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事儿最近又有人拿出来聊，吵得挺热闹。说是应该把《求是》重新叫回《红旗》，听着像杂志也能穿越换身份证，我们不免琢磨：这改名到底改走了什么？真是换了皮，还是换了心？话说回来，名字往往只是一块门牌，门里头的烟火，还得看里面有没有余温、有情怀。《红旗》当年那一摞杂志

《红旗》杂志到底算不算被“求是”逆袭了？

这事儿最近又有人拿出来聊，吵得挺热闹。说是应该把《求是》重新叫回《红旗》，听着像杂志也能穿越换身份证，我们不免琢磨：这改名到底改走了什么？真是换了皮，还是换了心？话说回来，名字往往只是一块门牌，门里头的烟火，还得看里面有没有余温、有情怀。《红旗》当年那一摞杂志，怕不是光印了字，也印下无数人翻页时的小心思。

1958年6月，第一期《红旗》杂志出炉。在那个炎热的初夏里，有人穿军装有人卷着裤腿，手里头捧着一本崭新的《红旗》，像是刚获得一把钥匙。这不是随便哪个文艺刊物，《红旗》在那时可是“头上有光”——党中央亲自出面打造的理论阵地。你要问啥叫理论阵地？说白了就是，大家伙儿都去那儿听毛主席的话，学列宁那一套，琢磨怎么让日子翻新。

其实，论起轰轰烈烈的岁月，《红旗》见证得比大部分人都多。赶上风起云涌的年代，全国上下都在寻一条路。能不能做成点事儿，理论可不只是挂在嘴边。很多老同志记得，每逢《红旗》新刊一到，机关里能开个小会，甚至家里茶桌上，也有人掀起封面，一口气读到深夜。那些文字里，有大事关头的庄重，也有小人物的柔软，偶尔还夹杂几句枕边话——立场是要坚定，情感也是人心。

可是光凭热情还不够。80年代的时候，风向变了，改革开放的号子一下子拉起来——老百姓突然不再死盯着粮袋子，而开始琢磨股票、市场、外面的世界。那会儿，《红旗》继续守着马列，依旧执着于理论，可外头的人心已经变得灵活。杂志编委会里，几位大佬茶歇时抿一口绿茶，也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要跟时代迈迈步？”其中有一个人，大家都认得——邓小平，那时也是《红旗》的主心骨。邓老在会议桌上敲敲指节，说：“理论要和实际贴牢。”

说到《红旗》变成《求是》，不是一拍脑袋的事。1988年7月，终刊的头一天，编辑室里静悄悄的。有人扭头看了看窗外的槐树，心里难免唏嘘。《红旗》这名字，在太多人心里有分量，“红旗飘飘”，谁不是盼着日子抬头？可现实逼得人要变，在那一年，大家一起决定，把精神传给新的名字。换个旗帜——实际没换本心。

新生的《求是》，起初也受过不少“闲话”，有人说名字不够热烈，有人怀念《红旗》的大气。但慢慢发现，这杂志并没找偏自己的根。理论，还是理论；党的声音，还是中央的喉舌；咱们研究的，不是标签怎么亮，而是路线对不对。说句贴心话，就像老一辈教你带孩子，不在于起啥名，要让孩子懂得怎么做人。

时间久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越来越能打。你去看，那些关于中国怎么走、如何改、怎样干实业的文章，一篇篇在《求是》里生根发芽。理论也不是只会冷冰冰说教，时不时有作者讲故事，回忆自己在田野里遇到的问题，或者在小镇上围着热锅粥琢磨怎么落地新政策。这些年，《求是》像是个老朋友，有时候难免说点大道理，但偶尔也低头帮你捡拾散落的细节。

再回头看最初那场争论——到底要不要叫《红旗》？其实，名字只是个壳，骨子里才是魂。就像有人改了门牌号，仍然守着家里那口老锅。我们总说要“高举红旗”，可高举的是使命，不是标签。更何况，《求是》继承的，不只是名字，更是无数人几十年争论、磕碰、思忖出来的血汗与信念。

时代在走，理论也得跟着转身。《红旗》的老人们未必都喜欢新名字，“求是”的编辑们也常常回望过去，免不了有些悸动。可面对真实的世界——市场不是一天建成的，社会也不会一蹴而就。杂志换了眉头、改了封面，可里面的章节还会守住那份底气，把马列的精髓和中国的路条一点点刻在纸上。

人啊，总是对老物件难舍难分。大家念旧，是因为记得曾经那种热乎劲。但理智说一声，最好的怀念，是活在现在。折腾这一圈争名换姓，不如大家坐下来，喝口水，继续琢磨路怎么走。杂志啊，名字再响也挡不住风雨；只有思路清楚、脚步坚实，才能走出康庄大道。

也许再过几年，还会有人翻出这段老话题。至于名字，我想它只能装在档案里，但一代代人的追问、选择和坚持，才是真正的红旗。唉，杂志名字改了四回，人心倒是绕了好几圈。终归，我们得面向明天，继续去做点实实在在的事。红旗在心，求是为路——或许，这才是那杂志真正的意义罢。

来源：莫多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