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8月6日，一则来自演员兼制片人张芷溪的控诉，犹如投向影视圈的重磅炸弹，瞬间引爆舆论。她直指银河酷娱传媒在合作项目《献鱼》中违背契约，擅自将她所属的奔兔影业从“出品方”降格为“联合出品方”，并将责任推诿于平台。这起事件不仅是个人权益受损的悲歌，更揭示了

2025年8月6日，一则来自演员兼制片人张芷溪的控诉，犹如投向影视圈的重磅炸弹，瞬间引爆舆论。她直指银河酷娱传媒在合作项目《献鱼》中违背契约，擅自将她所属的奔兔影业从“出品方”降格为“联合出品方”，并将责任推诿于平台。这起事件不仅是个人权益受损的悲歌，更揭示了在“店大欺客”的行业生态下，创作者的心血如何轻易被“降级”，以及契约精神面临的严峻挑战。

事件脉络清晰：张芷溪团队历经数年心血孵化《献鱼》项目，为引入当红小花赵露思，与银河酷娱达成联合制作协议。根据合同，奔兔影业应享有出品方地位。然而，当赵露思最终未能参演后，银河酷娱单方面违约，不仅未按约定履行合同，更在未提前沟通的情况下，将奔兔影业的署名权从“出品方”改为“联合出品方”，并试图将此归咎于平台方。这一行为引发张芷溪公开喊话“请麻烦履约改正一下”，而银河酷娱则以律师函回应，预示着这场纠纷将诉诸法律，上演一出“法院见”的硬核戏码。

“出品方”与“联合出品方”之间，绝非简单的文字差异，而是核心权益与话语权的重大分野。出品方通常拥有项目的主导权、投资回报的优先权及更广泛的收益分配权，其署名更是对前期投入和项目贡献的最高认可。根据行业惯例及法律实践，出品方在影视作品的宣传、发行、收益分配中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决策权。被“降级”为联合出品方，意味着奔兔影业在项目决策、收益分配乃至行业声誉上都将遭受实质性损害。例如，在后续的版权销售、衍生品开发中，联合出品方的分成比例和话语权远低于出品方。这种未经协商的单方变更，不仅构成合同违约，更严重践踏了商业合作中最基本的诚信原则，无疑是对创作者数年心血的随意践踏。

这起个案，并非孤立存在，它折射出中国影视行业长期存在的权力失衡与契约精神缺失。在资本和头部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格局下，中小制作方和原创内容生产者往往处于弱势。他们面临着项目被“强行绑定”、核心权益被“暗箱操作”、甚至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风险。许多合同条款在签订时已显失公平，履约过程中更是频频遭遇强势方的“口头承诺”与“实际操作”脱节。这种“店大欺客”的现象，不仅打击了创作者的积极性，也阻碍了行业创新，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影视生态的健康发展。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统计，全国剧集行业因盗版年损失超200亿元，这还不包括因合同纠纷、权益受损而导致的隐性损失和创作积极性消磨。

要超越个案，引发深层变革，需多方联动。对于创作者而言，应提升法律风险意识，在合同谈判阶段即聘请专业法律顾问，对关键条款，特别是出品方署名、收益分配、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机制进行事无巨细的明确约定，甚至可考虑引入第三方资金监管机制，以防范潜在风险。例如，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出品方降级需经双方书面同意，并设定高额违约金。同时，行业协会需强化自律功能，建立更具约束力的行业规范和争议调解机制，为中小创作者提供强有力的后盾。例如，推动建立“影视项目合作黑名单”制度，将恶意违约方纳入其中，提高其行业合作成本。更根本的是，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影视合同履约的监督，对恶意违约行为加大惩戒力度，提高违约成本，形成有效震慑，让法律的牙齿真正咬合违约方。这包括完善知识产权侵权认定标准，提高判赔金额，使其足以覆盖制作成本和预期收益，而非仅仅象征性赔偿。

张芷溪的愤怒与无奈，是对行业不公的控诉，更是对契约精神的呼唤。这不仅仅是奔兔影业与银河酷娱之间的私人恩怨，更是对整个影视产业“潜规则”的一次公开审判。当创作者的心血可以被随意“降级”，当合同沦为一纸空文，谁还敢投入真金白银和宝贵时间去孵化原创内容？这种短视行为，最终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扼杀行业创新活力。唯有市场参与者共同敬畏契约、尊重创作，监管部门严明执法，行业自律组织积极作为，才能重塑影视行业的信任基石，让每一份心血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而非被随意“降级”——毕竟，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绝不允许“大鱼吃小鱼”成为常态，更不能让“契约精神”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否则，我们看到的将永远是资本的狂欢，而非艺术的繁荣。

来源：摩羯座刺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