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已届古稀之龄的表演艺术家陈佩斯,阔别电影市场三十年后,再次将其同名话剧《戏台》搬上了大银幕。这部作品宛如一幅细腻生动的历史长卷,以鲜活笔触勾勒出那个特殊时代戏曲行业的众生相。在大银幕上,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仿
近日,已届古稀之龄的表演艺术家陈佩斯,阔别电影市场三十年后,再次将其同名话剧《戏台》搬上了大银幕。这部作品宛如一幅细腻生动的历史长卷,以鲜活笔触勾勒出那个特殊时代戏曲行业的众生相。在大银幕上,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欢声笑语间,真切体悟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戏台》的奇妙世界,细细探讨其中那些易被人忽视的精妙细节。
在电影《戏台》里,洪大帅(姜武饰)的六姨太思玥(徐卓儿饰)是京剧名角金啸天(尹正饰)的脑残粉。当她和金啸天在德祥大戏院后台偷情时,洪大帅(姜武饰)正和大嗓儿(黄渤饰)沉浸于谈曲论戏的氛围中。洪大帅听到隔壁有女人的声音时,大嗓儿给他解释说,戏班里没有女人,扮相是女人的也是男旦。此段剧情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旧社会戏曲行当的残酷现实——在当时,女子在戏曲领域几乎毫无立足之地,唱戏的女子几乎寥若晨星。
在京剧行当里,一般称为“生旦净末丑”或“生旦净丑”。其中,“生”角指的是舞台上的男性角色,主要分老生、小生、武生、红生四种;“旦”角指的是舞台上的女性角色,旧社会多由男扮女装,根据角色可分青衣、花旦、老旦、武旦、刀马旦等;“净”角又叫大花脸,分铜锤、架子、花生、摔打等;“丑”角又叫小花脸,主要分文丑和武丑。
在旧社会,妇女社会地位极低,她们没有独立的人身权利和社会地位,更无法与男性享受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在这般严苛的社会环境下,社会观念更如同坚不可摧的枷锁,紧紧束缚着女性的脚步,更不允许女子从事抛头露面的戏曲行当。
因此,在传统戏曲舞台之上,几乎所有女性角色都由男子粉墨登场、悉心演绎。在中国京剧那如浩瀚星河般的历史长卷中,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这四位杰出的艺术家,以“四大名旦”之誉闪耀其间,他们宛如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散发着令人瞩目的光芒,成为了中国京剧行业的中流砥柱与杰出典范。
新中国建立后,妇女挣脱了长久以来的枷锁,翻身做了主人,越来越多的女性怀揣着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与憧憬,勇敢地踏上戏曲舞台。她们以婀娜的身姿、婉转的唱腔,为这古老的艺术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魅力。
在电影《戏台》里,德祥大戏院的后台之中,神龛内的那尊塑像格外引人注目,令人不禁心生好奇:这尊塑像究竟是何方神圣?实际上,电影对此已作了清晰的交代。五庆班班主侯喜亭(陈佩斯饰)忽悠大嗓儿顶替金啸天(尹正饰)登台饰演西楚霸王时,他抬手指着神龛,说道:“今天是咱们梨园老祖,唐明皇李三郎的成道日。”
