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源曾说：“迟蓬是我的职业偶像，她是把中国妈妈演得最好的女演员。”我太懂杜源的认可，毕竟他自己也是戏好却不张扬的人，能被他夸，迟蓬的好是真的好。她演戏从不安套路来，哪怕是配角，光芒也藏不住。

致迟儿：五十年友谊里，藏着最本真的演员与青春

最近追《生万物》，全因戏里有迟蓬——那个被观众夸“演技天花板级炸裂”的大脚娘。导演刘家成真是慧眼识珠，可我心里暗笑：老迟的“炸裂角色”，哪止这一个？

杜源曾说：“迟蓬是我的职业偶像，她是把中国妈妈演得最好的女演员。”我太懂杜源的认可，毕竟他自己也是戏好却不张扬的人，能被他夸，迟蓬的好是真的好。她演戏从不安套路来，哪怕是配角，光芒也藏不住。

想起当年当金鸡奖评委那回，迟蓬凭《百鸟朝凤》提名最佳女配角。评审时我卯足劲为她争取，不是私人感情，是她的表演太精准——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欠，那种高级的分寸感，是真该拿奖。可惜最后她落选了，我沮丧得很。

颁奖晚会那天，我和富大龙一起开奖，上台第一眼就看见坐在第一排最边上的迟蓬。一件普通毛衣、一条家常裙子，还有那双穿了无数次的黄胶鞋，她就那么自信地坐在满是晚礼服的女明星中间，像个坦然的旁观者。我当时就想，要是早知道她这么穿，我也该脱了那身“装模作样”的礼服，跟她一样自在。可我做不到，我放不下的太多，迟蓬的勇敢，远胜过我。那天我在台上激动得语无伦次，满脑子都是向没获奖的提名演员致敬——他们的努力，不该被忽略。迟蓬后来笑着说：“倪儿老毛病又犯了！”

我和迟蓬的缘分，要从几十年前的山艺宿舍说起。我们同年出生，我比她大几个月，一进校就分在一个宿舍，还有徐映红。我们喊彼此“迟儿”“倪儿”“徐儿”，在山东省话剧院的筒子楼里，挤了好几年。

那时候宿舍三张床，我们嫌不够热闹，干脆撤掉一张，把另外两张拼起来睡“大通铺”。两张床一高一低，中间的缝硌得慌，可迟儿总抢着睡——吃完饭就抱本书占位置，最后我们只好约定，一人睡缝儿一个月。现在想起来，硌得慌的床，倒成了最难忘的回忆。

宿舍里还有个怪习惯：倒立。迟儿总说靠墙倒立能让脑子清醒、血回流快，还能变聪明。我和徐儿试了好几次都不行，她就出主意让我们躺床上把脑袋耷拉在外面。于是常常是她靠墙倒立，我们俩脑袋悬在床外，要么大声念书，要么安静听广播，她说这样不浪费时间。

翟建平院长是我们的老师，他总说“演员的功夫在诗外，要多读书”，还说“真正漂亮的人，一定是读书最多的”。我们三个听了，当即发誓要做“读书最多、最漂亮的人”。那时候我们每月工资才26块，书又贵，只能从饭费里抠。每天去食堂只买馒头，菜就靠迟儿想办法——等菜市场收摊时买一捆菠菜，在水房洗完，用锅炉开水烫一下，再用凉水冲，最后她用手“咔咔”撕成段，拌上辣椒油、酱油和醋，那味道，我至今再没尝过。我们从春天吃到夏天，直到徐儿说“你们看，咱仨脸都绿了”，迟儿还笑着说“没事，倒立能把脸色倒红润”。

为了看书，我们还搞“比赛”。迟蓬像个“密探”，天天去别的宿舍打听：“赵娟娟她们在看《简爱》了”“徐少华买了《安娜·卡列尼娜》”。她用破纸箱搭了个书架，用树棍支撑着，虽脆弱得一碰就歪，却是宿舍里最宝贝的东西。饿了就念叨家里的茄盒、包子，徐儿家在济南，周末常领我们去解馋，来回走两个钟头，谁也不觉得累，迟儿说“只要能吃顿好的，天天走都愿意”。

年轻时的我们，一边埋头学习，一边也爱闯祸。剧院排《基督山恩仇记》，王玉梅老师演女主角，我们跑群众。女主角那双白色高跟鞋，我们羡慕得不行。有天我在侧幕条候场，突然看见迟蓬脚上穿着那双鞋，吓了一跳。第二天团里就开大会批评她——女主角下场找不着鞋，而且佣人角色穿女主的鞋，完全不合身份。迟蓬后来才说，她从没穿过这么好看的鞋，想穿一会儿就下来，没想到露了馅。更逗的是，她脚比我们还大，上台只能俩脚来回换，一瘸一拐地下场。后来服装老师用山东普通话说“迟蓬演佣人，怎么能穿梅瑟苔丝的鞋”，这话被我们翻来覆去模仿，笑到直不起腰，也让我的普通话里，至今带着点山东味儿。

