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张配音表，60多个角色，全是他配的，你能叫得上名字的经典译制片，他几乎都在。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是配音界的祖师爷，也是最后躺着离开的人。

一张配音表，60多个角色，全是他配的，你能叫得上名字的经典译制片，他几乎都在。

可在那9年，他只能听，不能动，不能说。

1947年，上海。

中山公园的电影《大团圆》刚放完，有人起立鼓掌，有人骂“懦弱书生”。

主角是卫禹平，站在荧幕上的他，戴眼镜、细眉、手指长，演的不是英雄，是一个“在家庭和爱人中间左右为难的知识分子”。

“像个没用的白面书生。”有人这么说，他听到了。

他很难解释，那不是他演的第一个角色，也不是最像他的角色，但却最像这个时代的误解。

1938年，卫禹平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年他18岁，在重庆，名字还叫潘祖训，他进了“抗敌演剧二队”，一个全是热血青年的剧团。

第一场戏《家破人亡》，他演一个流亡学生，站在台上喊，“我们不能再退了！”

台下观众鼓掌，他以为自己要靠这嗓子去演一辈子英雄，但他错了。

他嗓子低沉，不高不响，不适合演领袖型角色，他的长相干净，不够硬朗。

再加上性格内敛、谨慎、不爱争抢，导演开始把他推去演配角，演配角中的“文弱”。

他的第一批同事里，有人演着演着去了新四军，有人去了延安，有人在战火中失联。

他却去了上海，进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主修声乐，学的是意大利美声唱法，他觉得，“也许我不适合演英雄，但我可以做声音里的英雄。”

1947年，他进电影圈。

刚开始没人注意他，直到一部叫《新闺怨》的电影，他演了一个被骗婚的文人，那个角色文弱、内敛、不反抗，像极了现实中的他。

但没人同情角色，反而嘲笑，“你是演出来的，还是你本来就是那样？”这句话砸在他头上。

他不说话，他不是不会争，而是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无用。

电影红了，他的“文质彬彬”，成了标签，他明白了：这个圈子不是看你是谁，是看你演的像不像他们心中的那类人。

1950年，一场机会从天而降。

《牛虻》要做中文配音，找的是那批长得不像英雄、但声音能演英雄的人，他入选了。

配的是主角亚瑟，那个年轻时热血，后来被背叛，被折磨，再次站起来复仇的理想主义者。

配音棚里，他一遍遍试音。声音压低，再压低，气息从胸腔推出去，他不是在读台词，是在和自己的命运讲和。

导演听完，没说话，只说了两个字：“可以。”

片子上映后，全国哗然，有人说，“那嗓子太像革命者了。”有人哭了，说“他喊‘为了祖国’时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可没人知道那个嗓子是谁的，卫禹平第一次成名，是以“无名”的方式。

那年他30岁，配音成为主业。从此他隐身银幕后几十年。

60多个经典角色，《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望乡》……他的声音成了一代人的记忆，但他的人，却越来越少被提起。

在抗敌演剧二队，他遇到田青。

她不同于他，她外向、直爽，说话像打机关枪，演戏也猛，哪怕是个农妇角色，她能在台上把观众演哭。

他们在剧组里频繁搭戏，后台里，她笑着塞饼干给他，“你一开口，观众就不想走了。”他脸一红，什么都没说。

他们试图相爱，但相处一个月就出问题。

她喜欢热闹，喜欢争。他喜欢静，怕吵，他收拾好行李箱整整齐齐，她把台词稿随手一扔。

她喊“走，上街吃馄饨”，他还在翻下一场戏的剧本。

最根本的，是她选择了去部队，他没跟，田青加入新四军，成了前线文工团的一员，战后再无联系。

他没有忘，他也没解释，只是把剧本背得更熟，把嗓子练得更稳。

后来，他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遇到张同凝。

她和他一样安静，两人一起听舒伯特，一起背拉丁歌词，没人追，没人争。

结婚那年，两人都刚进上影厂。

有次出差，他带她进配音棚，她站在门口，看着他在话筒前一遍一遍念：“我不怕死，我怕你不再相信我。”

她说：“你不像在配音，像在活。”他笑着点头：“因为我活不过话筒外面。”他们像两个声音，重合，又不打扰。

但婚姻是现实。

特殊时期到了，他被点名，说他“配的是外国资产阶级”，有人说他“声音好听是因为不革命”，还有人写大字报，说他“和外国间谍电影有不正当关系”。

张同凝吓到了，她开始躲着，他问她，“你怕我了？”她没回答。

他开始被隔离审查，失去工作资格，她被牵连，也被调离岗位。

有人劝她：“离了吧，别毁一辈子。”她沉默很久，最终签了字。

离婚那天，他没说一句话。她也没回头，此后他不再接触感情。

他的朋友说，“卫禹平变了，变得防备，话少，偶尔还发脾气。”可没人知道，他在家里听录音带，一遍遍听自己配过的片段。

他说：“声音不会背叛我。”

