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不哀悼蔡澜，我也想哀悼这个时代

摘要：蔡澜和电影的缘分始于童年。他的父亲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首位职员，并兼营戏院，所以蔡澜自幼便住在戏院楼上，耳濡目染，从小就对电影产生了狂热的痴迷。

文｜莫沫沫

今天最大的新闻，是蔡澜去世。

要总结蔡澜五彩斑斓的一生，真的挺困难的，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蔡澜

那还是先从电影说起吧。

蔡澜的职业生涯始于电影，他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幕后角色，他出现在我们热爱的许多港片的片头，担任类似监制的职位。

蔡澜和电影的缘分始于童年。他的父亲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首位职员，并兼营戏院，所以蔡澜自幼便住在戏院楼上，耳濡目染，从小就对电影产生了狂热的痴迷。

十四岁时，蔡澜已在《南洋商报》发表影评。十八岁，他选择赴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攻读电影科编导系，并在留学期间半工半读，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本经理及翻译，积累了当时非常宝贵的国际化经验。

1963年，蔡澜移居香港，接替邹文怀担任邵氏公司制作经理，开启了长达二十年的邵氏生涯。

在邵氏初期，他主要负责购买日本影片到香港及东南亚放映，并开始推动邵氏电影出海制作。这个过程中，他深入参与到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环节，从道具、木工到副导演、摄影助理，无所不包。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他为了满足导演对骷髅头道具逼真度的要求，曾连夜跑到山中，在别人的骨坛中寻找并清洗真实的骷髅头。

蔡澜在与导演张彻合作《金燕子》《飞刀手》等影片后，观察到日本的电影制作周期远短于香港（日本只需二十个工作日，而香港需要四五十个）。

《金燕子》（1968）

于是他向邵逸夫提出了在日本拍摄电影的建议，并获得了采纳。接下来邵氏从香港派遣演员，其他制作团队则聘用日本人，成功拍摄了《裸尸痕》等影片，为香港电影的国际化制作模式奠定了基础。

《裸尸痕》（1969）

蔡澜最初的志向其实是导演或编剧，但他最终从事了监制这一职位，这可能不是他的主动选择。

蔡澜做电影，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位，就是要拍很普通的商业片，每一段都让人看得懂。他喜欢举《卡萨布兰卡》为例，强调商业片亦可兼具艺术性，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

不过，他与邵逸夫在电影追求上是存在分歧的。蔡澜曾多次建议在每年拍摄大量赚钱影片的同时，尝试制作一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艺术片，但邵逸夫坚持「通通拍、通通赚钱」的纯商业策略。蔡澜对此虽感无奈，屡次想离开邵氏，但因邵逸夫的知遇之恩而选择留下。对此他的说法是，「我对艺术的良心，没有我对投资者（邵老板）的良心那么重」。

在邵氏时期，蔡澜也监制了多部三级风月片，这些影片成本低票房高，满足了老板的商业需求，但也一度让他背负「咸湿监制」的名号。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邵氏将商业重心转向电视行业，蔡澜的电影工作量减少，他向邵逸夫提出离开，并获得了邵逸夫赠予的一笔巨款，这笔资金也为他日后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离开邵氏后，蔡澜在独立制片公司工作了一两年，拍摄了几部影片。随后，他应邹文怀和前上司何冠昌的邀请，加入了嘉禾电影公司，开启了又一个长达二十年的监制生涯。

在嘉禾入职后，何冠昌问蔡澜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会不会看毛片（样片）？」

蔡澜当然会，他在邵氏的经验令他能够看完一遍毛片后，心中便已剪好镜头，并能准确判断需要补拍哪些镜头，这种高效的判断能力，是他作为监制的重要技能，也是香港电影行业高效、省钱的秘密。

蔡澜在嘉禾时期与成龙的合作最为紧密，他监制了包括《快餐车》《一个好人》《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重案组》等多部由成龙主演的巨片。这些影片中的大部分都在海外拍摄，这当然受益于蔡澜早期在日本拍摄外景的经验。

