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我演的南霸天和黄世仁是坏的，可这几部样板戏却是极好的！

摘要：人生就像一条蜿蜒的河流，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转弯，就能改变整个流向。陈强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个河北汉子，原本只是太原城里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读完中学已经是天大的幸运。可谁能想到，1936年的并州中学，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人生就像一条蜿蜒的河流，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转弯，就能改变整个流向。陈强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个河北汉子，原本只是太原城里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读完中学已经是天大的幸运。可谁能想到，1936年的并州中学，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那时候的太原城，到处都弥漫着抗战的气息。年轻的陈强跟着同学们走上街头，用戏剧唤醒民众的抗日热情。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他遇见了杜任之。这个看似偶然的相遇，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第二年，他就跟着新生剧院的同志们一起去了晋西北，正式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延安的窑洞虽然简陋，却是孕育艺术的沃土。在鲁迅艺术学院的日子里，陈强像块海绵一样吸收着艺术的养分。戏剧系、音乐系，他来回转了个遍。说来也巧，要不是那次演出被冼星海看中，他可能就错过了音乐这条道路。

陈强有个特点，就是学什么都特别认真。在新生剧院时，他就跟着院长的夫人学舞蹈；到了鲁艺，又钻研起音乐创作。这种全方位的艺术修养，让他在后来的歌剧演出中如鱼得水。从宝塔山到太行山，从黄河岸边到东北大地，这个年轻人背着简单的行囊，用歌声和表演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希望之火。

炮楼前的锣鼓声在夜色中格外清脆，陈强和战友们把戏台搭到了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这些年轻的文艺战士，每个人都揣着几手绝活——既能演戏唱歌，又能扛枪打仗。他们像一阵风似的来去无踪，今天在这个村子，明天又出现在几十里外的敌占区。老百姓都说，这些八路军的宣传队比游击队还神出鬼没。

凌子风演的老大和陈强演的老二，把敌占区老百姓的苦楚演得活灵活现。台下常有老人偷偷抹泪，年轻人则攥紧了拳头。戏演完了，老乡们舍不得走，非要拉着演员们说心里话。有个老大娘把几个鸡蛋硬塞给陈强，说："娃啊，你们来了，我们才知道共产党没忘了我们。"

这样的演出，比发传单、喊口号管用多了。老百姓看完戏，心里就跟明镜似的——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有时候第二天，村里就会有年轻人悄悄离家，去找八路军。陈强他们虽然没拿枪直接打鬼子，但这些演出比真刀真枪还让敌人害怕。伪军们都说："八路军的戏班子比机枪连还厉害，看场戏能把人心都看变了。"

排《白毛女》那会儿，陈强为了演好黄世仁这个角色可没少下功夫。他跑到边区法院去旁听审判恶霸地主的案子，仔细观察那些地主的神态举止。第一次在党的"七大"上演完，台下的代表们气得直跺脚。刘少奇同志看完戏到后台说："这个黄世仁不枪毙不行啊！"后来剧本就改了，加上了枪毙黄世仁的戏码。

这戏越演越火，可陈强的日子却不好过了。走在街上，孩子们见了他就躲，还有往他身上扔石子的。最厉害的一次是在河北怀来演出，台下的老乡们气得把手里刚摘的果子往台上砸。一个苹果"嗖"地飞过来，正好打在陈强左眼上，疼得他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台上。可戏不能停啊，他硬是眯着肿得老高的眼睛把戏演完。

文工团的老战友们常拿这事打趣他："老陈啊，你这是用生命在演戏！"陈强却觉得值。有次在边区演出，一个老大娘拉着他的手说："同志啊，你演的那个黄世仁，跟我家那个挨千刀的地主老爷一模一样！"听到这话，陈强觉得比什么奖赏都强。他知道，自己演的不仅是戏，更是老百姓心里的苦和恨。

陈强的戏之所以能这么打动人，全凭他平时下的苦功夫。他常说演员的脑子得像个中药铺，什么药材都得备着点。他平时最爱观察生活，街上看见个卖糖葫芦的，他能盯着看半天，把人家的一举一动都记在心里。等演戏需要时，这些积累就都派上用场了。

说起演反派，陈强有自己的一套理儿。他觉得演坏人和演好人目的一样，都是为了衬托真善美。就像他演的黄世仁越可恨，就越显得喜儿可怜。后来他改演喜剧，也是为了让老百姓在辛苦劳作之余能开怀一笑。但他坚持喜剧不能光图个乐呵，得让观众笑完之后还能琢磨出点道理来。

陈强这辈子演过的角色，掰着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从高尔基笔下的工人领袖，到果戈理讽刺的官僚老爷，再到契诃夫笔下那些可笑又可悲的小人物，他都能演得活灵活现。特别是那些白胡子老头，往台上一站，不用开口就能把观众镇住。那时候延安文艺圈里都管他叫"老生泰斗"，这可不是随便叫的。

