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韬，满族，自称“可考的祖籍是本溪小市，不可考但自认为祖籍是抚顺新宾，完全可以确定的家乡是大连”。从16岁当兵离开家乡大连直至成为著名影视剧导演，他最大的愿望是“拍反映辽宁红色文化的作品”。

辽宁日报记者 高爽

核心提示

金韬，满族，自称“可考的祖籍是本溪小市，不可考但自认为祖籍是抚顺新宾，完全可以确定的家乡是大连”。从16岁当兵离开家乡大连直至成为著名影视剧导演，他最大的愿望是“拍反映辽宁红色文化的作品”。

2023年，金韬应抚顺市满族艺术剧院邀请，担任话剧《千金寨》的艺术总监。这部作品在辽宁省第十二届艺术节上赢得空前成功，斩获辽宁省文华大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2025年，《千金寨》启动新一轮展演，金韬再次来到辽宁，对作品进行精心打磨。工作间隙，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辽宁红色题材文艺创作的心得与设想，以及当前文艺创作现状与趋势。

《千金寨》里，“不服”是关键词

本报记者：先从《千金寨》说起，这个作品讲述了100多年前发生在抚顺千金寨煤矿的故事。它为什么会吸引您？您如何考量整个作品的创作基调？

金韬：接到满族艺术剧院邀请，到抚顺和全体演员在一块儿围读剧本，读到最后，我的眼泪下来了。既然决定加入，我就必须对抚顺的煤矿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当时抚顺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带着我走了很多矿区。

再回头来看剧本，《千金寨》从头到尾就写了两个字——“不服”。东北人不服，辽宁人不服，抚顺人不服，不服那欺压人的世道，不服外敌的入侵，不服江山的流失，誓死不做亡国奴。这就是东北人的精神、辽宁人的精神。后来，这段话作为旁白出现在整个戏的开头，成为全剧的“精气神”。

本报记者：我算了一下，在辽宁省第六届文华奖的获奖名单中，《千金寨》不仅获得了文华大奖，在五个单项奖中也摘得了三个奖项，这是非常难得的成绩，足以体现作品的成功。

金韬：抚顺作为一个地级市，要创作这样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大作品，非常不容易。我做艺术总监是不拿酬金的，希望他们把有限的经费都投入创作。我认为，这部作品能够代表辽宁话剧艺术的水准，有资格走向全国。它的成功，首先取决于艺术站位高，其次就是所有创作者的用心、用情，大家都是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来创作的，特别是我，我爱我的家乡。

煤，是冰冷的，千百万年埋藏在地下；煤，是热烈的，燃烧自己带来温暖；煤，是激情的，爆炸了躯体抗争屈辱。所以，抚顺煤矿这个题材要继续做下去。《千金寨》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其后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了解了抚顺的历史，我知道“平顶山惨案”的发生原因，就是因为侵略者要将平顶山煤矿据为己有，借着清剿抗日者的名义对民众进行屠杀。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新剧本，暂定名为《欢乐园》，反映的就是抚顺这段历史，也是“不服”主题的延续。

创作《沈阳大审判》，拍摄地必须在辽宁

本报记者：正如您所说，《千金寨》只是个开头。辽宁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文艺创作会有很多可供挖掘的素材。

金韬：是的，对辽宁的了解越多，越感觉到中国红色历史离不开辽宁；拍重大历史题材绕不过辽宁。辽宁省提炼出的“六地”红色文化，每一“地”都值得大书特书。中华民族不会忘记，共和国不能忘记，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建设，辽宁作出了巨大贡献，辽宁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做辽宁红色题材，就要把这些历史说充分，把这些贡献说充分，不仅是为了提升我们辽宁人的文化自信，更能透过辽宁这个窗口看到新中国是怎样走过来的。这也是我这个辽宁籍艺术家的文化思考和真情报效。

几年前，在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关注、指导下，我为公安部创作电视剧《沈阳大审判》，表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和审判的过程。对二战中日本战犯的审判，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南京审判，等等。而新中国成立后在沈阳的审判，是尾声，也是一个新的高潮。

这个题材为什么值得做？举一个例子，东京审判中有7个日本战犯被判处绞刑，没有一个认罪的。沈阳大审判中，全体战犯向中国人民跪地谢罪。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此前数年，他们经历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博大的胸怀、对和平的向往。此情此景的荧屏再现，必定令人血脉贲张、豪情激荡。

本报记者：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们辽宁人非常熟悉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很期待他们出现在屏幕上，让更多的人知晓。

