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观众从最初的“吐槽难看”转向对导演瞿友宁的立场质疑与价值观批判时，这场争议已撕开了影视创作中更深层的病灶——一部由台湾导演操刀的大陆IP改编剧，如何演变成一场文化认知错位与性别凝视的“双重灾难”？

《难哄》的舆论风暴，早已超越了“烂剧”的范畴。

当观众从最初的“吐槽难看”转向对导演瞿友宁的立场质疑与价值观批判时，这场争议已撕开了影视创作中更深层的病灶——一部由台湾导演操刀的大陆IP改编剧，如何演变成一场文化认知错位与性别凝视的“双重灾难”？

一、导演的“水土不服”：从地图争议到城市污名化

瞿友宁的“黑历史”并非偶然。

从《亲爱的热爱的》错误地图风波到《难哄》将重庆拍成“罪恶之城”，其作品屡屡触碰敏感议题。

剧中重庆被塑造成“光天化日下性骚扰频发”的混乱之地，甚至被观众讥讽为“中国版哥谭市”。

这种刻意放大社会阴暗面的手法，与其说是艺术创作，不如说是对大陆城市形象的“刻奇化”想象——正如台湾媒体长期对大陆的片面报道，瞿友宁镜头下的重庆，暴露了他对内地社会现实的陌生与偏见。

更讽刺的是，重庆官方曾为《难哄》宣传站台，却反被剧中情节“背刺”。

当一部打着“本土化”旗号的偶像剧，需要靠删除争议镜头来挽回口碑时，恰恰印证了导演团队对大陆观众情感与文化认同的严重误判。

二、性别凝视的“恶趣味”：当救赎沦为男性权力的注脚

《难哄》真正的“难哄”，在于其对女性角色的物化。

原著中女主的坚韧被替换成“9集被欺辱6次”的苦难叙事，每一次危机都沦为男主英雄救美的铺垫。

这种“男凝视角下的暴力美学，与瞿友宁的个人经历不无关联——自幼成长于女性家庭却屡遭情感背叛的他，似乎将某种扭曲的性别权力关系投射到了创作中：女性必须经历被践踏的“净化仪式”，才能获得男性的“恩赐式救赎”。

更值得警惕的是，剧中将性骚扰场景处理得极具“观赏性”：骚扰者的正面特写、女主惊恐的表情特写，甚至导演在片中大做文章，将本应严肃对待的女性受害情节，转化为一种满足男性观众 “英雄情结” 的视觉奇观。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是对女性角色的极大不尊重，更是将性别暴力轻佻化，传递出一种扭曲的价值导向：女性的苦难只是为了衬托男性的强大与 “魅力”。

这种 “恶趣味”，在当今倡导性别平等的社会语境下，显得尤为刺眼与不合时宜。

三、文化傲慢的 “自嗨”：忽视大陆观众的情感共鸣

瞿友宁的种种创作选择，归根结底源于一种文化傲慢。

他带着台湾影视创作者的 “自嗨” 心态，试图用自己对大陆的刻板印象与片面理解来塑造故事，却完全忽视了大陆观众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

他没有真正去了解大陆社会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也没有尊重女性在社会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是将一切都简化为戏剧冲突的工具，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注定让《难哄》陷入争议的漩涡。

《难哄》的争议，撕开了影视创作中的多重病灶——从文化傲慢到性别凝视，从认知错位到价值观批判。

这场舆论风暴不仅是对一部剧的批评，更是对整个影视行业的一次警醒。

希望未来的创作者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以更加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真正实现影视创作的多元与共融。

来源：聊点电视剧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