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次初识一个人，寒暄一句“你是哪里人”，90后女孩郭婉容总要想一想从何说起。外婆是四川人，外公是江苏人；妈妈出生于台湾，爸爸祖籍福建，在巴西相识结婚；郭婉容出生于巴西，6岁开始到天津生活，大学到北京，从此定居于此。

近日，第二届海丝纪录片大会在福州举办。主办方供图

每次初识一个人，寒暄一句“你是哪里人”，90后女孩郭婉容总要想一想从何说起。外婆是四川人，外公是江苏人；妈妈出生于台湾，爸爸祖籍福建，在巴西相识结婚；郭婉容出生于巴西，6岁开始到天津生活，大学到北京，从此定居于此。

索性，她拍了一部纪录片。《我们这一家》讲述了郭婉容一家人的“迁徙史”，近日入选在福州举办的第二届海丝纪录片大会。在名人故居扎堆的三坊七巷，该片在“新浪潮：中外青年纪录短片展”中向中外观众放映。

距离三坊七巷20公里的鼓岭，一部中美合拍纪录片《鼓岭家书》以此为背景，讲述从百年前延续至今的故事。《鼓岭家书》美方代表李思沅说：“很多纪录片讲到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通常是一个耄耋老人出场，但这次我们的主角的是一个16岁的美国女孩。”

在百年前，她的祖辈和中国人在鼓岭产生了深厚的友谊；今天，她在自己最鲜活的年纪来到中国，在寻找祖辈足迹的同时，也与中国的同龄人产生了新的友谊。李思沅回忆，在拍摄过程中，主创团队聊到“希望”，女孩脱口而出，“希望在我们肩上”。

通过纪录片，走进一个群体、一段历史

海丝纪录片大会期间，11个国际纪录片节、展代表，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埃及、法国、日本、荷兰、越南、巴西、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制作和发行机构代表、知名导演、制片人等，齐聚福州这座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

新疆南部阿瓦提县的两家人，以种植棉花为生。在忙碌的采棉时节，他们遇到了各种意外，人手紧张、人员受伤、雨水不断……大家齐心协力，两家人的一年辛劳终于得到了满意的回报。中国纪录片《地上的云朵》记录了这个故事。

该片导演刘帼轶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拍摄这部纪录片是自己第一次与棉农接触，抱着好奇心去，没有脚本，也并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原本拍了5户人家，最终成片中只留下两户。

在剪辑《地上的云朵》的不同版本时，刘帼轶会听取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意见。在比利时，有观众看到片中出现的采棉机、无人机，惊叹没想到中国农村的生活这么现代化；在中国，有一对开首饰店的夫妇告诉刘帼轶，希望能多看到一点劳动的过程，还有观众希望片子能讲清楚长绒棉和陆地棉的区别……这些意见都在最终的版本中得到呈现。

加拿大纪录片《百年沉默》聚焦加拿大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即“排华法”)对几代华裔加拿大家庭的影响。导演林宝珠的祖母林黄彩珍，是首位获得加拿大勋章的华裔女性。片中的两位女性主角，勇敢地面对家族过往，并将这份勇气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林宝珠坦言，在拍摄这部纪录片前，自己对这个百年前的法案并没有太多了解，也不觉得对自己的家庭产生了太大影响；但当她开始调查，发现祖父之前在中国曾有过一任妻子——并不是她的祖母。因为这项法案，这位女性再也没见过丈夫。

“通过这部作品，我希望加拿大华裔以及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群体，能够和故土重新产生连接。他们可以更了解当代中国，并且对中国产生兴趣。”林宝珠说。

因为拍摄纪录片，林宝珠还回到了祖籍地——广东新会，“我的祖父有6个孩子，祖父留在当地的兄弟也有6个孩子，其中一个和我姑姑长得非常像”。他们互加了微信，建了家庭群，日常发送“养生秘籍”和“猫猫视频”。

纪录片的独特能量：真实性、当代性

林宝珠观察到，年轻人看了《百年沉默》后会有不同反应：一种是加拿大华裔群体，比如她的孩子，会对自己的身份更加骄傲；另一种是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纪录片讲述了更早的中国人是怎样来到加拿大的，他们会和当地华人产生更多链接。