当时，成龙受到香港黑社会威胁，嘉禾老板邹文怀遂指示蔡澜带成龙离开香港。蔡澜因此带着成龙、洪金宝和编剧邓景生前往巴塞罗那等地写剧本，将世界各地变成了他们的片场。

蔡澜具有香港人少有的历史眼光，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1993年，香港九龙城寨即将被拆除，蔡澜知道这是一个不可重现的历史性事件，他向政府申请使用了20部摄影机，进入拆除现场，拍下了九龙城寨消失的镜头。后来，他将素材用到成龙主演的电影《重案组》中。他说，这些镜头没有特效，没有重来，这就像人生。

《重案组》（1993）

尽管在电影行业工作了四十年，蔡澜逐渐发现电影制作本身并非他最热爱的事。

他认为电影是「群体制作，少有突出个人的例子」，这让他感到无味。然而，他并未因此放弃电影，而是开始在拍摄中寻找别的乐趣。

例如，在监制《群莺乱舞》时，他与导演区丁平一同考据五六十年代的服饰、妆容，力求逼真呈现，并通过报纸头版宣传吸引大量观众。

《群莺乱舞》（1988）

这是因为蔡澜将电影视为「很大的玩具」，一个梦工厂，让他能够玩到许多常人玩不到的东西。如果不是具备这样一种将职业压力转化为个人乐趣的生存智慧，也是金庸所说的「不务正业」，那他怎么会在不那么热爱的电影行业呆上四十年呢？

1997年，嘉禾创始人之一何冠昌离世，蔡澜也从此告别了电影行业。他曾感叹自己「浪费了四十年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电影制作，爱的只是看罢了」。

我觉得或许可以这么理解他的态度——他热爱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造梦所带来的奇妙体验，但他对电影制作过程中，所涉及的那些商业妥协和群体协作模式，感到厌倦。

蔡澜的电影生涯，也是他一直强调的「潇洒」人生哲学的体现。他干电影，绝非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将电影作为实现个人兴趣和探索世界的一个平台。

这种超脱的视角，最终促成了他向写作和美食领域的转身。

这里要插几句，蔡澜参与过的一档电视节目《今夜不设防》，在互联网时代又重新翻红，成为很多年轻观众热爱的对象。

《今夜不设防》是香港亚洲电视于1989年至1990年间制作的一档深夜成人清谈节目，由所谓「香港四大才子」中的黄霑、倪匡和蔡澜共同主持，一共有45集。

这档节目的创意源于黄霑、倪匡和蔡澜三人私下常在夜总会寻欢作乐的经历。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可以在私人场合进行「不设防」的真性情对话，何不将这些有趣的谈话搬上电视荧幕？他们曾尝试与TVB合作，但因节目尺度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最终由亚洲电视拍板制作。

这档节目大胆的问题风格，在香港社会引起轰动，成功地颠覆了当时香港相对保守的性压抑氛围。它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香港社会在1980年代末期，因为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文化观念逐渐开放的结果。

黄霑说，尽管他们三人表达上各有缺点，但多年的朋友关系，使得他们的组合产生了良好的协同效应。很多期节目中，他们明显经常因过于投入辩论而忽略嘉宾，但那种真诚、无拘束的态度，带来一种从未在电视上呈现过的亲和感和真实魅力，令人忘记了节目的很多缺点。

蔡澜在《今夜不设防》中扮演的角色，是那个最「不设防」、最生活化、最能将高雅与通俗融为一体的「玩家」。他能够将私下的八卦和对人生的洞察，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呈现出来。他的随心随意和不矫揉造作的个性，使得观众能够感受到「才子」们并非高高在上，而是生活中的智者。

应该可以这么说，虽然所谓「四大才子」各有其专业成就，但这档节目的出现，是巩固了他们整体上作为香港流行文化符号的地位。

电影工作之余，蔡澜也是作家。

当然，他不是那种严肃的文学作家，他写的文章，说是散文也好，杂文也好，他自己应该不会去框定范围的，都是兴之所至罢了。

蔡澜的写作生涯是始于1980年代，内容以食经和游记为主，但其实远远超出这些范畴。

他最早是在《东方日报》和《明报》开设专栏，随后在《壹周刊》和《Apple日报》创刊后也一直撰写杂文和食评专栏。他的写作量惊人，曾一周撰写14个专栏，集结成书的作品已超过200本，相信除了他自己，无人能全部读过。