唐明皇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故被世人称为“李三郎”。唐明皇酷爱戏曲,酖于酒色。开元十一年,唐明皇亲率伶人在梨园精心排练歌舞《圣寿乐》,兴致盎然之际,他还会亲自穿着舞衣,载歌载舞,尽显对乐舞的痴迷。马嵬坡之变后,杨贵妃香消玉殒,唐明皇自此心灰意冷,再无心思欣赏乐舞。往昔那些风姿绰约的舞女,也在岁月的流转中添了几缕白发。因此,白居易在长诗《长恨歌》才会写道:“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因此,后世戏剧行业的从业者,都会尊唐明皇李隆基为戏剧的开山鼻祖,甚至有此戏班在开唱之前,还会虔诚地对着唐明皇的牌位顶礼膜拜,以表崇敬与祈愿。
在电影《戏台》中,洪大帅(姜武饰)混入五庆班的后台,机缘巧合之下邂逅了自己的老乡大嗓儿(黄渤饰)。这时,洪大帅瞧见一个大箱子,便不假思索地坐了上去。大嗓儿眼疾手快,一把将洪大帅拽了起来,急忙说道:“起来,这戏班里都有规矩,这(指衣箱)除了小花脸,谁都不能坐。”
传统戏班里的衣箱存放的主要是表演传统剧目所使用的服装。因此,在原来的戏班里,一年的最后一场演出,称为“封箱”,演出结束后,戏服放到衣箱里,就用封条封上。次年的第一场演出前将封条打开,这场演出就称为“开箱”。近些年来,德云社的郭德纲借以为噱头,在年终和年初分别举办“封箱”和“开箱”专场相声演出,收益颇丰,真可谓赚得盆满钵盈。
由于中国传统戏班对戏曲的敬畏,不同的衣箱存放的戏服是不一样的。不仅将不同戏服按照“文戏”和“武戏”分开存放,还根据戏服的主角冠以“大、二、三”之名进行排序。大衣箱里存放的主要是富贵衣、蟒衣、官衣等这些饰演“皇帝”、“王爷”、“官员”穿的戏服;二衣箱里存放的主要是箭衣、马褂;三衣箱里存放的主要是短打类、男用靴、女用靴、内衣等。除此以外,还有存放盔头、髯口、假发的盔头箱和存放刀、枪、旗把的旗把箱等。这样存放,一方面可以显示后台不同的演员身份,另一方面也便于演员能够快速找到自己应该穿的戏服。试想一下,如果所有的戏服都存放到一起,演员换衣服的时候,戏班后台就变得像集贸市场那样热闹。
既然衣箱也是演员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衣箱什么人能坐,什么人不能坐也有严格的规定。旦角在戏班里的地位很低,因为,他只能坐三衣箱,不准坐大衣箱和二衣箱,否则就是犯规;生角、大花脸在戏班里比旦角高,可以坐二衣箱和三衣箱,也不准坐大衣箱,否则也是犯规。
整个戏班后台,只有小花脸(也就戏曲行当里的丑角)任何箱子都可以坐。这是因为,小花脸的地位特别高。据说唐明皇在梨园排练节目时,因为有一个小花脸滑稽幽默,别人都演不好。于是,唐明皇就脱下了龙袍,化妆成为了小花脸。从此以后,小花脸便成为了梨园行当角色之首。在后台,如果小花脸不提笔开脸,就是在戏台上饰演“皇帝”的演员也不敢开脸,这也是为什么小花脸敢坐“大衣箱”的原因了。
在电影《戏台》渐入尾声之际,北京城再度陷入“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局势。洪大帅刚离去,蓝大帅接踵而至。德祥大戏院在炮火的肆虐下,宛如狂风中的残叶,四处扬起尘埃。就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危急时刻,五庆班的名角金啸天(尹正饰)与凤小桐(余少群饰)始终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投入表演,直至演出圆满落幕。
也许有观众会问,在如此危急时刻,“角儿”们为何不匆匆下场,找个安全之所躲避起来,为何要坚持演下去呢?
中国戏曲其诞生之初,便与请神、酬神之活动紧密相连。在古时,人们怀着对神灵的敬畏与祈愿,往往会通过戏曲这一艺术形式来娱神、谢神,以祈求风调雨顺、福祉绵延。因此,戏班的锣鼓一响,演员们一旦登台,便怀抱着对戏曲艺术的执着与坚守,必定将整出戏完整演绎。哪怕遭遇恶劣天气,或是受其他突发状况影响,致使听众纷纷离席、剧场渐趋空荡,他们依旧会心无旁骛、全情投入,坚定不移地将表演进行到底,他们坚信::“戏已开腔,八方来听,一方为人,三方为鬼,四方为神明!”
