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梅兰芳出生于一个京剧世家。彼时，甲午战争已经爆发，日军大举侵犯中国。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梅兰芳一家从艺为生，生活困苦。梅兰芳经历了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清朝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加以从平话、小说、戏剧里得知一些

梅兰芳出生于一个京剧世家。彼时，甲午战争已经爆发，日军大举侵犯中国。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梅兰芳一家从艺为生，生活困苦。梅兰芳经历了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清朝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加以从平话、小说、戏剧里得知一些爱国故事和历代为国家舍身取义的英雄人物，“五四”前后又受到一些民主思想的影响，懂得了立身处世要辨明美丑善恶的道理。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祖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京剧表演艺术家

以戏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当天晚上，梅兰芳正在北平中和戏院演出《宇宙锋》，剧场内座无虚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也在其中。当演到精彩的“金殿装疯”时，张学良突然匆匆离场。次日，梅兰芳看报纸才知道，昨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梅兰芳心头沉重。国难当头，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他后来回忆说：“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平城上面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我就决心离开北平，移居上海。”梅兰芳不愿媚仇事敌，于是携全家移居上海。

刚到上海，还没找到住宅，梅兰芳暂居沧州饭店，一些老朋友经常前去看望。国亡家破的时况让梅兰芳悲愤焦心，不能上前线与敌人拼杀，他便和朋友商议，以京剧艺术为武器，编演抗敌爱国的新戏，以古喻今，鼓舞民众。一日，“叶玉甫先生也来闲谈，听到我们的计划，他说：‘你想刺激观众，大可以编梁红玉的故事，这对当前的时事，再切合也没有了。’我让他提醒了，想起老戏里本来有一出《娘子军》，不过情节简单，只演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一段。我们不妨根据这个事实，扩充了写一出比较完整的新戏。叶先生主张将来的戏名就叫‘抗金兵’，大家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梅兰芳、许姬传等一起搜集资料、完善剧本，3个月后，《抗金兵》完稿。这出戏主要讲的是金兀朮侵犯宋朝边境，镇守润州的守将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共同抗金的故事。其中，众英雄豪杰合力抗金助战、梁红玉擂鼓助威等情节十分吸引人。

《抗金兵》首次公演是在上海天蟾舞台，共有六十多人登台。梅兰芳扮演的梁红玉戎装佩剑，身披斗篷，唱腔、身段俱佳，成功塑造了巾帼英雄的形象，准确表现了梁红玉擂鼓助阵，盼望丈夫和儿子率众兵将一战成功、克敌制胜的紧张，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在南京上演时，观众为了看戏，买票时把售票窗口都挤坏了。在嘉兴南门梅湾戏院演出时，人山人海，万人空巷。演出结束时，有人带头高呼“抗战救亡，还我河山”的口号。《抗金兵》犹如一颗“精神原子弹”，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震慑了敌人。

1935年冬，梅兰芳开始编排另一出爱国剧《生死恨》。这部戏是由齐如山、许姬传先后依据明代沈鲸的传奇《易鞋记》改编的，由徐兰沅、王少卿负责设计唱腔，梅兰芳修改、审定。整部戏通过宋朝金兵入侵，沦陷区人民颠沛流离，深遭苦难，折射出日本法西斯强盗侵略中国的现实，激励国民的抗战意识。

梅兰芳演出《生死恨》

1936年2月26日，《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当即引起极大轰动。但此举得罪了上海社会局的日本顾问，他以非常时期上演剧目要经批准为由，阻挠演出。梅兰芳以观众不同意停演为理由坚持演出。三天后，这出戏移到南京继续演出，依然很火爆。12年后的1948年6月，由费穆导演，梅兰芳主演，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

《抗金兵》《生死恨》两个剧目，梅兰芳不再考虑歌舞剧、古装剧的形式，而是以内容为主，强烈地表现出对于侵略者的憎恨和对于人民的同情。两个主人公梁红玉和韩玉娘，前者是爱国女英雄、威武的大将，后者是隐忍勇毅、意志坚强的中华女性。她们与梅先生之前饰演的大多数人物形象不同，不再是柔美的女子形象，而是属于壮美范畴的形象。《生死恨》中的两句唱词“尝胆卧薪权忍受，从来强项不低头”，可以作为梅兰芳那一时期的艺术态度的写照。