郭婉容发现，在一些纪录片提案大会上，不同国家的决策人会对《我们这一家》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欧洲的决策人听到这个移民故事，觉得“比较常见”；而一些亚洲国家的决策人，如日本、韩国等，则对片中所涉及的议题和情感更容易“感同身受”；南美的决策人，因为片中涉及巴西，也表达出兴趣。

《地上的云朵》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地放映过。“观众的反馈有一些共性。他们中有的来自农民家庭，觉得各地农民的生活有相似之处，丰收都来之不易；还有很多人被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打动。”刘帼轶说，“在国际传播中，真实是纪录片极大的优势。我在拍摄时，站在棉田里跟摄影师说，就把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感受到的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到他们原本的生活。”

刘帼轶说，外国观众其实对中国普通人的生活非常好奇，比如，中国人怎么看病、怎么上学，中国人的菜市场什么样……“每一个家庭的日常背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了解一个家庭，能窥见背后庞大的信息。”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认为，在国际交流方面，纪录片有一种独特的能量——真实性和当代性。“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变革、人们当下的生活，通过纪录片这种真实性的媒介，将富有生活质感的一些故事，传递给远方的跨文化的人们。让他们知道，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个世界。”

梁君健说，外国观众对于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大致有这样几类兴趣点：东南亚和海外华人观众，因为文化上的接近性，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题材感兴趣；西方观众则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的题材更感兴趣。

讲一口听不出任何口音的普通话，郭婉容一度挺羡慕那些会说家乡方言的同龄人。“一开始的拍摄理由很简单，就是单纯认为自己的家庭比较特殊，对自己的归属感也有比较大的困惑。但没想到，从2018年开始拍，一拍就拍了那么久。”郭婉容说，拍完纪录片后，她有了新的想法——“此心安处是吾乡”。

中外合拍，建一个“虚拟的20号楼”

第二届海丝纪录片大会集中发布了《鼓岭家书》（中美合拍）、《海丝双城记》（中埃合拍）、《黄檗》（中日合拍）等24部中外合拍纪录片佳作。

《海丝双城记》在福建泉州拍摄。埃方导演汉娜·雷迪说，埃及和中国两个强大的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已有来往，“这部纪录片希望让大家看到两国的文化、贸易交流”。在拍摄过程中，两国团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埃方导演哈桑·默罕穆德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合作，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要讲更多故事，《海丝双城记》只是一个开始。”

“试想一下，一位菲律宾的创作者，在中国找到了制片人；一位印度的摄影师，与日本的剪辑师合作；在新西兰制作的纪录片，于马来西亚和韩国得到关注……这样的联结不仅可以达成，而且已经发生了。”新西兰边锋纪录片节总监亚历克斯·李说。

在梁君健看来，中外合拍纪录片有着很多优势。首先，它汇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有利于求同存异，去寻找传播的“最大公约数”；其次，有利于我们向国外一些成熟的制作机构学习和借鉴，“比如，如何用纪录片传播国家形象、深耕文化市场”；最后，有利于我们整合全球性的制作资源，“大家分工不同，有的国家在特定题材上有优势，有的市场广阔，有的可以提供拍摄资源”。

世界科学与纪实制作人大会（WCSFP）总监保罗·刘易斯，曾经是一个记者，“在我最初做记者的时候，连有线电视网都不存在呢”。后来，探索频道在加拿大成立，他毫不犹豫地转了行。尽管同行和朋友都觉得他发了疯，为什么要放弃安稳有保障的工作去那个“猴子频道”？但他至今确信，走入纪录片行业，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对的一步棋。

刘易斯相信合作的力量——尤其是不同背景的人，“创新常常源自两个或多个毫无关联的点子，而它们只能由拥有不同背景和兴趣的人给出”。

一个有趣的例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20号楼，是一栋临时搭建的木结构建筑，隔音、光线、通风都很差，还容易迷路，却成为当时最大的创新中心。高速摄影、微波炉、现代语言学理论……这些发明创造均诞生于此。为什么呢？因为这栋建筑的设计实在是“太糟糕”，不同学科的学生和教授总能在走廊里碰到，混在一起喝咖啡、闲聊，从而催生创意。

“我们不是要再建造20号楼，待在里面肯定不会舒服，但每个人都可以创造一个空间——‘虚拟的20号楼’，与更加多元的群体交流。”刘易斯说。

合拍纪录片，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