观赏过电影《戏台》的观众或许会留意到,当大嗓儿(黄渤饰)与凤小桐(余少群饰)登台演绎传统京剧《霸王别姬》时,戏班的乐队(或称响器班)所处的位置是在舞台正中央稍靠后的地方,而在现代戏曲舞台上,乐队都是安置在下场门的侧幕之处。
这是因此,早期戏曲舞台装置都比较粗陋,乐队没有更适宜的安置之处,只能居于舞台正中央稍后的位置。在演出过程中,乐队以其精妙的演奏,把控节奏、渲染氛围,支撑着整个演出的场面。我们今天所说的“场面”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与演进,后期的戏曲舞台规模日益宏大。此时,上场门侧幕与下场门侧幕都出现了比较宽敞的空余空间。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戏曲人发现,鼓师(乐队总指挥)在下场门侧幕的位置,只需微微抬头,便能清晰地看到从上场门登台亮相的演员。如此一来,鼓师能够凭借手中的鼓板,精准地掌控节奏、调度韵律,指挥整个乐队默契配合,从而稳稳地支撑起整座舞台的精彩演出,让戏曲的魅力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在电影《戏台》中,洪大帅(姜武饰)指名要求大嗓儿(黄渤饰)上台饰演霸王项羽,五庆班班主侯喜亭(陈佩斯饰)就托付两位鼓师:“你们二位份大,能兜住尽量给他兜住喽,甭管他唱成什么王八蛋样,能拱过去死活也得给他拱过去,要不然咱位可谁也出不了这个门了。”
电影《戏台》犹如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映射出了旧时代的社会风貌。一方面,它深刻地展现了旧社会戏曲工作者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困苦。另一方面,这部影片也生动地反映了传统艺术从业者对艺术矢志不渝的坚守。
离开电影院,每位观众都会对刚刚看完的电影进行进行深入的解读,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认知。就电影《戏台》而言,有相当多的观众更愿意从内心深处坚信,表演艺术家陈佩斯是通过这部电影来表达戏曲工作者“戏比天高”的艺术追求。
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以一种更为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再去回顾这部电影时,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陈佩斯老师真的只是要在表达这种理念吗?其实,在电影中,陈佩斯老师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大嗓儿荒腔走板的唱词引得观众哄堂大笑时,班主侯喜亭(陈佩斯饰)跪在祖师爷神龛前,只能无奈地磕头:“我为活命啊! ”
当生存的严峻现实与艺术的崇高追求背道而驰、渐行渐远之际,那所谓“戏比天高”的箴言,是否还能在残酷的境遇中掷地有声、坚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呢?
显然是不能!
侯宝林大师曾有一段妇孺皆知的经典相声作品,名为《关公战秦琼》。其大致情节是,韩复榘主政山东期间,为父亲举办寿宴时,特意邀请了戏曲班社到家中表演堂会。当戏台上正唱着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这一精彩剧目时,老寿星却面露不悦。他提出异议,称关二爷乃山西人士,为何要跑到山东地界杀人。随后,便明确要求戏班编排并上演一出山西关公大战山东秦琼的戏码。
演员们迫于生计,或者确切地说,为了如陈佩斯在《戏台》里所说的“活命”,别无选择,只能无奈地上演了一出妙趣横生却又透着几分辛酸的《关公战秦琼》。