后来在《红色娘子军》里塑造南霸天，更是把他的反派演技推向了高峰。这个南霸天可不是简单的坏蛋，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算计有城府的恶霸。陈强给他设计了很多小动作：说话时总爱摩挲手上的戒指，看人时喜欢从眼角斜睨，就连走路都带着股阴险的劲儿。这个角色让他捧回了国际大奖，可陈强自己却说："得奖是其次，重要的是让观众记住这些反面教材，记住旧社会的黑暗。我演的南霸天和黄世仁是坏的，可样板戏却是极好的！"

说来也怪，这个一辈子演了无数英雄人物的演员，最后让人记住的却是两个大坏蛋。但正是这两个角色，让陈强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表演艺术——不是简单地扮好人坏人，而是要把角色的灵魂挖出来，晒在阳光下。

说起喜剧这事儿，陈强可是憋了整整二十年。当年《三年早知道》刚放完，就赶上大批判，可把自己给整懵了。陈强记得清清楚楚，一夜之间，剧场里的笑声就像被掐断了似的，再没人敢碰喜剧这块烫手山芋。

直到1979年，陈强带着儿子佩斯拍了《瞧这一家子》，才算把这口气给续上了。这片子一出来，电影院里的笑声能把屋顶掀翻。老观众都说："多少年没这么痛快地笑过了！"后来他们爷俩又接连拍了《夕照街》《父与子》这些片子，银幕上总算又有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陈强最爱跟人聊喜剧。他说现在改革开放了，大伙儿都铆足了劲干活，累得够呛，总得让人乐呵乐呵。可有些老观众不乐意了，写信骂他："好好的艺术家，怎么尽搞这些胡闹玩意儿？"陈强也不恼，他知道这些人还没转过弯来。在他眼里，喜剧可不是简单的逗乐子，得让观众笑过之后还能咂摸出点滋味来。

就拿《父子老爷车》来说，里面那场打架戏可有讲究。老奎看见儿子穿着日本军装，气得抄起家伙就要揍。这场戏拍得特别较真，三个人真打实摔，鼻青脸肿的。可打着打着，日本人突然认错了，三个人又坐一块儿喝上了。老奎醉醺醺地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可笑着笑着就品出味儿来了——历史不能忘，但也要向前看。

最绝的是结尾那场戏。老奎父子在火车上把经理给的钱大把大把往外扔，钞票像雪片似的飘在站台上。这个镜头拍得特别痛快，陈强说这就是他要表达的：人不能光盯着钱看，总得有点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拍完这场戏，剧组的小年轻都说："陈老师，您这喜剧看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陈强总说，喜剧就像包着糖衣的药丸，看着乐呵，吃着甜，最后治的是心病。他那些电影里的普通人，没一个是什么大英雄，可就是能让观众看着亲切。老奎这样的角色，搁二十年前准得挨批，可现在老百姓就爱看这样有血有肉的小人物。陈强觉得，这才是文艺该有的样子——既要说真话，又要让人爱听。

家庭生活

说起陈强这一家子，在电影圈里可是出了名的和睦。1950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那会儿，陈强遇见了小他13岁的李玉洁。这姑娘长得水灵，性子又温顺，把陈强照顾得妥妥帖帖。说来也怪，这对夫妻连生病都跟约好了似的，陈强右腿疼，玉洁左腿就跟着疼；陈强在外地咳嗽两声，家里玉洁准保也嗓子痒痒。邻居们都说，这哪是两口子，分明是一个人分成了两半。

他们家大儿子出生那年，陈强正在匈牙利演出。玉洁一个人在家，看着地图上"布达佩斯"这个地名，灵机一动就给儿子取名"布达"。后来生了老二，自然就叫"佩斯"了。小女儿的名字更有意思，是多瑙河上那个玛格丽达岛给玉洁的灵感。现在这一家子可热闹了，布达在铁路上班，娶了个贤惠媳妇，生了个乖巧的闺女；佩斯在影视圈混得风生水起，儿子都开始学走路了；丽达找了个北影的演员当女婿，小两口甜甜蜜蜜的。

陈强最爱跟人显摆他们家这点事儿。以前他是演员陈强，现在可倒好，变成"这是陈佩斯的爸爸"了。老爷子说起这个就乐，眼睛眯成一条缝："这说明我儿子出息了嘛！"其实佩斯能有今天，全靠自己那股子钻劲儿。陈强家里藏书多，佩斯打小就爱往书堆里扎。在内蒙古插队那会儿，别人累了一天倒头就睡，他倒好，点着煤油灯给知青们讲故事。什么《三国》《水浒》，经他一讲，活灵活现的，把大伙儿听得一愣一愣的。

说到佩斯的儿子，还有个笑话。有回他和朱时茂演小品，佩斯愁眉苦脸地说怕生闺女。朱时茂说他封建，他赶紧解释："我是怕闺女长得像我，将来嫁不出去啊！"这话把台下观众逗得前仰后合。后来还真如了他的愿，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大愚。这孩子打小就机灵，爷爷爸爸排戏，他就在旁边有模有样地学。陈强常说："等大愚长大了，咱们祖孙三代一块儿演个喜剧，那才叫热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