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慎之，你还犹豫什么？＂王海峰着急地在我耳边催促。

父亲的手表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慎之，你还犹豫什么？＂王海峰着急地在我耳边催促。

我攥紧拳头，却始终不敢上前。

那是一九九二年初春的广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潮湿气息，我和海峰站在白天鹅宾馆的走廊上，隔着玻璃窗看着那位日本商人正在用放大镜仔细端详一只古董怀表。

我叫李慎之，一九六八年生于北方一个小县城。

父亲李文忠是县里唯一的钟表匠，母亲是小学教师。

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只手表是何等贵重的物件，就连县里的干部都不是人人能戴得起。

而父亲却有修表的手艺，这让我们家在当时过得比旁人稍微宽裕些。

虽然父亲的钟表铺不大，却总是客人不断。

记得小时候，常有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从几十里外的公社赶来，只为让父亲修好那唯一的座钟或者怀表。

儿时的我常坐在父亲的工作台旁，借着那盏发黄的台灯，看他用那副老花镜，握着细小的工具，专注地修理各种各样的手表。

他的手很大，指节粗壮，手背上有道道老茧，像是地里刨食的庄稼人，却能将那些精巧的齿轮组装得分毫不差。

每当看到一只停摆的手表在父亲手中恢复跳动，我心中总是充满敬佩。

＂慎之啊，这表啊，可比人命还精贵，差一丝都不行。＂父亲常这样教导我。

我们家的木板墙上，总是挂着几只座钟和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仿佛是父亲手艺的活证明。

那时候，家里虽然有台黑白电视机，但信号不好，常常雪花飞舞。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听那些来修表的人讲外面的世界。

＂文忠啊，你这手艺真是绝了！＂来客们总是这样夸奖父亲。

＂不敢当，不敢当，只是个小把式罢了。＂父亲总是谦虚地摆摆手，但脸上的笑意却掩饰不住。

上初中那年，父亲送了我一只上海牌手表作为生日礼物。

不是他自己修的旧表，而是从县城唯一的百货商店买的全新手表，那是他攒了大半年的工资才买下的。

那是我们家最后一次购买高档商品的日子，因为不久后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全家人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我至今记得他递给我表盒时那骄傲又期待的神情：＂慎之，好好念书，将来咱们不修表了。＂

父亲虽然是个手艺人，但他骨子里有着知识分子的向往。

在他心里，修表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让儿子有出息才是他最大的心愿。

我小心翼翼地戴上那只手表，感受着它在手腕上的分量，那是父亲对我的寄托。

班里只有我和刘书记的儿子有手表，每当同学们围着我打听时间，我都忍不住偷偷得意。

那时候的生活虽然清苦，但简单明了。

供销社门前排长队买肉票的妇女们，广播里传来的《东方红》乐曲，还有晚饭后邻居们围坐在一起听评书的情景，都构成了我童年的记忆。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县一中。

每天早晨，我都要骑着父亲的二八大杠，沿着坑洼不平的土路，赶五里地去上学。

那时的我已经明白了手表的珍贵，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戴上它。

高中三年，正赶上农村的知青返城潮。

县城里开始有了变化，有了几家国营饭店，还有了新建的电影院。

父亲的生意也渐渐冷清下来，因为城里进了一批石英表，花样新颖，价格也更便宜些。

晚上，父亲常坐在那张旧木桌前，摆弄着那些零件，神情有些恍惚。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新鲜玩意儿，哪还会来修这老家伙啊。＂父亲有一次对母亲这样说道。

我听在耳里，却不以为然。

在我看来，父亲的手艺终究是要被时代淘汰的，就像蜡烛被电灯取代一样理所当然。

高中毕业那年，我如父亲所愿考上了省城大学。

我是全县理科第三名，被省城师范大学物理系录取。

临行前，父亲特意把我叫到工作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绸布包着的盒子。

＂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工具，本想传给你的，既然你有更好的出路，我就不耽误你了。＂父亲眼里有欣慰，也有我当时没看懂的不舍。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套精巧的修表工具，有些已经泛黄发旧，但依然闪着寒光。

