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岸上的舟山渔民听到呼喊，有人放下渔网，有人推来小船，有人跃入冰冷的海水。即便明知可能被日军枪杀，仍有人伸手去拉那些将被海浪吞没的陌生人。那一刻，他们是用生命去救生命。
1942年10月1日，中国浙江舟山东极岛海域，一声巨响震碎了海面。
一艘名为“里斯本丸”的日军运输船，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船体迅速倾斜、撕裂，海水汹涌灌入，海浪裹挟着呼喊与挣扎，甚至夹杂着枪声。
岸上的舟山渔民听到呼喊，有人放下渔网，有人推来小船，有人跃入冰冷的海水。即便明知可能被日军枪杀，仍有人伸手去拉那些将被海浪吞没的陌生人。那一刻，他们是用生命去救生命。
渔民们不知救的是谁，也无法预知历史的走向。那一刻，没有政治，没有国别，只有活命的本能与救人的冲动——这是人类最古老的道义。
这段历史长期沉睡在浩渺档案与地方记忆中，直到舟山作家杨怡芬的小说《海上繁花》、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以及电影《东极岛》相继问世，才一点点被带回公众视野。正因这些作品通过不同媒介形式对这段历史的呈现与挖掘，让我们得以探寻：如何在保留史实复杂性的同时，使其延展出面向当下与未来的价值？
《海上繁花》，杨怡芬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
小说《海上繁花》（2023年出版）是这段记忆的拓荒者，它避开宏大叙事的空泛，转而深入历史肌理——借英国战俘伊恩的挣扎与渔民阿卷的坚守，让冰冷的史实词条长出血肉，用情感为被遗忘的往事塑形。
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海报
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2024年上映）则选择了另一条“打捞”记忆的路径：以水下拍摄的沉船残骸、94岁亲历者林阿根的证言、英军战俘后代的感恩独白，以及大量书信与照片，将疑问逐一按回历史原位。它不在于讲述，而在于举证——像在锈迹斑斑的铁板上重新铆牢每一道被遗忘的缝隙，让人无法否认它曾真实发生。
电影《东极岛》海报
电影《东极岛》（2025年上映）接过了这段历史的接力棒，试图将其推向更为广阔的公共视野。然而，无论是文字、纪录片，抑或电影，它们都肩负着同样的困境：文艺一旦介入历史叙事，便注定要在史实与戏剧、真实与传播之间反复权衡。每一次取舍都如同天秤上的砝码，天平倾向哪边，决定了观众得到的不仅是怎样的故事，还有怎样的记忆。正因如此，电影《东极岛》的创作者们必须直面一个更为艰巨的问题：如何在艺术化的表达与史实的忠诚之间，寻找到一条既有艺术丰盈、又能承载历史重量的叙事路径。
导演管虎深知其难。在故事锚点上，剧组力求还原当年的渔民生活，不仅在东极岛原址重建了20世纪40年代的渔村，还请非遗匠人以传统工艺打造十余艘可下海的木船。片尾纪实短片中，“里斯本丸”幸存者丹尼斯·莫利的女儿动情回忆，父亲临终前叮嘱她要感谢东极岛渔民——在他心中，他们宛如天使，把人们从地狱带向光明。这无不在提醒观众：83年前的救援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发生。渔民救下的，不只是数百名落难者，还有他们的家庭与命运。
影片完成了几重叙事上的转换：类型化改编，从宏大叙事到平民视角。影片以类型化手法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具体的人与情感。这种叙事张力在人物的一次次突发选择中被推向高潮，勾勒出鲜明的人物成长弧光。阿赑从起初顾全小家、犹豫退缩，到弟弟牺牲后毅然潜入船舱救人，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阿荡由最初的好奇，升华为以自我牺牲来换取岛民生路的选择；吴老大在祖制与良知间挣扎，最终敢于打破旧例；陈先生从贪生怕死到怒闯岗楼，与日本兵殊死相搏；阿花打破“女人不上船”的祖训，为营救战俘率数十条渔船出海迎敌救人；保长李元兴夹在百姓与日军之间，最终觉醒反抗……这些情节虽非全然照录史实，却以更浓烈的戏剧张力传递出信念的重量。换言之，影片并非复述一段往事，而是以艺术虚构赋予其更广阔的精神维度。正是人物的选择，使影片在历史真实、情感真实与戏剧真实之间，找到了一种彼此成就的张力。
电影《东极岛》海报
影片集结了当前中国电影的一线阵容，视听风格上延续了管虎标志性的粗粝紧凑节奏——海浪、甲板、枪声、密闭船舱的黑暗层层递进形成感官压迫。技术层面，剧组搭建了亚洲最大的恒温水景棚，占地9000平方米，可模拟200种海浪；为精准还原渔民形象，训练演员水下闭气时间最长超过4分钟。团队调用数百艘渔船完成惊涛中的救援长镜头，并实景炸沉了1:1复刻的“里斯本丸”号。影片高潮段落，船体断裂沉没，巨大的虹吸旋涡将残骸与落水者卷入深海，场景惊心动魄。观众仿佛能感受到巨浪扑面，又似置身枪林弹雨间。
1942年的东极岛渔民，面对日军射杀落水者的暴行，“救人”的朴素良知超越了国籍、阵营甚至殖民背景，他们对抗的是施暴的日军，守护的是生命本身。这种善良无关身份，只关乎人性。影片援引了岛上流传的一句话：“海上落难人必救”，聚焦于“救人，回家”这一人类共通价值。管虎曾说，家是中国人心灵的根，《东极岛》希望将这种温暖延伸到全世界。由朱一龙、吴磊饰演的孤儿兄弟阿赑与阿荡，因少年时曾被吴老大救起，他们更懂得生命的重量。当阿荡在海上不顾一切救起英军战俘纽曼后，两人因对“家”的眷恋结下跨越国界的友谊。影片中，兄弟二人、吴老大与阿花之间的亲情暗线，与船舱内战俘以故乡歌声抚慰亡灵的场景，共同编织出一张关于“家”的隐秘情感网络。故事的终点，阿赑与阿荡魂归大海，将大海视作最终归宿，更让“家”的意象从血缘与族群扩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象征。
当然，影片也存在一些争议，如人物转折是否缺乏铺垫、女性角色塑造是否略显单薄等。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下抗战题材电影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东极岛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从《海上繁花》的文字叙事，到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电影《东极岛》的影像呈现，文艺创作不断拓展中国在二战叙事中的独特视角。这些作品没有停留于民族伤痛的反刍，而是以平民视角还原历史真相，在苦难叙事中展现中国人的善良与坚韧，彰显中国的大国风范与国际担当。
战争如同一面镜子，既映照出侵略者的残暴，也映照出中国人的大义。《东极岛》为世界留下的精神遗产，不只是英雄主义，更是面对人类最恶劣暴行时仍能坚守的善良本真。影片中渔民的抉择，是骨子里的善良，是中国人的底色；他们撑起平民之舟，以无畏与大义彰显东方主战场的血性担当。通过将侵略者的罪行搬上银幕，这部作品让世界永远铭记这段不容篡改的真相。
历史从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需要通过文字、影像与讲述不断唤醒的火种。83年前，舟山渔民的这场义举让“里斯本丸”事件从地方性记忆升华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文明箴言——它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侵害不分国籍”，警醒人类警惕战争，守护人道底线。
由此而言，电影《东极岛》为世界留下的不只是民族记忆的史诗，更昭示了超越国界的人性之光。山川异域，命运相连——这束火炬将穿透历史迷雾，映照当下与未来，化作人类守护和平与良知的永恒信念。
来源：文艺报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