蔡澜开始写作，部分原因是他发现电影制作无法表达自我，也是受到他母亲说的「培养其他专长，某一样东西不干了，就可以干别的」的教诲影响。反正绝对不是受到所谓「文学抱负」驱动，而是某种对自由表达的追求，以及为了实现兴趣多元发展的人生目标。

蔡澜的写作，如果说有什么核心的主旨的话，那就不外乎是传达一种潇洒的人生态度和通达的个性吧。可能是偶然的，这契合了当下人群对享乐主义的需求，使蔡澜无意中成为了「享乐主义的代言人」。对这个title，他也并无拒却之意。

蔡澜还有个重要身份，是华人地区著名的美食评论家。他担任过《舌尖上的中国》的总顾问，还有日本富士电视台美食节目《料理铁人》的评审，这类头衔不计其数。

其实蔡澜自称「只是一个喜欢吃的人」，而非美食家。他的美食观念总结起来有这么几条：

一是比较。他喜欢通过不断尝试和比较不同餐馆、不同做法的同一道菜（比如云吞面），提升对某一道菜品的认知。

二是日常性。他喜欢强调怎么从日常饮食获得最大的满足，并不追求稀有和昂贵的美食。他说自己以前也追求过什么鲍参翅肚、鹅肝、黑白松露、鱼子酱这些名贵食材，到后来还是回归到每天能吃到，却又吃不厌的食物。

三是喜欢观察食材的变迁。他曾说，随着经济发展，许多野生食材（如野生黄脚鱲）因过度捕捞而几近绝迹，品质不如从前。但他同时指出，厨艺和烹饪科技在不断进步，或许能够弥补食材的不足。

四是动手。他有个观点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大厨，问题是愿不愿意迈出这一步而已。他认为烹饪并非高不可攀的技艺，而是人人可为的乐趣。

五是他把美食视为文化交流的一种载体。比如他曾经说，发达的交通运输让人们更容易接触世界各地的食物，那么就应该多尝试、多比较，去发现不同国家对同一种食材的不同处理方式，最终帮助我们自己眼界变得开阔，人也会变得谦虚，更懂得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

以上几条，我认为第五点是最有启发的。

由此我对蔡澜这个人，生发出一个最大的感触是，这样一个人，他其实是20世纪华人世界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今天已经不存在那样一个时代，因此，以后不会有蔡澜这种人了。

为什么？

蔡澜主要生活的20世纪，是一个全球化进程加速、华人移民潮涌动、文化边界日益模糊又不断重塑的时代。新加坡、东南亚的华人社群，香港的殖民地身份，以及中国大陆的文化变迁，共同构筑了一个复杂的文化场域。

具体来说，蔡澜的家族背景和早年经历，深深植根于华人流散与移民文化。他的父亲蔡文玄早年从广东潮安县移居南洋，后来成为邵氏职员。母亲洪芳娉则是一位小学校长。

蔡澜生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在由奶妈照料下成长。这种南洋华人家庭的成长环境，赋予了他独特的文化底色。他从小接触潮州话、泉漳话、马来语，并精通粤语、英语、华语和日语，这种多语言能力本身就是移民文化背景的直接体现，也助力于他日后的跨文化交流。

华人流散（diaspora）是指华人因各种原因离开故土，在全球各地定居并形成华人社群的现象。蔡澜的家族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他的出生地新加坡，本身就是东南亚华人移民文化的重要中心。这种流散背景，使得蔡澜在文化认同上具有多重性，他既保留了潮汕的传统根源，又深受南洋多元文化，和香港殖民文化的影响。

蔡澜说，他即便后来定居香港后，每年也都会回新加坡一两次。新加坡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城市国家，其独特的饮食、生活习惯和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无疑塑造了蔡澜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度。

而他后来定居的香港，独特的「中西合璧」文化，以及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商业活力和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对蔡澜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可以提一笔的是澳门，他晚年成为了澳门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