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星河中，《西游记》以其对人性本质的深刻剖析独树一帜。原著通过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将贪、嗔、痴三毒具象化为猪八戒、孙悟空、沙僧，又以唐僧的懦弱与执着展现凡人的局限性与超越性。然而，当这部文学经典被搬上荧幕时，86版电视剧为迎合大众审美，将角色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星河中，《西游记》以其对人性本质的深刻剖析独树一帜。原著通过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将贪、嗔、痴三毒具象化为猪八戒、孙悟空、沙僧，又以唐僧的懦弱与执着展现凡人的局限性与超越性。然而，当这部文学经典被搬上荧幕时，86版电视剧为迎合大众审美，将角色特质扁平化，情节冲突浪漫化，最终将一部充满人性挣扎的修行史诗，简化为善恶分明的童话故事。

一、角色塑造的符号化：从复杂人性到脸谱形象

原著中的唐僧绝非电视剧中完美无瑕的圣僧。他在宝象国被黄袍怪施法变虎时，伏在悟空身边痛哭道：“徒弟啊！今番你亦遭擒，我贫僧怎么得命！”这种面对困境时的脆弱，折射出人性中真实的恐惧与依赖。而电视剧却将唐僧塑造为永远镇定自若的精神导师，甚至在狮驼岭遇险时要求八戒背诵《心经》，刻意强化其佛性而抹杀凡胎。这种改编剥离了角色的人性挣扎，使其沦为教化符号。

同样被简化的还有猪八戒。原著第二十八回详细描写他在高老庄“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的勤勉，三年间为高家挣下庞大家业，却因外貌丑陋遭岳父驱逐。电视剧却将焦点集中于其贪吃好色的喜剧形象，完全忽视原著借“八戒”之名对人性贪欲的隐喻。正如曾国藩所言：“勿以小恶弃人大美”，影视改编恰恰放大了角色的“小恶”，消解了原著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

二、情节改编的世俗化：从人性试炼到英雄叙事

电视剧对关键情节的浪漫化处理，严重削弱了原著的精神内核。最典型的莫过于女儿国桥段的改编：原著中唐僧面对女王时“只思量及时脱网上雷音”，电视剧却添加“御花园同游”“来世姻缘”等情节，让圣僧流露出凡人情愫。这种改编看似增加戏剧张力，实则将取经人抵御情欲诱惑的修行，降格为才子佳人的俗套故事。正如柏杨所言，影视改编如同“狗与热狗的关系”，徒具其形却失其神髓。

在表现人性阴暗面时，电视剧更显避重就轻。原著中黄袍怪与宝象国公主育有二子，被八戒沙僧摔死的情节充满血腥暴力，电视剧直接删改。这种“净化”处理固然符合合家欢定位，却掩盖了取经路上“杀生证道”的伦理困境。当悟空打死六个强盗反遭唐僧斥责时，原著通过这种道德悖论展现修行者内心的撕裂，而电视剧仅将其简化为师徒矛盾。

三、隐喻体系的瓦解：从修行寓言到冒险传奇

原著中“灵台方寸山”的命名暗合“修心”主旨，取经路实为降伏心魔的修行历程。电视剧却将这种哲学思辨转化为视觉奇观：悟空大闹天宫时，原著写其被王灵官挡在凌霄殿外，电视剧却让玉帝钻入桌底，将道佛博弈简化为英雄主义的狂欢。当张纪中版《西游记》试图还原狮驼岭三妖的权谋算计时，观众反而难以接受——因为这打破了86版塑造的“妖怪皆讲义气”的童话逻辑。

对佛教隐喻的消解更为明显。原著第三十九回，唐僧的三十九位护法神暗中相助，象征修行者需借助外力降魔；电视剧删除这些设定，将取经成功完全归功于师徒努力。这种改编固然强化戏剧性，却消解了“佛法无边”的核心命题。当九头虫被二郎神斩杀而非原著中遁走北海时，电视剧用简单的善恶有报替代了“妖魔亦是心魔”的深刻隐喻。

86版《西游记》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但其对原著的“美颜滤镜”式改编，本质上是特殊年代文化语境的产物。当我们将目光转回吴承恩笔下的西游世界，会发现那才是真实人性的映照：唐僧的怯懦与坚持，悟空的骄纵与觉悟，八戒的贪欲与勤恳，沙僧的愚钝与忠诚，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性图谱。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透过电视剧的华丽表象，重拾原著中对人性的冷峻审视——因为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斩杀外魔，而是降伏心中之妖。

来源：跟着大师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