蓄须明志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攻占上海，3个月后上海沦为“孤岛”。梅兰芳考虑到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就托老朋友冯幼伟和许源来联系在香港的演出。1938年初，他携带家眷和剧团演职人员乘船到了香港。公演结束后，梅兰芳就告别舞台，深居简出。他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仇恨敌人，但自己只是一个戏曲演员，没有什么力量能贡献给国家，只有用消极抵抗的方法和日伪划清界限，哪怕千方百计躲避，绝不为日伪登台。”

隐居香港的岁月里，梅兰芳没有一天不盼望重返舞台。梨园行常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不练功就会退化。为了将来能重返舞台，梅兰芳坚持吊嗓子、锻炼身体。但他对外说嗓子已经退化，不能再演出了，所以练功只能悄悄进行。每隔一周，梅兰芳就让许源来带上笛子陪他吊几段昆曲，练时房门紧闭，拉下窗帘避免引起外人注意。梅葆玖回忆：“有一天晚上已过11点，我偷偷地起床出屋，在他的房门口听到有拉二胡和哼哼唱腔的声音。我很奇怪，一看，原来父亲在收音机旁一边听着自己的唱片，一边拉着二胡随奏，并用铅笔代替胡琴码，所以声音很低、很轻，他聚精会神，连我在房门口站了好半天也不知道。原来他正在专心练习和反复研究自己的唱腔，并且学会了自拉二胡。父亲对艺术的追求一时一刻都不放松，这也正是他在息影舞台多年以后，在艺术上依然没有减色的原因。”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1日，香港沦陷。在那紧张的日子里，梅兰芳变得沉默寡言，愁眉不展。后来，家人发现他不再刮胡子了。以前刮胡子不仅是为了清洁，还因为他是旦角演员，不能有胡子。梅兰芳后来回忆说：“当时只感觉到形势越来越严重，得想个办法对付。有一天早晨正对着镜子刮脸，忽发奇想，如果我能长出泰戈尔那样一大把胡子就好了。于是我三天没刮脸，胡子还长得真快，小胡子不久就留起来了。……没想到这还真成了我拒绝演出的一张王牌。”

梅兰芳蓄须照

一天，一个陌生人敲响了梅家的大门。来人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就曾阻挠过《生死恨》的演出，这次是受日本酒井司令委托前来请梅兰芳见面的。眼见推脱无用，梅兰芳只能答应。见面后，酒井很诧异梅兰芳留了胡子，还说像他这样的艺术家怎么能退出舞台。梅兰芳说：“我是唱旦角的，年岁大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已经完全失去了舞台演出的条件，已经唱了40年了，也该休息了。”酒井满腔怒火，但又忌惮于梅兰芳的影响力不好发作，只得放他回去。

接下来，日军召开的占领香港的“庆祝会”以及在南京成立的汪伪政府，都邀请梅兰芳去表演，梅兰芳以嗓子疼、牙疼、没有配戏演员、有心脏病不能坐飞机等各种理由拒绝了。但这不是长久之计，香港也不能久留了。1942年，梅兰芳秘密把长子葆琛、次子绍武送到大后方求学后，回到了阔别四年的上海，仍杜门谢客，不参加任何演出活动。几年不演戏，家里早已入不敷出，梅兰芳只好变卖家里的瓷器、古墨和书画度日。

11月，汉奸褚民谊到梅兰芳在马斯南路的寓所，逼他率团赴南京、长春和日本东京等地演出，以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梅兰芳指着自己的唇髯说：“我已经上了年纪，嗓子坏了，早已退出舞台了。”褚民谊说：“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能恢复。”梅兰芳讽刺道：“听说你一向喜欢玩儿票，大花脸唱得很不错，你当团长不是比我强得多吗？”褚民谊愤然离去。汉奸朱复昌献策说：“梅兰芳说他年纪大了，不能演出，让他在电台上讲一段话总无可推托了吧？”日军特务头目山家少佐当即授命朱复昌负责办理此事。朱复昌出面相逼，百般威胁。情势紧急之下，梅兰芳采取了一个万不得已的对策，那就是注射伤寒预防针剂，打了这种针后会立刻高烧。果然，打针之后，梅兰芳发起了高烧，日军只得作罢。

