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的上海，一位扎着双辫、眉目清秀的少女，悄悄走进了上海明月歌舞剧社的大门。

她是民国红极一时的演员，嫁给了姐姐爱过的男人。

婚后她与丈夫恩爱40年，丈夫去世8个月后，她却悲愤自缢而亡。

她是谁？为何会在丈夫去世后自缢而亡？

1930年的上海，一位扎着双辫、眉目清秀的少女，悄悄走进了上海明月歌舞剧社的大门。

她叫于立群，那一年，她十四岁。

她的出身原本不凡，祖父是清朝的榜眼，父亲曾继承一份不小的遗产。

但民国风雨飘摇，家道中落，父亲又好逸恶劳、沉迷古玩书画买卖，早已把家产败光。

到最后，甚至连孩子们的学费都无以为继。

母亲含泪叹息，背着最小的儿子躲进了上海岑家的小宅，靠着外祖父的一点照拂勉强度日。

从此以后，生活的重担落在了于家长女于立忱身上。

她不愿妹妹们因贫困而失学，于是，便顶着刺骨的寒风，在北平和平门外国立师范大学门前支起一张小桌子，卖字为生。

临近春节，家家户户都讲究贴春联，可懂字作对子的人却寥寥无几。

于立忱便拎着毛笔、裁好的红纸，还有那点不容出错的勇气，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潮中。

她写得一手好字，对仗也工整，总能妙语连珠地对出客人满意的句子。

渐渐地，人们围着她看，排队的人越来越多。

在立群心里，大姐不仅是她的依靠，更是她的灯塔。

大姐热爱话剧、才思敏捷，常在北平师范大学话剧社出演女主，甚至曾在名导熊佛西执导的《哑妻》中担纲主演。

每次回家，她总爱和妹妹们讲舞台上的趣事：灯光一亮，台词响起，全世界仿佛都为她安静。

从那时起，于立群开始对舞台，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憧憬与热爱。

十四岁那年，母亲将她送到了上海的外祖父家中，希望这个漂亮又机灵的女儿，能在大城市里闯出一条路。

于立群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她一举考入了上海明月歌舞剧社，在众多新人中脱颖而出。

她不是那种艳丽四射、夺人眼球的女人，却自带一股书卷气息。

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初尝走红的掌声后，她没有沉迷于名利场的追捧。

她主动离开剧社，考入了上海电影学校深造，磨练演技。

她的努力渐渐有了回报，先后出演了《健美运动》《富春江》等多部电影，在上海滩拥有了不小的知名度。

每当她在台前风光，大姐总是在北平寄来一封长信，字里行间写着对她的鼓励和提醒。

每当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大姐总能像命运的先知一样，为她指点迷津。

她爱书法，也是因为从小看大姐练字，临颜真卿的帖，细细琢磨用笔的力度与气韵。

她的人生，很多选择都像是无声地延续了姐姐的步伐，甚至连感情也是如此。

1934年，于立忱前往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习。

留日期间，她因生病精神抑郁，后又因参加爱国活动遭到日方警告，随后回国。

回国后，有感于时局，抑郁加重，1937年夏日，她自尽而亡。

于立忱的追悼会上，来者众多，寒暄声、啜泣声、人流声交错杂陈。

于立群穿着一身素净长裙，站在灵前，耳朵仿佛被封住了一般，什么也听不清。

就在这时，一只手，递来一方干净的手帕。

她抬起眼，望见一个面容沉静、身着中山装的男子，语气低缓：“节哀。”

此人便是当时著名的才子郭沫若，于立群小心地接过那块手帕，心底却泛起一种久违的暖意。

她本能地对他心生敬意，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与鲁迅齐名的文坛巨擘，更因为，他是姐姐生前极为推崇的朋友。

之后的日子里，他们的交集越来越多。

那是一个烽烟四起的年代，日军铁蹄踏入华北，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走于战地前线。

于立群义无反顾投入抗战演出队，随队奔赴各地战区，宣传抗战、慰问将士。

而郭沫若，则在创办报刊、组织文艺团体的同时，以笔为枪，用激昂的诗篇呐喊家国存亡。

于立群常在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社担任编辑、校对工作，有时也参与策划宣传文艺演出。

他们白天忙于事务，夜晚则在昏黄的灯下讨论剧本、探讨思想。

有时话题从文艺延伸到国家命运，从抗战形势讲到民族未来，情感悄然萌发。

那年冬天，郭沫若准备离开广州赴武汉任职，而于立群正筹划前往陕北延安继续她的革命文艺道路。

原以为此去便是告别，但在临行前一夜，于立群把行李搬到了郭沫若的住处。

从此以后，不论是在重庆简陋的报社，还是在桂林的临时剧场，她都默默守在他身后，做一个尽责的助手、贴心的伴侣。

两人没有婚礼仪式，直到1939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才在重庆补办了一场简朴却庄重的婚礼。