＂爸，这些东西您还是留着吧，说不定以后还用得上。＂我客气地推辞。

父亲摇摇头：＂慎之，你走的是另一条路了，不用管这些老物件。＂

临行那天，父亲送我到县城的长途汽车站。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手里提着为我准备的行李，大多是母亲做的几身新衣服和一些零食。

上车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小包：＂这是我和你妈攒的一点钱，到了学校你先存着，有急用时再花。＂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全是一角两角的硬币和几张皱巴巴的纸钞。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并不富裕，但比起农村的生活已经好太多。

学校有食堂，有图书馆，甚至还有每月发放的助学金。

我很快就融入了新环境，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就包括后来一起下海经商的王海峰。

大学期间，改革开放的浪潮涌来。

城市里出现了第一批个体户，大家开始谈论股票、合资企业这些新鲜词汇。

校园里，《神州》《读者》这些杂志成了抢手货，里面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

寝室里，我们通宵达旦地讨论着理想和未来，憧憬着毕业后的美好生活。

＂慎之，你以后打算做什么？＂海峰有一次问我。

＂可能会分配到县里当个物理老师吧。＂我平静地回答。

＂就这样？我可不想当个死工资的国家干部，现在机会多着呢！＂海峰拍着我的肩膀说。

他的话让我心里泛起了涟漪。

毕业那年，我放弃了分配的机会，和同学王海峰一起下海经商。

这个决定让父母很是震惊，在他们看来，一个铁饭碗的工作是多么来之不易。

＂慎之，你想清楚了吗？＂父亲在家信中这样问我。

我回信说：＂爸，时代变了，机会就在眼前，我不想错过。＂

那是一九九零年，我和海峰拿着从家里借来的两千块钱，在广州开始倒腾电子表和计算器。

刚开始的日子很艰难，我们住在城中村的地下室里，每天早出晚归，挤公交车去批发市场进货，然后站在街头叫卖。

有时遇到城管来抓＂黑摊＂，我们就背着货物仓皇逃窜。

那时候的广州，到处都是像我们一样的北方人，大家都称呼我们为＂大鼻子＂——因为相比广东人，我们的鼻子确实高挺些。

第一年，我们几乎没挣到什么钱，连本钱都快亏完了。

海峰想回老家，但我却倔强地坚持着。

＂再熬一熬，情况会好转的。＂我对海峰说，心里却也没什么底气。

就在这时，父亲的信寄来了，里面夹着五百块钱。

＂慎之，爸爸知道你过得不容易，这是我这几年的积蓄，你先拿着应急。男子汉闯世界，难免会遇到坎坷，但只要心不死，就总有出头之日。＂

信纸上的字迹有些颤抖，我知道父亲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

拿着这笔钱，我和海峰开始转型，不再做小商小贩，而是专门瞄准了电子产品批发生意。

我们租了一个小门面，开始代理销售深圳生产的电子表和计算器。

八十年代末的广州，正是商机无限的时候。

香港、台湾的商人纷纷北上寻找合作伙伴，各种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我和海峰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不仅还清了欠款，还攒下了一笔小钱。

九一年，我们扩大了经营范围，开始代理日本精工表在华南地区的销售。

那些精美的石英表一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一个月内我们就赚回了全部投资。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慎之，你爸的铺子关门了，他这两天一直闷闷不乐的。＂母亲在电话那头轻声说道。

那是我们县城刚装上的程控电话，通话费很贵，母亲说完就匆匆挂断了。

我这才想起，已经大半年没给家里打电话了。

回想起来，那时的父亲，他那昏暗的钟表铺已无人光顾，电子表、石英表充斥市场，他那些老旧的工具和技艺变得毫无用处。

我偶尔回家，看见父亲总是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摆弄着那些过时的零件，眼神里满是茫然。

