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访行从一开始还是衙门的编外组织，人员基本由当地游手无赖和地方官府的衙役充当。正如《资治通鉴》评点安史之乱时所说："祸患常积于忽微"，访行的兴起正是制度裂缝中滋生的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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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处常有吊诡奇观，最清明的制度往往催生最浑浊的江湖。

正如《盐铁论》所言"水至清则无鱼"，当朝廷监察之网越织越密，反倒在江南水乡滋生出一群游走于权力阴影的"清道夫"——访行。

访行从一开始还是衙门的编外组织，人员基本由当地游手无赖和地方官府的衙役充当。正如《资治通鉴》评点安史之乱时所说："祸患常积于忽微"，访行的兴起正是制度裂缝中滋生的毒草。

因为共同的利益让他们与地方官、胥吏、衙役或绅士、势豪等保持密切的联系，用以维持自身的势力。 他们平常出入公门，搜集官府的黑材料或绅士、势豪的非法勾当，作为考课和征税、裁判或私人的报复手段，求得自身的利益。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设十三道监察御史，这本是仿效汉唐旧制的清明之策。可谁曾想，这把悬在地方官头顶的尚方宝剑，却在百年后异化成市井无赖的摇钱树。由于监察御史要对地方官进行官评或者判断官员，事前要从“里老”和衙役那儿搜集民情，这叫访察。访行的势力活动也日益猖獗，胥吏、衙役，绅士、势豪，市井无赖纷纷加入其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社会群体。

史籍记载：“问候于访豪之门，躬执夫奴隶之役，卑污苟贱恬不知耻者不可言也。”

到了明末，这种访察已形式化。访行利用自己多年混迹衙门打听到的消息，假托访察机制谋害地方官。有的访行甚至有取代官府的迹象，《虞谐志》记载：乡绅以豪奴为牙爪，豪奴以诸蠹为营窟，则杀人诈人之权亦有自乡绅操者，其为计亦巧矣。）
常熟县衙的晨鼓刚响，三个身影已候在仪门之外：穿绸衫的钱维周把玩着檀木算盘，皂隶出身的戈树仲斜挎铁尺，破落秀才王三手捧线装《大明律》。这看似不搭界的三人，实则是掌控三县诉讼的"访行三魁"。

他们深谙《史记·酷吏列传》中"网漏吞舟之鱼"的玄机，在衙门后巷开设"百事匣"，将乡绅隐私、官吏把柄分门别类，俨然打造出第二刑部。

万历四十二年，苏州知府张伯起新官上任，却在接印当天收到匿名揭帖，详述其父在南昌任上的亏空旧案。这位三甲进士出身的清流，不得不在深夜乘轿拜访城隍庙旁的茶楼——那里端坐着"塔后大相公"钱维周。

钱维周“家设软监，圈逼平人讲价之所也；

花厅，宴会博奕之场也；帐房，群凶密谋之地也。

房中设百事匣，细书城乡各区事款，分贮之。”俨然取官府而代之。

常熟的另一位“访行”头目戈树仲，人送外号“北头二伯伯”。书中说他：缙绅士庶辐奏其门，四方逃命者多招纳，各宪司承差命到县必禀树仲，然后作事。

常熟当地人有民谣：宁见阎罗王，勿犯二伯伯。正如班固在《汉书》中痛陈"上下相遁，为敝弥深"，监察制度反成要挟工具。

由于官府的不作为以及地方乡绅的加入，使得访行日益成为江南市镇社会生活的干扰因素，如常熟县“自东门至虹桥三十里乡民无不以讼破家”。
《虞谐志》记载这场会面："茶汤三沸而事谐，银票五张而谤息"。

当戈树仲的私宅被百姓称作"北衙"，当"宁见阎罗王"的民谣响彻虞山，这个寄生在监察体系上的怪胎已然失控。崇祯八年常熟大旱，知县开仓赈灾竟要先向访行"买路"，否则运粮车马必遭"劫富济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早有预言："乱天下者，必诈力相倾之说也"，这些游走律法边缘的"清道夫"，最终把大明江山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夕阳斜照虞山书院，斑驳粉墙上还残留着"访行包讼"的朱砂告示。当制度清流汇入人性暗河，再精妙的监察设计都会发酵成权力毒酒。正如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叹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访行的兴衰史，何尝不是一面照见千年官场生态的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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