迟蓬还爱琢磨角色，哪怕只有两句台词，也会设计十几个造型——嘴唇画得厚厚的，说“薄嘴唇和厚嘴唇说话声音不一样，台词得和妆匹配”。我和徐儿都笑说，她要是早出生，说不定是“卓别林的妹妹”，她还乐呵呵应着，那段时间我们都叫她“卓儿”。

有次去青岛演出，住八大关，书记让我们少出门省房费，可我和迟蓬偏要溜出去看《小花》。回来路上，她突然说：“倪儿，我想让你当刘晓庆，我当陈冲！”我说拍电影得有机遇，她却笃定“努力就有机会”。第二天，她真扎了陈冲同款小辫儿，还逼着我剪刘晓庆同款短发。没多久，八一厂的郝光导演来选《女兵》演员，选中了我和她，要二选一。那晚我们三个聊到半夜，迟蓬说“要是选你，我肯定替你高兴”，我也说“选你我就热烈祝贺”。

可后来出了个误会——迟蓬问郝光导演是不是选了她，恰逢导演有帕金森病，无意识点头，她高兴地跑了回来。我为她开心，也为自己难过，可转天翟院长却通知我收拾行李去拍戏。我懵了，在院里转来转去抹眼泪，徐儿找到我，也跟着哭。回宿舍告诉迟蓬时，她愣了半天，然后突然抱着我说“太好了，祝贺你”，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去剧组前，迟蓬用线给我“绞脸”，疼得我直喊停，她却说“上镜头好看”。到了文登，我总惦记着她，找副导演韦廉、场记胡玫推荐她，都没成。直到后期配音，听说王少岩导演在筹拍《红线》，我直接跑去找她，把迟蓬的情况一股脑说完，导演竟被说动了。我立刻跑着去电报大楼，发了“速来八一厂，有戏等你，快快快”的电报，回来才发现脚磨破了皮，可心里比谁都高兴。迟蓬接到电报当晚就赶来了，王导演一眼就看中了她，她也由此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红线》。

从那以后，迟蓬的演员路就像“开了挂”——1984年凭《红叶，在山那边》拿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和当时“天花板级”的王玉梅老师并列；后来演《幸福里的故事》里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把心疼又招人烦的劲儿拿捏得刚刚好；我推荐她去拍《美丽的事》演我情敌，她一开始说“恨不起来演不好”，结果开拍后，眼神里全是戏，连我都被她“吓到”。

她的生活，也一直活得通透。受文艺妈妈的影响，她爱写诗，衣服上总绣着妈妈缝的梅花（她小名叫阿梅），还会自己做衣服，改衣服腰身。拍《美丽的事》时，我们发现一家卖出口转内销花边儿的店，她直接成了“边儿迷”，拍戏间隙就去买，还撺掇英达、周晓斌也买，剧组里都叫她“边儿王”“花迟儿”。最后离开青岛，她寄了七八包花边儿回北京，把家里窗帘、床罩都缝上，说要打造成“童话世界”。我那堆花边儿后来用来捆画，要是被她知道，准得骂我“败家”。

现在的我们，各奔东西，见面不多。迟蓬住郊区，不爱热闹，怕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事上；徐儿去了山东电视台，成了“全国三八红旗手”；我偶尔拍戏、画画。但只要见面，还是像年轻时一样，聊起孩子就又哭又笑。记得有次约在烤鸭店，迟儿说她生孩子那天，爱人在外地拍戏，她先拆洗了窗帘，再自己拎包去医院，生完孩子公婆才赶到，听得我和徐儿又心疼又佩服——这就是迟儿，永远敢想敢做。

一晃快五十年了，青春里的倒立、拌菠菜、抢床缝、为角色较真的日子，还像在昨天。如今看她演《生万物》里的大脚娘，我和徐儿都为她高兴。当年她想当陈冲，我想当刘晓庆，虽没活成别人的样子，却都活成了自己——她依旧质朴随性，穿布衫麻裙，守着自己的审美；我也在演戏和画画里，寻得自在。

隔空跟迟儿说：老迟，大脚娘真的太精彩了！咱们仨虽不是最亮的星，但这么多年，一直都在闪啊。盼着下次见面，咱们还能像年轻时一样，幼稚地笑，痛快地聊，忘了脸上的皱纹，只记得心里的热乎劲儿。

来源：梦城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