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1年，孙道临出生于北京孙家，这是一个典型的书香世家，祖父孙讷思，清末翰林，曾主讲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主张新学。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的一生像一部镜头未停的长片，从家族荣光，到时代乱流，许多场景都是真实的。

他没讲过太多自己的事，留下的只有剧本、手稿、旧词抄本，还有一代人记得的声音。

1921年，孙道临出生于北京孙家，这是一个典型的书香世家，祖父孙讷思，清末翰林，曾主讲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主张新学。

父亲孙文耀，早年留学比利时，回国后在教育部任职，通晓多国语言，母亲范念华，是江南望族之后，幼年习诗抄经，做菜也讲究苏式刀工。

这个家有一个对联挂在书房门口：“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不是装饰，是规矩。

每天吃饭前，孙道临都要念一段《论语》才能动筷，冬天抄书，抄错一字，抄整页，笔记本用的是祖父留下的旧账本，纸质发黄，字迹整齐。

父亲孙文耀重病那年，家中变卖了一处祖宅，地址在北京宣武门一带，祖上四合院，开过私塾。

卖房的钱只做一件事：供孙道临读完燕京大学，临终前，孙文耀嘱咐子女，把剩下的祖产捐给政府。

“你要记得，不靠祖产，要靠脑子。”

1936年，孙道临15岁，那年他在《世界日报》副刊发表了短篇小说《母女俩》，文风干净，情节有悬念，像是成人写的，编辑后来得知他还在念中学，吓了一跳。

他没有写自己家的事，只写街头遇见的苦力、坐车碰见的售票员。

17岁，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英语极好，也能读德文，课余参加话剧社，排的是曹禺的《雷雨》《日出》。

黄宗江是话剧社指导，第一眼看到他，说：这个人有戏，不是台词，是眼神。

他不多话，排练时站最后，进场后，动作最准确，第一场戏《窗外》，演一个军阀的养子，旁人说他太斯文，他自己不吭声，台词一字不漏。

1942年战乱起，燕大停课，北平沦陷，学校迁到四川，他没赶上，滞留在山东济南，身上只有一张学生证，一本书。

他靠在乡下放羊为生，白天喂羊，晚上躲在砖窑看书，后来在济南遇上剧团巡演，跟着去了上海，没有演出经验，最开始只负责看道具。

1944年进了中国旅行剧团，后加入国华剧社，没工资，排戏时饭是合吃的，三个人一碗。

1948年，孙道临主演《大团圆》与《乌鸦与麻雀》，成为银幕焦点。

那时的电影工业刚起步，多数导演来自话剧背景，器材简陋，布景粗糙，靠的是演技撑起来的真实感，他演的角色多是书生、教师、青年知识分子，话少，眼神多。

《乌鸦与麻雀》里，他饰演“赵大叔”，一个租户代表，形象瘦高，穿灰布长衫，头发整洁，眼神坚定，台词只有几句，观众却记住了他递钥匙那一幕。

文化部评选“优秀影片奖”时，这部片拿了奖，有人说他像是从书里走出来的角色，不像演出来的。

1954年，《渡江侦察记》是他的转折点。

这是他第一次扮演军人，角色名叫李连长，很多人怀疑他能不能撑起这种形象，导演傅超武选他时，放弃了几位真正当兵出身的演员。

拍摄地选在江西南昌一带，野外取景，衣服上都是泥，一场涉水戏，水深到腰，他坚持不用替身。

李连长的形象彻底颠覆了他原本的“文弱书生”标签，军帽压低，军靴泥泞，台词硬，眼神狠。

首映后，《解放日报》刊文称其“演出了人民军队的刚毅与沉着”，他没回应这些评论，只把剧照贴在工作室门上，底下写了一句：“这一回，我像个兵。”

1962年，他与越剧名家王文娟结婚，婚礼很小，只摆了两桌饭，地点在长乐路一家熟人开的饭馆。

有人送来一套剧照集，里头是他们合作时留下的工作照，他站在布景前，她坐在灯下补妆。

家中布置简单，家具多是旧的，两人每年只有一次出远门，就是春节回江苏无锡王文娟娘家。

1964年，女儿出生，那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夫妻商量后，给她取名“庆原”，寓意“庆祝原子时代开启”。

