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厂长严定宪盯着《圣斗士星矢》的画面，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子——这部动画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后，孩子们用零花钱抢购贴纸，而美影厂仓库里积压的《金猴降妖》录像带却无人问津。

中国动画简史14：新世纪来临前的十几年，中国动画何以举步维艰？

1986年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美影厂）三楼放映室里，堆满了从日本寄来的动画录像带。

厂长严定宪盯着《圣斗士星矢》的画面，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子——这部动画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后，孩子们用零花钱抢购贴纸，而美影厂仓库里积压的《金猴降妖》录像带却无人问津。

这一年，中国动画人第一次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一场残酷的商业战争。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厂长 严定宪

1986年，广东电视台以“文化交流”名义引进《铁臂阿童木》，开创了外国动画免费播放的先例。日本东映动画甚至提出“零元授权”，条件是捆绑销售玩具。

到1990年，《变形金刚》《哆啦A梦》占据黄金时段，北京百货大楼的变形金刚玩具专柜日销售额突破10万元——这相当于美影厂制作一集动画的成本。

美影厂试图反击。1987年推出的《黑猫警长》第二季，每集成本压缩到8000元，但电视台只愿出价3000元购买。

导演戴铁郎在职工大会上拍桌子：“我们是在用宣纸和狼毫笔对抗人家的流水线！”更讽刺的是，当美影厂向日本出口《山水情》时，对方开出的价码还不够支付宣纸费用。

《黑猫警长》导演 戴铁郎

1992年，深圳一家玩具厂老板找到美影厂原画师林文肖：“来我们这儿画迪士尼的外包，月薪2000元。”当时她的工资是278元。

这一年，全国近七成动画人才流向珠三角的代工厂。这些“动画民工”每天绘制12小时米老鼠，却在合同里被禁止署名。

代工模式催生了畸形繁荣。1995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动画代工地，加工《狮子王》《美女与野兽》等大片，但本土动画年产量从80年代中期的3000分钟暴跌至不足500分钟。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段佳无比痛惜地说：“我们几乎画了全世界的动画，却忘了怎么讲自己的故事。”

1999年，美影厂孤注一掷推出《宝莲灯》。这部“中国首部商业动画”请来姜文、宁静配音，张信哲唱主题曲，却在市场上惨败。导演常光希后来反思：“我们把钱花在明星身上，却没钱把三圣母的飘带做得更好一些。”

更荒诞的是，影片上映同期，盗版商已在地摊售卖《宝莲灯》贴纸——这些贴纸图案直接盗用日本《天空战记》角色。

电视动画同样举步维艰。1998年《海尔兄弟》靠企业赞助勉强存活，片中角色必须频繁展示冰箱；1999年《西游记》动画版被迫植入钙片广告，唐僧的台词变成“悟空，记得每天喝蓝瓶的”。

这些妥协让老动画人痛心疾首，严定宪退休时说：“我们没有输给艺术，却输给了会计的算盘。”

《海尔兄弟》

1995年，北京中关村出现第一家动画盗版光盘店。美影厂的《大闹天宫》VCD标价5元，而日本《七龙珠》全集只卖10元。

更致命的是电脑技术断层：当美国用3D技术制作《玩具总动员》时，中国动画人还在用鸭嘴笔勾线。

1997年，北京一家动画公司试图引进电脑上色技术，却因盗版软件泛滥导致系统崩溃，价值30万的设备成了一堆废铁。

即便在至暗时刻，仍有星火闪烁。

1990年，中国传媒大学开设首个动画专业，首批12名学生中走出了后来创作《大鱼海棠》的梁旋；

1995年，一群北京动画迷在地下室创办《画书大王》，这本盗版漫画杂志意外培养出颜开等本土漫画家；

在深圳代工厂，22岁的王微边画迪士尼外包边写剧本，十几年后他创立了土豆网。

回望新世纪来临前的这十几年，中国动画像是被卷入了漩涡的纸船——有人紧紧抓着桅杆，更多的人随波逐流。但那些湿透的纸页里，依然藏着再次启航的密码。

来源：神田空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