1943年农历正月初十，是时任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的郑午昌50寿诞。梅兰芳和国画家吴湖帆前去祝寿。三人都生于甲午年（1894年），而甲午年恰是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之际。联想到现在华夏国土又遭日寇践踏，三位艺术家义愤填膺。为铭记“国耻”，激励抗敌之志，他们决定发起组织民间爱国社团。与他们同龄、矢志抗日的周信芳（京剧艺名“麒麟童”）、陈少荪、范烟桥、汪亚尘、李祖夔等17位文化艺术界、教育界、工商界社会名流代表人物，响应郑、梅、吴三人倡议，欣然加入。20位名流年龄相加恰巧一千岁，故定名为“甲午同庚千龄会”。“千龄会”成员在抗战时期各尽所能，支持抗日事业，或拯救难民。1945年春，梅兰芳和叶恭绰联合举办了一次画展，共展出170多件作品，人们争相观赏，交口称颂。卖画所得钱款，梅兰芳除留下一部分维持生计外，其他部分都赠给了数十位生活陷入困境的京剧艺人。

艰难的日子里，梅兰芳曾摹姚茫父的《达摩面壁图》以自励，并在画幅上题字：“穴居面壁，不畏魍魉，壁破飞去，一苇横江。”以表达自己面对生活中困境的乐观情绪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漫漫黑夜终于过去了。梅兰芳剃掉胡须，10月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返舞台，3天的戏票瞬间被抢购一空。

从一代名伶到人民艺术家

1949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上海解放前夕，党组织又委派夏衍、熊佛西前往梅兰芳住所拜会，希望他拒绝国民党的胁迫，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梅兰芳被共产党的诚意感动，明确表示：“国民党倒行逆施，失尽民心，我是哪儿也不会去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清晨，梅兰芳走在上海建国东路上，见许多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解放军纪律严明的情景让他感慨万千，回家后他对家人说：“共产党的军队确实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5月31日，一场欢迎和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义演在上海南京大戏院举行，承担此次演出的主要是梅兰芳剧团。演出结束后，时任上海市市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到后台会见了梅兰芳，向他致以谢意，并邀请他参加6月4日举行的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

梅兰芳很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情地参加有关的社会活动和国际和平运动，为人民工作，忠心耿耿。在全国解放初期，一些特务分子曾给梅兰芳写恐吓信，阻拦他参加国家会议。梅兰芳在敌人面前立场坚定，毫不妥协，以满腔热情投入党和人民的怀抱。

1949年6月，一封邀请梅兰芳赴北平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函送到了他手中，函件署名是周恩来。24日，梅兰芳偕梅葆玥、梅葆玖、王少亭等6人赴北平参会。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00余人，梅兰芳被推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作为会议代表，梅兰芳的心情是愉快而兴奋的，他说：“我在会场中看到的是光明、团结，一种活生生新鲜的力量鼓舞着我，使我感觉到逝去的青春又回来了。”

1949年9月初，梅兰芳接到了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邀请他到北平开会的通知。梅兰芳赶赴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他说：“我们地方戏的工作者，在旧社会，向来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翻身了，做了新中国的主人。”“现在我们既然在政治上的地位提高了，更应自觉，更应努力做本位工作，在毛主席领导下，前进！”10月1日，梅兰芳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一周年纪念日，在筹备庆祝会上，解放军代表建议，庆祝活动不用形式上的靡费，但是希望有精彩的表演。有官兵说：“看梅兰芳是祖辈就有的心愿，但那时没有条件看。”文化局领导将官兵的这一心愿告诉了梅兰芳。梅兰芳说：“我应该唱一出，给为解放上海而努力的战斗同胞们听听。”但是26日当晚，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有戏，戏票在两个月以前就订完了。有人提出放在5月26日白天演，但是解放军战士们都住在江湾，徒步到市区，太早又不行。梅兰芳当机立断，唱《霸王别姬》，因为那天在中国大戏院的夜戏也唱《霸王别姬》。梅兰芳说：“我可以在中国大戏院唱完，下了台不必卸装，坐了车子到大礼堂接着再唱。”市政府领导知道了梅兰芳的态度，说这样太累了，毕竟也是近60岁的人了。梅兰芳却说：“偶尔为之，不要紧的。”那天住在中国大戏院附近的老上海，也跟着在戏院门口等了老半天，看着戴着满头珠翠的“虞姬”和全身披挂的“霸王”从戏院后门出来，坐进汽车。这一场景，第二天成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的特别新闻被传颂。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至1953年朝鲜停战，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先后组织了三届较大规模的赴朝慰问活动。1953年10月，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贺龙任团长，梅兰芳任副团长。