无论是电影《戏台》里“楚霸王过江东”的情节演绎,还是相声《关公战秦琼》的精彩呈现,这些皆为带有夸张色彩的艺术创作。然而,在真实的中国戏曲历史长河中,还真存在演员迫于外界压力而开创全新剧种的史实。
据传,在咸丰年间,有一位官员为母亲举办寿诞庆典,特意邀来京剧班社唱堂会,所选剧目乃是经典京剧《薛仁贵》。舞台之上,演员们全情投入,将薛仁贵的传奇经历生动展现。当唱至薛仁贵遭奸臣陷害这一情节时,官员的母亲沉浸于戏中,竟因过度入迷,心生伤感,最终卧病在床。
见母亲如此,这位官员心急如焚,随即向戏班提出要求,让他们把薛仁贵的故事从原本的悲剧改编为喜剧结局。戏班为求生存,不敢有丝毫懈怠,只得殚精竭虑、苦思冥想,最终创作出了新剧《红鬃烈马》。
这部新剧完全架空了历史,讲述了长安城中的乞丐薛平贵与丞相之女王宝钏结为贫贱夫妻后,薛平贵一路逆袭,最终荣登西凉国皇帝宝座的传奇故事。全本共计十三场的《红鬃烈马》一经排演问世,旋即火爆一时,成为梨园盛景。京剧各流派及全国各地地方剧种都曾对其进行改编。其中,京剧版的《武家坡》和豫剧的《大登殿》这两场,更是凭借独特的魅力,成为每年戏曲晚会的必唱经典,深受观众喜爱。
在探讨此话题之前,我们不妨暂且再回到电影《戏台》,探寻一下京剧《霸王别姬》的前世今生。
京剧《霸王别姬》脱胎于传统京剧《楚汉争》,1918 年,京剧武生演员杨小楼首次排演。在剧中,杨小楼饰演西楚霸王项羽,当时的京剧新秀尚小云则饰演虞姬。杨小楼所饰项羽作为主角,戏份颇为丰富,相比之下,虞姬仅作为配角登场,戏份寥寥。因此,电影《戏台》中,地痞刘八爷谈起京剧《霸王别姬》时,才会提到杨小楼,说金啸天是继杨小楼后,唱《霸王别姬》最好的演员。
1922 年,著名旦角梅兰芳重新排演此剧,并亲自饰演虞姬。身为剧团老板,梅兰芳自然不愿屈居项羽配角之位。于是,梅兰芳的御用编剧齐如山对剧本进行了调整,削减了项羽的戏份,为虞姬增添了舞蹈场景。经过此番改动,便有了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京剧《霸王别姬》。电影《戏台》的历史背景是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公元1916年~1928年)。 我们抛开历史,单从电影情节来看,此时虞姬的戏份已经增加很多,应该已经是梅兰芳改良版的《霸王别姬》了。
京剧《霸王别姬》声名鹊起之后,各地方剧种纷纷竞相排演此剧。河南豫剧大师陈素真在表演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创新,她独具匠心地将边唱边舞的特色融入其中,使得豫剧版的《霸王别姬》(又名《十面埋伏》)美感又得到了显著提升。
我们不妨再举一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京剧名家王瑶卿排演传统京剧《白蛇传·断桥》一折时:白娘子与许仙于断桥再度相逢,青蛇怒不可遏,拔剑便欲取许仙性命。而白娘子则周旋于二者之间,时而阻拦盛怒的小青,时而又劝阻惊慌的许仙,而拦来拦去,几乎没有多少唱词。王瑶卿就请教著名剧作家田汉,希望能在这个时候给白娘子增加一段唱词。于是,田汉就在王瑶卿的排练厅,当场给白娘子加了一段唱词,这段唱词,后来就成为了京剧《白蛇传·断桥》的戏魂——“你忍心将我伤”。
白娘子与许仙在断桥再度相逢时,京剧与豫剧的唱词
有意思的是,河南豫剧大师常香玉移植京剧《白蛇传》时,为了适应豫剧艺术特点,请河南省著名剧作家王景中对这段唱词进行了大胆的修改,重新写了一段唱词。王景中修改的这段唱词,同样成为了豫剧版《白蛇传·断桥》的戏魂,这就是“为救你盗灵芝我蓬莱山走”。
因此说,前人传下来的戏曲,继承者并不是一个字都不改动,而是需要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得精妙的平衡,在不脱离戏曲核心特征的前提下,适当的改善更有利于戏曲的传统与发展。在这一进程中,需格外警惕的便是外行对内行的不当指导,更是要杜绝出现不懂戏的“洪大帅”这类角色。
来源:旅行者说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