孙道临是一个节省到极致的人，洗脸水留下来拖地，衣服穿到破了才补，但女儿长身体那几年，他每顿都会夹鸡蛋和猪肝给她吃，自己只喝汤。

“你妈教你善良，我教你独立。”

这句话他只说过一次，女儿后来写在回忆文章中，落款是“孙庆原，工程师”，没有多余的话。

1959年，梁波罗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只有18岁，那年他刚从中戏表演系分配下来，长得白净，带点书卷气。

第一年没戏拍，只能做助理，孙道临注意到他，是在一次朗诵排练，梁波罗发音标准，但气不足，念到“风卷残云”时声音抖了一下。

孙道临叫他过去，递了本词典，“查一下‘卷’这个字。”梁波罗以为被批评了，低头去查，孙道临却说：“声音要卷进去，字也要翻进去。”

他不是教课出身，但方法直接，，一旦觉得某人有料，他会拉一把，不是靠鼓励，而是靠训练。

他给梁波罗争取了一次正式朗诵机会，是在《解放日报》主办的纪念晚会上，作品是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

他站在台下，没说一句鼓励话，等朗诵结束，只说一句：“下次换掉‘嗯’声。”

1960年，拍《51号兵站》，主角定的是梁波罗，饰演交通员，孙道临亲自要求客串政委，一共五场戏，不露脸的也演，导演问他为什么愿意“降咖”，他没回答。

拍摄现场，他会站在摄影机后看梁波罗走位，走错了不吼人，回放时自己重演一遍动作，政委角色不抢镜，但台词精准。他只说“命令就是桥”，观众记住了整场桥段。

梁波罗火了，被称作“小老大”，专演地下党员、侦察兵、交通员一类形象，有人说他像孙道临接班人，他不接受这种说法。

“他是字典系演员，我还在背词。”

孙道临很少批评梁波罗的戏，但会指出动作问题，一次看《兵临城下》，他突然说：“你枪拿反了。”梁波罗一愣，回去查资料，果然反了，拍完戏他请孙道临吃饭，被拒绝了。

“你不是请我吃饭，是买我一句话。”

他们常讨论剧本，也讨论文学，孙道临反复强调：终身不离字典。梁波罗受这句话影响极深，随身带词典成了习惯，哪怕只演一句台词。

2003年，某音像公司未经授权，擅用孙道临配音作品，他已退休，身体不好，不愿意出面打官司，梁波罗坚持联名起诉。

在庭审现场，他带着剧本原件，朗诵了一段《早春二月》的旁白，语速不快，断句准确。“他是我师父，这是我还的账。”

2004年，孙道临突发脑出血，送医晚了，抢救回来后部分失忆，短期记忆受损，长期记忆保留。

女儿孙庆原辞职，回家照顾，原本在研究院做工程设计，停薪留职，一住就是三年，家里药品盒叠满了半个书柜。

王文娟没离开过他的床边，晚上照顾他翻身，白天为他读宋词。

她发现他枕头下藏着几页手稿，是手抄的《声律启蒙》，字迹抖了，但结构没变，每一页右上角写了一个“D”，是他自用的初稿标记符。

家里有一只红木小箱子，从不外借，2006年，王文娟打开过一次，里面是几十本朗诵稿，多为未公开作品，部分有批注。

用的是蓝黑墨水，旁边标记“起”“收”“顿”字样，有时附上导演名字，还有一份计划表，写着“2008纪念白先勇《游园惊梦》”，从未实现。

2007年12月28日，孙道临去世，消息出来，上海龙华殡仪馆门前摆满花篮，多是匿名署名。

梁波罗站在最前面，拿着一本《早春二月》剧本，书页发黄，角落贴着便签，是孙道临当年留下的语气备注。

梁波罗含泪回忆道：“他不仅是全才艺术家，更是一个不屈的灵魂。”

孙庆原没学艺术，她读的是工科，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时，从未主动说过父亲是谁，她选专业是电气自动化，因为父亲的录音笔常坏，她想自己修。

后来她成为高级工程师，在内网写过一篇博文：《父亲教我独立，母亲教我善良》。

文中没提演艺圈，也没提病房，只是讲她小时候，每晚睡前父亲给她背《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

她写，“他从不教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只告诉我别做轻的人。”

来源：百年战争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