1973年，他重新被调回译制厂，开始接更多任务，但没人知道，他的心，早就在“我不怕死”的那句台词里，死了一部分。

1979年，春，卫禹平接了一个活，《大独裁者》，卓别林的经典，他要给卓别林自己配音。

这是技术活，也是危险活。

原片里台词密集，语速极快，还夹杂讽刺和滑稽，他得一边模仿语气，一边精准咬字，还不能失掉节奏，连续几晚，他没睡好。

录音棚里灯是白的，风扇嗡嗡响，他站着，腰挺直，嘴一张一合，声音如炮弹般打在隔音墙上。

录音师皱眉：“你第三句拖了半秒。”他没忍住：“你耳朵出问题了？”空气僵住，没人敢吭声。

录音暂停，他走到控制室门口，手撑墙，下一秒，身体晃了一下，“别装。”有人这么说，他倒下了。

不是演技，是脑出血，医生说，病灶在脑干，情况危险，他昏迷了三天，醒来后右半身瘫痪，语言能力严重受损。

他从一个给人“声音”的人，变成了“失声”的人。

上影厂没有声张，连简报都没发一篇，“他太沉了，不能扛。”这是领导会上的原话。

于是他“退休”，一个字，盖章，结束，他没哭，只是回到家，坐在床上，把那张配音稿捏成一团。

“我不是病了，是被抛下了。”

他开始写日记，不是写字，而是画线条，每根线代表一个想说的字，看不懂，也没人看，他不让看。

家里窗户不大，屋里光线暗，他每天坐在同一个椅子上，背对光，有人送他录音带，他不听，有人来看他，他转头，闭眼。

医生建议做康复，他拒绝，“还想说什么？说我还活着？”他在纸上写，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第一年写字的手迹。

他曾说过：“声音不是工具，是灵魂。”现在，他的灵魂死了一半。

有人替他说话。

“卫老师配音时，是咬着后槽牙去完成的。”、“他是我们这代配音演员的门槛。”、“他不是没脾气，而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说话更重要。”

这些话都是真的，但他听不见了，最后的九年，没人采访他，没人纪念他。

他只是静静地等，等家里灯暗，等窗外雨停，等他自己那点体温，从声音里彻底蒸发。

1988年，他死于肺气肿，医生说，他最后两天没说一个字，没有告别，只有床头那叠翻烂的配音稿，一页没少。

1990年后，央视开始重播老译制片，《牛虻》、《基督山伯爵》、《尼罗河上的惨案》……熟悉的声音响起，观众热泪盈眶。

“这个声音是谁的？”没人说得出。

上影厂里一批年轻人开始查资料，才知道：这个声音的主人，叫卫禹平。

他们找到了老磁带，找到了他留在工作室的标注纸条，上面有拼音标音、断句符号，和手写的注释。

有一张纸上写着：“亚瑟呼吸急促，音节抖，不要平。”

下方还有一句话：“声音是角色的最后一层皮。”

他的配音稿被整理，公开，人们才知道他有多讲究：一个“r”的发音要调八次；一句英文句子前要念10次中文注释；录完后他还要复听每段三遍。

他从没说过“我行”，他说的最多的是，“不准重来。”

他留下的60多部译制片，如今成了教科书，可他一生，只得过一次奖。

1957年，文化部的“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奖状早被水泡了，收在档案室无人问津。

他没留下徒弟，没人真正学会他的发音方式，也没人能模仿他的语调，因为那不是技术，那是他一生的自我搏斗。

他配音的《悲惨世界》里，有一句台词：“命运不需要你的解释，它只要你低头。”

很多年后，一位配音导演说：“我配了三十年，才明白他那句话是骂自己。”

他不是被命运打败的，他是用声音赌命，却输了声带。

现在有人纪念他，也有人遗忘他，这是他的人生，也是那个时代文艺人的命。

躲在话筒后，给别人配灵魂，自己，却连名字都被盖掉。

他说过：“我没有名气，我的声音，比我重要。”

的确，很多人至今听过他，却不知道他是谁，这就是卫禹平，他曾用声音震撼过时代，也在沉默中，结束一生。

来源：健康陪伴丁医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