金韬：剧本刚出来的时候，曾经有外省的投资方请我们去当地的著名影视基地拍摄。可我一直坚持，这部剧必须跟辽宁合作、在辽宁拍摄，在抚顺、在大连、在沈阳取景。当年，党中央确定审判日本战犯地点时，周恩来有句话：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从沈阳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审判就要放在沈阳。今天，我们再现这段历史，也要回到这里，标志着抗日战争最后的结束在沈阳。

本报记者：影视剧现在已经成为众多城市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无论是历史剧、年代剧还是现代剧，一个城市实景“出演”会唤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兴趣、好奇以及亲近感，这是任何一种城市宣传都无法给予的。

金韬：这也算是我的一种家乡情结吧。别看我现在说的是普通话，一回到大连就是地道的海蛎子味儿。离家几十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拍反映辽宁红色文化的作品。

红色题材创作，不要煽情要共情

本报记者：我们都知道，您在2001年执导的《长征》是红色题材影视剧的里程碑式作品。20多年后，再回头去看这部作品，有哪些经验是现在的艺术创作可以借鉴的？

金韬：我先后拍了“红色三部曲”，都是在每个重大历史节点推出的，《长征》是在建党80周年，《井冈山》是在建军80周年，《红色摇篮》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拍《长征》的时候，我提出了几个原则：要用长征精神来拍摄长征，以唯物史观来观照历史，以平民视角来观照领袖情怀，人物塑造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它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因为从这部作品开始，红色题材影视剧开始走向了艺术自觉，有了更高的美学追求。

本报记者：艺术创作坚持守正创新，但把握起来似乎很难。创作者往往会有制造高潮和戏剧冲突的冲动，但过犹不及。今天的观众既反感那些抗日神剧、戏说历史的桥段，又对拘泥于历史事实的作品缺乏兴趣。

金韬：创新不够，可能就那么一点点的不够，对观众来说就是巨大的不够。以《长征》为例，过草地是全剧的高潮点，应该有一个仪式性的情节设置，历史资料没有记载，就要靠创作者来想象。剧本中最先设计的是大家围着篝火一起跳舞，可以想象，拍下来一定很燃。但剧中最后呈现出来的是红军将士手挽着手，齐唱国际歌，冒雨渡河。后来有一位评论家说：这是影视剧里表现得最好的一首《国际歌》。点篝火可能更符合当时的现实，唱《国际歌》更有寓意，是一种美学提升。大家认可这种表现方式，因为它是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结合起来的一种表达。我不会空泛地煽情，也不会过分纠结于历史的原态，还是要提供给观众可以共情的东西。

本报记者：也就是说，唱《国际歌》的行为没有真实发生，可在那一刻，剧中人和屏幕前的观众心里一定会响起《国际歌》。

金韬：所以艺术的创新，一定要随着心灵的涌动、情绪的激动产生，艺术创作者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人的心理行为外化，道人心中所想，言人所不能言。

微短剧风行，再短也要讲故事

本报记者：网络上，微短剧很火，很多年轻人都不再追长剧，而是看微短剧。微短剧会成为继电影、电视剧之后一种新的艺术形态吗？

金韬：广东一所高校成立了“大湾区微短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我是首任负责人，就是为了系统地研究这件事。微短剧是在数年之间随着现代科技和网络文化的发展而突然出现的，其迅猛发展是由市场投资和观众的互联网观看偏好决定的。

微短剧自有其创作规律，追求快节奏，90秒一集，必须在短时间内营造冲突、造成冲击力。但它依然没有逃脱影视剧拍摄的基本技术和艺术原则。微短剧再短也是“剧”，只要是讲故事的文艺形态就离不开内容为王。微短剧在迅猛扩大市场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题材单一，大多是霸总、赘婿、穿越、重生这些题材；再比如跟风拍摄，什么题材火了就跟着拍什么。

所以，微短剧需要对内容和主题进行调整，更多地关注现实题材。我们这些长期从事影视创作的专业人士，也包括文化机构、宣传部门，都应该对微短剧加以重视和研究。它已经有了很好的市场前景和传播平台，接下来就要在如何发挥它的社会作用、文化作用上去提升，在更高的美学层次上去表现生活。

本报记者：微短剧火了，会对长剧造成影响。尤其是您一直在做的重大历史题材，会成为微短剧的创作主题吗？短剧可以讲长故事、讲革命故事吗？

金韬：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一定要有主流性作品。重大历史题材、红色题材、革命故事也应该成为微短剧的主流性作品。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摸清微短剧的生产方式和传播特点，从了解到尝试再到成功引领，一定要有人承担起这个引领的角色，让微短剧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什么是好的方向呢？有社会意义，有人生意义，有文化意义。

来源：中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