相结交外臣、涉嫌利益输送，这就是妥妥的死罪了。

为了扳倒右相、取而代之，左相策划了这场历时数年的倒杨行动。在拿到了右相贪腐的证据，又借着荔枝宴的特殊场合，左相毕其功于一役，终于当众发难、弹劾右相。

如果没有意外，杨国忠的政治生涯会就此终结。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左相挖空心思、穷尽手段，最终却仍是功亏一篑的结果。

皇帝虽然处罚了右相，但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最终不过是闭门思过、罚俸数月这样挠痒痒一样的结果。

这场旷日持久的倒杨行动，以如此的方式收场。左相，雨点般的重拳，还是打在了棉花上。

右相躲过一劫、全身而退的背后，固然有其贵妃兄长的因素，也有皇帝出于权力制衡的考量。然而，身居中枢、结交外臣，向来都是皇帝的逆鳞。无论是谁，一旦触碰到皇权的痛点，必然会遭到皇帝的严惩。

杨国忠与何有光，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深度捆绑。因此，何有光就成了左相倒杨行动的关键突破口。只有打倒何有光，就能够顺藤摸瓜、祸水东引，进而打倒杨国忠。

如今，何有光落马，左相手里攥着账本，又有效忠信的白纸黑字，为什么却无法扳倒右相呢？

答案很简单，左相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如果我们细数何有光犯下的罪名，其中性质最严重的一条莫过于谋反。在何有光死前，他决定起事、造反谋逆，这本来是九族消消乐的大罪。只是，鱼内侍当时在上奏朝廷时，掩盖了何有光谋反的事情，如此一来，谋逆就无从谈起。

不过，即使如此，左相手中仍旧握着两件实锤的证据——效忠信和账本。只有有了这两个杀手锏，不愁锤不死右相。

在两件关键证据中，效忠信才是关键。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率土之滨，皆是王臣。高州刺史堂堂的岭南霸主、封疆大吏，效忠的对象居然是宰相杨国忠，这样的事情传到唐玄宗的耳朵里，一定会气得肺炸。

右相浸淫官场多年，自然知道孰轻孰重，所以当左相指控他结交外臣时，杨国忠立马就破防了。

只是，效忠信本就是左相派人连蒙带骗的产物，它从一出生就缺乏程序正义。急于求成的左相利用了伪造证据的方式来打击政敌，这恰恰给了杨国忠脱罪的理由。

毕竟，无论是刺史效忠信，还是使者马归云，只要稍加查证，就能真相大白。

故事讲到这里，左相手中还有最后的一张牌——账本。这账本上记录着何有光行贿杨国忠三千万贯的明细，只要逐家调查，自然会水落石出。

和伪造不同，账本是如假包换的证据。

遗憾的是，何有光已死，死无对证。只要杨国忠咬死了不承认，就没人能证明两人之间的利益输送。

更加遗憾的是，按照一般的逻辑，何有光既然有能力行贿三千万贯，那家产必定是可以荣登大唐福布斯富豪榜的存在。

然而，在何有光死后，他虽然被抄家，但是他搜刮的民脂民膏并未进入国库，也没有被杨国忠据为己有，而是被鱼内侍暗中鲸吞。

当时，赵掌书曾将何有光拥兵自重、敛财聚粮的罪行悉数写了出来。对此，鱼内侍就曾表示过不满，当时，他特别说明两件事情不能提——“敛财之事不能提，有恐牵连右相；这谋反之事，那就更不能提，若是被右相政敌所利用，那可是万劫不复。”

既然何有光敛财之事不能提及，那么他在岭南十年贪墨的家产都去哪里了呢？当时，赵掌书与鱼内侍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赵掌书：这是罪臣何有光所有的财物都记录在册，请鱼督使过目。

鱼内侍：触目惊心啊，何有光辜负了右相的栽培，丧心病狂。此物便不呈给右相添扰了。

好一个鱼内侍，前一秒还在怒斥何有光贪墨所得触目惊心、丧心病狂；下一秒就被何有光附体，直接上演零元购，把“触目惊心、丧心病狂”变成了自己的财产。

正是鱼内侍吞下了何有光的巨额财产，因此，何有光案发后，在大唐皇帝和办事官员看来，何有光家里空荡荡、穷得叮当响。既然何有光穷到吃土，那他自然也没有巨额行贿的能力。

有了这样的背景，何有光给杨国忠行贿送礼也自然是无稽之谈。

左相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却只能坐实右相在荔枝转运中有失察之过。对于运荔枝而言，具体执行人是鱼内侍，杨国忠顶多也就是负有领导不力、监管失察的管理责任。

一场危机，终以罚酒三杯的荒诞结果收场。

杨国忠逃出生天，必须感谢鱼内侍。

来源：烟花五月下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