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9 年 4 月 23 日，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处公寓内，81 岁的胡蝶望着窗外飘落的樱花，用上海话呢喃：“胡蝶要飞走了。”

1989 年 4 月 23 日，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处公寓内，81 岁的胡蝶望着窗外飘落的樱花，用上海话呢喃：“胡蝶要飞走了。”

这个曾在上海滩颠倒众生的名字，最终在异国他乡的病床上完成了人生谢幕。她的遗嘱里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辉煌过往，却反复叮嘱要与亡夫潘有声合葬 —— 那个被她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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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出生在上海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家庭条件不错，胡蝶自小也学习琴棋书画。

16岁那年，父亲骤然离世，一家人的生计也变得困难了起来。此时的胡蝶，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特别是那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于是，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考入电影学院，毕业后也如愿踏入影视圈，开始了自己的荧幕之旅。

就像很多明星一样，胡蝶从龙套做起，经历了千千万万个难熬的日夜，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时代。

1928年，20岁的胡蝶因《火烧红莲寺》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女星。

1933 年上海《明星日报》的“电影皇后”选举，胡蝶以 21334 票力压阮玲玉，成为民国首个三连冠影后。她主演的《姊妹花》创下连映 60 天的票房纪录，甚至漂洋过海在巴黎、伦敦引起轰动。

彼时的她，身着旗袍在片场从容踱步，连导演张石川都感叹：“她的眼神能勾住半个中国的观众。”

英国《泰晤士报》称她为“东方玛丽莲・梦露‘，而她最令人惊叹的，是在有声电影时代苦练普通话，克服广东口音完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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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命运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来，香港沦陷。为躲避日军胁迫拍片，胡蝶与丈夫潘有声带着 30 箱家当逃往重庆，却在途中遭遇抢劫。

这个契机让军统头子戴笠找到了接近她的借口 —— 他派人仿制了所有丢失的珠宝，甚至空运印度芒果讨好她。

胡蝶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看到那些崭新的首饰盒时，就知道自己再也逃不掉了。”

戴笠为她修建“神仙洞公馆”，用防弹玻璃隔绝外界窥探。

但胡蝶始终保留着与潘有声的结婚照，在戴笠强迫她离婚时，她偷偷在丈夫耳边说：“等我。”

这被软禁的三年，成为她一生的阴影。

1946 年戴笠飞机失事，胡蝶连夜逃出公馆，与潘有声复婚时，发现他已因长期抑郁患上癌症。

在香港，她褪去明星光环，与潘有声经营洋行。

但命运再次施以重击——1952年潘有声因肝癌去世，44岁的胡蝶独自抚养儿女，从此再未踏入婚姻。

她将名字改为“潘宝娟”，既是纪念亡夫，亦是对那段纠葛岁月的无声告别。

03

1975 年，胡蝶以“投靠儿子”的名义移民加拿大。她拒绝了香港邵氏公司的高薪续约，带着潘有声的骨灰和 27 万加元积蓄，住进温哥华英吉利湾畔的公寓。

这座 25 层的公寓成了她的“第二个神仙洞”—— 她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打太极拳，下午在阳台喂鸽子，晚上收看中文电视，唯一的社交是每周与老友搓麻将。

胡蝶的日子过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27 万加元遗产看似丰厚，实则要支付公寓管理费、孙子留学费用。

她不得不把停车位出租，每月赚 60 加元补贴家用。邻居曾看见她在超市特价区挑选过期面包，却坚持穿着旗袍赴约，头发一丝不乱。

不仅仅是经济拮据的问题，和儿女的感情也在此时出现了裂痕。

养女胡友松因私生女身份被寄养，晚年与她形同陌路；儿子潘家荣忙于生意，每周只来探望一次。最亲近的是孙子潘志明，胡蝶最疼爱这个孙子，而且把自己唯一的公寓都给了他。但他继承公寓后，他也渐渐减少了探望频率。

胡蝶在日记中写道：“血脉是剪不断的脐带，却也是最锋利的刀。”

尽管会说英语，胡蝶始终拒绝融入主流社会。她坚持使用本名“潘宝娟”，拒绝参加华侨活动，理由是“不想让他们看见我老了的样子”。

唯一的例外是与北大才女刘慧琴的忘年交，两人在英语班相识，胡蝶会用上海话教她唱《夜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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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身上自始至终都有几个谜团，比如为什么选择加拿大作为自己最后的容身之所？

不仅因这里气候宜人、远离战乱记忆，更因“温哥华的地形像摊开的右手，伸向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她在回忆录中写道，临海眺望时，总觉得能握住故乡的温度。

表面看是为了与子女团聚，其实是历史阴影的延续。胡蝶曾经因为和国民党的过往收到过死亡威胁，不得不紧急撤离。

她的一生，总是在逃亡。

再比如那27万元的存款，有人说这其实并不单单是她的存款，还有一部分是戴笠当初赠送的分手费。胡蝶将它们存入银行，每月领取利息。临终前，她把这笔本金也留给了孙子，并叮嘱他：不要告诉任何人，钱的来历。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胡蝶都没能回到心心念念一生的祖国。在她的葬礼上，子女按照她的遗愿，把她和潘有声合葬，墓碑未刻“电影皇后”，只留“潘宝娟”三字。

后记

胡蝶的迁徙轨迹，暗合了20世纪华人的流散史。从上海到重庆，从香港到温哥华，她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对动荡的回应

胡蝶的孤独，本质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困境。她既无法像阮玲玉那样用死亡对抗流言，也不能像周旋那样彻底拥抱新时代。

在加拿大的最后十年，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件标本 —— 穿着旗袍喂鸽子，用上海话讲老电影的故事，却始终与现实保持着玻璃橱窗般的距离。

曾有人问：“若重来一次，会否选择不同的人生？”她的答案或许早已藏在晚年那句呢喃中——蝴蝶终要飞走，但翅膀划过的轨迹，早已成为时代的光影注脚。

来源：果果历史时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