＂爸，您就别折腾那些老古董了，现在谁还用机械表啊。＂我有一次这样劝他。

父亲没说话，只是低头继续摆弄那些齿轮和发条。

母亲悄悄在一旁对我说：＂你爸这段时间总是睡不好觉，半夜起来摆弄那些表，说是怕手生了。＂

转折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初春。

我和海峰在广交会上结识了一位日本商人——田中先生，他对中国老式手工艺极感兴趣，特别是古董钟表的修复技术。

＂在日本，能修复古董钟表的匠人越来越少了，他们的技艺非常珍贵。＂田中先生通过翻译对我们说。

田中先生拿出一只古董怀表，那是他祖父留下的，但已经停摆多年，日本国内找不到能修复的匠人。

＂如果你们能找到匠人修好它，我愿意投资一百万日元，在中国开设一家古董钟表修复工作室。＂田中先生认真地说。

这个数字让我和海峰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按当时的汇率，差不多相当于五十万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李老弟，这可是大生意啊！＂海峰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膀。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亲。

他虽然只是个县城的小钟表匠，但对古董钟表却有一手绝活，曾经修复过县博物馆的几件清代座钟。

＂你父亲要是能来，咱们这单生意就稳了！＂海峰说。

我却犹豫了。

父亲已经六十多岁，让他千里迢迢来广州，我于心不忍。

但更令我迟疑的是，若父亲来了，他会看到我这些年对他技艺的不屑。

他会明白自己曾被儿子视为过时的累赘。

这种愧疚感让我无法直视。

＂怎么，你不相信你爸的手艺？＂海峰不解地问。

＂不是，是我……＂我支支吾吾，说不出口。

＂那就赶紧联系啊，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海峰催促着。

就这样，我回了趟家。

火车从广州开到县城，要转三次车，花了整整两天时间。

当我走进那个熟悉的小院时，看到的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背影。

父亲瘦了很多，背也驼了，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正在阳光下细看一只手表。

听到脚步声，他慢慢抬起头来。

＂慎之，回来了？＂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

＂爸。＂我鼻子一酸，喊了一声。

父亲老了许多，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

但看到我时，他的眼睛依然发亮，那种光芒，仿佛穿越了时光，依然是我记忆中那个自信满满的钟表匠。

晚饭时，母亲张罗了一桌子菜，有我小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和清蒸鱼。

＂慎之现在在广州做生意，挣大钱呢！＂母亲骄傲地对邻居王婶说。

父亲却一直沉默不语，只是默默地给我夹菜。

饭后，我鼓起勇气，跟父亲说明了来意。

＂爸，有个日本客人，想请您去广州修一只古董怀表。＂我小心翼翼地说。

父亲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筷子。

＂我？他们找我？＂父亲的声音有些发颤。

＂是的，如果修好了，他还愿意投资开一家修复工作室。＂我补充道。

父亲沉默了许久，然后起身走向他的工作室。

那是我们家最里间的一个小屋，从我记事起，那里就是父亲的天地。

我跟了进去，看到他的工作台上，那只我大学时送他的电子表正被他小心翼翼地拆开，旁边摆着他那套旧工具。

＂它走得不准了，我想看看能不能修。＂父亲说，＂虽然是新东西，但道理都一样。＂

看着父亲专注的侧脸，我忽然明白，他不只是一个修表匠，他是一个永远在学习、永不言弃的匠人。

而他的精神，正是我在商海浮沉中最需要的品质。

＂爸，您真的愿意去广州吗？＂我问。

父亲转过头，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儿子需要我，我怎么能不去？＂

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心中酸涩难忍。

是啊，多少年来，父亲一直默默支持着我，从不计较我的忽视和轻视。

＂那咱们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我说。

父亲点点头，开始收拾他的工具箱。

我看到他小心地将那些旧工具一一擦拭干净，然后整齐地排列在工具箱中。

＂这些东西，跟了我四十多年了。＂父亲轻声说，眼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踏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父亲坐在窗边，怀里抱着那个工具箱，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