梅兰芳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该如何表达在朝鲜见到祖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时的感动之情呢？这样的感动，在我60年的漫长人生中也许是第一次体会到。在天寒地冻的朝鲜北方大地上，年轻力壮、可爱的战士们扛枪保卫着英雄的朝鲜国土，守护着和平。看着他们的英姿，我不禁想起了近些年来祖国人民过上的幸福生活和祖国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而且，我还暗暗发誓自己今后也一定要为祖国的繁荣而加倍努力。否则，我怎么对得起这些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三年的英雄战士们——这些最可爱的人呢？”“在慰问活动中，我们京剧团的团员们都倾注了全部热情，竭尽全力完成了每场演出。由于我们必须分开进行慰问，所以剧团团员被重新分成了两个队。我所在的二队，是一个特殊的小团体。在这个队里，有我和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等十八名演员和一些伴奏人员，还有一些后台工作人员。人数虽少，每场却总有四五个剧目要演。因此，有时向来不登台的后台工作人员也要化妆上台跑龙套，甚至有时二十多个人要演出六十多个角色的效果。有些人一人要分饰四到五个角色，或是既演生角也演旦角。一场演出结束后，我们要立刻马不停蹄地乘车赶往下一个演出地点。朝鲜的天气很冷，我们就在风中，有时还在雨中坚持演出。这样的演出活动，恐怕对所有演员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经历吧。尽管如此，大家都满怀喜悦地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每个人都专心琢磨如何能让最后一排的听众也能听见自己的唱腔，如何让演技显得更加自然优美，等等。台下战士们的笑容，雷鸣般的掌声，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慰藉和鼓励了。”

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梅兰芳担任院长，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院名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在与中共领导人和普通党员的交往中，梅兰芳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早在上海解放初期，陈毅就曾同梅兰芳谈话，希望他做一个“党员艺术家”。当梅兰芳积极投身抗美援朝的京剧义演时，周恩来也曾对他说：“你应该入党了，党需要人民艺术家。”当时，梅兰芳谦虚地说：“总理，我还做得很不够。我们当演员的，生活上有些散漫，要不断地改正呢。”

《毛主席与戏曲名家》，画面描绘了毛泽东主席与梅兰芳（右一）、常香玉（右二）、袁雪芬（左二）、周信芳（蒋兆和绘 中国艺术研究院藏）

梅兰芳对入党看得很重、很神圣，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也格外高。在他看来，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极大关怀和教育之下，我认清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通过革命的伟大胜利，祖国的伟大建设和党大公无私地为人民、为整个人类谋福利的伟大措施，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使我真正认识到党的马列主义的真理，也认清了作为一个艺术劳动者所应走的正确的光明的道路”。他觉得：“几年来，虽然我是热爱党的，在主观上也还是努力加强着政治锻炼，但是非常不够的，因而我久已渴盼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愿望，不好意思向党表示。”“我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但现在还不够条件，要进行思想改造，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的。”

梅兰芳的入党志愿书写于1957年，入党自传写了近万字，详细汇报自己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情况及入党理由等。他为何选择在1957年申请入党呢？梅兰芳说：“我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天天正在做着我应当做的工作，将来还要把晚年的精力放在培养后一代的任务上面，如果自己还没有锻炼好，怎能够把现在的和将来的工作都做得好呢？所以热烈希望及早参加党组织，直接受到深入的共产主义教育，使我脱胎换骨，改造得更彻底，才可以放心大胆贡献出所有的力量，我今天才申请入党，不算早了，不能再等待了。”

梅兰芳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之下，梅兰芳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9年3月，经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大会讨论并投票，一致同意梅兰芳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8周年纪念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为梅兰芳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当天，《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入党的消息。为了纪念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难忘日子，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梅兰芳排演了解放后第一出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