那一天，于立群穿着一身青布旗袍，站在他身边，轻声念出婚姻誓言，泪光中满是坚定与信任。

那一刻，她真的以为，自己的漂泊终于找到了归宿。

婚后第二年，于立群第一次回到郭沫若的老家。

那日，她身穿藏青色的长旗袍，站在老宅门口，见一个穿着朴素的中的妇人，在门边低声自我介绍：“我是张琼华。”

于立群一瞬间愣住了，这个女人，她听说过，是郭沫若的“发妻”，那个早年被迫成婚、从未真正被承认的女人。

郭曾告诉她，两人无夫妻之实，那不过是家族安排下的名义罢了。

可眼前这个人，她不争、不闹，只是安静地站着，把这个家照顾得井井有条，从来没有离开。

那一刻，于立群心头突然闪过一丝细微的愧意。

但她努力压下，安慰自己：张琼华是过去，而她才是现在，也是未来。

可事实证明，“过去”并不会轻易告别。

几年后，日本女人佐藤富子的突然现身，才真正撕开了她内心那层不愿揭开的伤口。

那是1948年冬末，北风呼啸，门铃响起时，于立群正坐在书桌前为郭整理演讲稿。

她打开门，看见一个穿着陈旧和服、背着行囊的老妇人，带着五个孩子站在风中。

“我叫安娜，是郭沫若的妻子。”对方用缓慢的中文开口，字字铿锵。

后来她才知道，安娜是佐藤富子的中文名字，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与其结婚并育有五子的妻子。

战争爆发后，郭匆匆回国，从此杳无音讯，而她，凭着一纸郭在刊物上的回忆录辗转来到中国寻夫。

那晚，于立群一言不发地回到屋内，郭沫若却表现得前所未有的果断：

“她来，不代表什么，你才是我唯一的妻。”

安娜最终悄然离去，未留下任何怨言，但她的背影，在于立群心头却像一道挥之不去的暗影，久久不散。

她当然恼，她当然痛，可她也明白，若是转身离开，那些年岁里她所坚持的坚守便都化作泡影。

于是她不再追问过去，只用行动维护现在。

在她的照料下，郭沫若在政务、学术、文艺等领域步步高升。

而她，则以妻子的身份，秘书的身份，母亲的身份，悄无声息地承担起家庭与事业的双重支点。

她为他养育了六个孩子，从襁褓到书桌，从牙牙学语到求学成才。

她为他誊写稿件，查找资料，整理信件，接待宾客。

外人眼中看来，他们是并肩的革命伴侣，是携手共进的知识分子家庭代表。

她以为，这一生，大风大浪都已挺过，只待风平浪静，白头相守。

1978年，郭沫若病逝，那场追悼会，与她初见郭沫若的场景，恍若重叠。

她沉默地收拾起他留下的文字、手迹、草稿与信件，整理进“文集”中。

可她不知道，最沉重的真相，还藏在那些她迟迟未曾翻开的信笺深处。

1979年春末，郭沫若已去世8个月。

那日，于立群照旧来到书房，整理他留下的信笺、影集、剪报。

她将它们归类，标注时间，像几十年来做秘书的日常那样。

直到她无意中抽出那一封信，信封背面却用娟秀的字体写着：“立忱，收。”

她几乎是下意识地拆开了信，纸张一展开，是郭沫若的笔迹。

“立忱，这次分别竟如此仓促……”

她一行一行地读下去，字句中充满眷恋、依依不舍、情意绵绵。

那不是朋友之间的问候，而是恋人之间、爱人之间，才有的缱绻与痴缠。

那些信不止一封，而是一沓，厚厚一叠，时间从1931年一直延续到1935年。

那是郭在日本求学、发表成名作《女神》的年岁。

正是在那段时间，于立忱也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本校方驱逐回国，郁郁寡欢，最终走上了绝路。

她颤抖地翻开其中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郭沫若站在樱花树下，身边站着一个穿和服的女子，是她的姐姐于立忱。

他们并肩而立，目光温柔，眼神交缠，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属于彼此。

她恍然意识到，姐姐当年的抑郁与绝望，并非仅仅源于国仇家恨，也不仅仅因为政治理想的破碎，更是因为情感受了打击。

而她呢？她以为自己得到了爱情，可原来，她竟然爱上了姐姐爱过的男人。

她曾无数次回忆那场初识的追悼会，郭递来手帕的那一刻，她心生依赖与感激。

而那一刻的他，是否也在那张泪水模糊的脸上，看到了姐姐的影子？

她坐在床边，怔怔地看着窗外新绿的枝头，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滑落下来。

那个晚上，她将那些信件重新叠好，整整齐齐放进一个木盒里，放在床头。

翌日清晨，家人发现她时，她已着一袭素白长衫，面朝西方，自缢而亡。

她走得安静，却也决绝，她用生命，写下了一场关于爱，忠诚与背叛的终章。

当我们回望这段故事时，或许更该记住的，不是那个男人的盛名，而是两个女人，一个死于沉默，一个死于认清，她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来源：钎城墨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