＂慎之，你看那些电线杆，一根根向后跑，多有意思。＂父亲像个孩子似的说道。

我这才知道，这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绿皮火车。

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小县城，方圆不过十几里地，现在却要去千里之外的大城市。

＂爸，您不紧张吗？＂我忍不住问。

父亲笑了笑：＂有什么好紧张的？修表就是修表，在哪儿都一样。＂

这种淡定，是岁月赋予他的从容。

当我们终于到达广州，父亲第一次见到了高楼大厦、立交桥和川流不息的汽车。

他站在天桥上，看着下面的车流，啧啧称奇：＂真是了不得啊，这么多车，怎么不撞在一起呢？＂

我带着父亲住进了我租的小公寓。

海峰早已等候多时，看到父亲的第一眼，他就热情地握住了父亲的手：＂李叔，您可算来了，可把我们给盼坏了！＂

父亲有些拘谨地点点头：＂小王啊，慎之常在信里提起你，说你们做得很成功。＂

第二天，我们约了田中先生在白天鹅宾馆见面。

父亲特意穿上了他唯一的一套中山装，那是他结婚时做的，如今已经有些发旧，但被他熨烫得一丝不苟。

田中先生拿出那只古董怀表，是一只十九世纪末的瑞士表，表盘上的花纹已经模糊，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精美。

父亲接过表，小心地打开表盖，用放大镜仔细查看着内部结构。

＂怎么样，李叔，能修吗？＂海峰紧张地问。

我也屏住呼吸，生怕父亲说出＂不行＂两个字。

父亲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继续检查着，时而点头，时而皱眉。

整个会议室里安静得只能听见钟表的滴答声。

终于，父亲抬起头，对着翻译说：＂这表的主夹板有些变形，摆轮游丝也断了，但问题不大，我能修。＂

翻译将父亲的话告诉田中先生，后者立刻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真的吗？太好了！请问需要多久时间？＂田中先生急切地问道。

父亲思考了一下：＂三天，我需要找一些材料。＂

就这样，我们在宾馆的会议室里临时搭建了一个工作台。

父亲从他的工具箱中取出那些精巧的工具，开始了他的工作。

我和海峰站在一旁，看着父亲娴熟地拆解那只古董表。

他的动作那么轻柔，仿佛在对待一个婴儿。

每一个零件都被他小心地放在一块干净的白布上，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着。

＂这只表的机芯是瑞士莱蒙尼亚的，做工很精细。＂父亲一边工作一边解释，＂看这个擒纵器，用的是杠杆式的，非常经典的设计。＂

我惊讶地看着父亲，没想到他对西洋钟表也如此了解。

＂爸，您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忍不住问道。

父亲笑了笑：＂以前县图书馆有几本外国钟表的书，我借来看过。虽然看不懂外文，但图解还是能明白的。＂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震。

父亲虽然只是个小县城的钟表匠，却有着工匠特有的执着和求知欲。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他用自己的方式，学习着世界的先进技术。

三天后，那只古董怀表在父亲手中重获新生。

当田中先生看到表针再次走动起来，听到那清脆的滴答声，他的眼睛湿润了。

＂这是我祖父的表，他临终前交给我父亲，现在终于又活过来了。＂田中先生激动地说道。

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用生硬的中文说：＂谢谢，师傅！＂

这一声＂师傅＂，让父亲的眼睛也湿润了。

合作很快敲定了，田中先生决定投资开设一家古董钟表修复工作室，由父亲担任技术指导。

坐在回家的火车上，父亲显得格外精神。

＂慎之，以后咱们就一起干了。＂他高兴地说，＂你负责管理和翻译，我负责技术，咱爷俩联手，一定能做好这个生意。＂

我点点头，心中却有说不出的感动。

曾几何时，我以为父亲的手艺已经过时，他的技能已经无用。

而现在，正是这些我曾经不屑一顾的＂老古董＂，为我们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回到家后，我和父亲一起收拾行李，准备长期在广州发展。

母亲虽然舍不得，但看到父子俩如此和谐，也就含泪答应了。

＂文忠啊，你这辈子就喜欢摆弄那些表，现在总算有了用武之地。＂母亲欣慰地说。

父亲拍拍我的肩膀：＂慎之，爸的手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那是被需要的喜悦，也是传承的希望。

我点点头，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

父亲的手表，不仅仅是时间的记录者，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价值，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就像父亲的手艺，就像他那双布满老茧却依然灵巧的手。

来源：最终只剩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