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安放着花与婚纱的舞台上，身着白色练功裙的焦媛捧起一封信，目光又一次拂过末尾那句，“可是我们现在都老了，你可以在你的天空里，留一小片给我们吗？”那是三十年前，父亲写给十九岁叛逆女儿的信，此刻正以投影形式悬浮在背景幕布上。

在安放着花与婚纱的舞台上，身着白色练功裙的焦媛捧起一封信，目光又一次拂过末尾那句，“可是我们现在都老了，你可以在你的天空里，留一小片给我们吗？”那是三十年前，父亲写给十九岁叛逆女儿的信，此刻正以投影形式悬浮在背景幕布上。

1976年生于北京的焦媛，因父亲重男轻女的观念，幼年被送往河北保定由姥姥抚养，4岁才在火车站初次见到身为国家一级京剧演员的父亲。因父亲被排挤，焦媛连同姐姐随父母移居香港，全家挤在八层唐楼，父亲从京剧小生改行制衣厂工人，母亲则由芭蕾舞者成为酒楼领班。

姐姐曾被父母寄予厚望，无心插柳，在她身旁一同训练的焦媛，却是那个最终走上表演之路的人。想为家人争一口气的种子自小种下，童年暑假，焦媛比上班的父亲起得还早，卖力练功，中学时代参加歌唱比赛，屡屡得奖。

考入香港演艺学院后，焦媛披星戴月地往返于排练室与家，与父母见面渐少。某个疲惫归家的深夜，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了父亲的信。信纸上，父亲秀气的字迹浸满不安与失落，询问她有什么心事，和家人的沟通是否出了问题。当年的焦媛并未深思背后的爱与牵挂，只是继续埋头奔赴舞台梦。

父亲在焦媛毕业演出后病逝，未能看见此后她如何成长为一代“香港舞台剧女王”，在八十多部舞台剧中迸发光彩。父亲的早逝，成了焦媛的心结，替父完成艺术遗愿的执念也更为深重。父亲与女儿的身影逐渐重叠。往日父亲提前三小时到达练功房，两小时练功，一小时清扫房间，因为“练功房和舞台一样，也是圣殿”，焦媛则养成习惯，每次演出前，都要完整地在排练室彩排十遍，也同样因严苛，让合作者心生畏惧与不解。

2019年经历抑郁后，心理医生指出焦媛“将两条命活成一条”，促使她直面过去与父亲的关系，独角音乐剧《约定·香奈儿》也就此诞生。

二十五年来，焦媛在《金锁记》的斜坡鞋上跌撞，在《蝴蝶春情》的争议里灼烧，用自己的生命背负父亲的遗憾。到了这出自传性质的戏的结尾，她终于对着虚空坚定地说，从今往后，我会活得好好的。这句话，既是对亡父最郑重的爱的誓约，亦是给自我迟到的独立宣言——从此戏里只有焦媛自己的命。

2025年6月15日，《约定·香奈儿》本轮巡演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在化妆间采访焦媛，以下为她的讲述：

多年以后才学会了哭

在缅怀父亲的自传作品《约定・香奈儿》的演出中，焦媛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王犁 摄

我写这个剧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么多年，我对我爸的思念没有办法放下。我知道人面对死亡，就是亲人离世，是很难过的，但我一提起爸爸，那种思念好像总是有点（不受控），好奇怪，所以我要解决，正好疫情有时间了，我就梳理一下。

另外就是我对舞台的恐惧，当你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没有跟其他人说的时候，它就永远憋在里头。但是我就想，要不然通过我的工作、舞台艺术把它说出来，可能会有帮助。

我是想疗愈自己，但是后来演着去了那么多地方，很多观众看完之后，特别是北京那一站，大家觉得原来有很多经历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我做了一件好事，跟观众说，你们不是孤单的。剧场就是抚慰人心的，哪怕是一个人、两个人，如果可以让他们有稍微的安慰，就成功了。

亲人的离世，要很认真去面对这个课题，我们要好好地哀悼，伤心就伤心，不要把它压在里头。我就是多年以后才学会了哭，爸爸离开的那天晚上，我真的哭不出来，有好多情绪，后来再过几年工作，学会了喝酒的时候，每次喝得比较嗨，我就会哭。所以有步骤的，哀悼是一个课题，我们要好好地去学习。

今天父亲节演这个戏，那种思念又涌上心头，但是我现在跟自己说，我要转化为动力，把它好好地完成。

我永远跟我爸有一种情感的牵绊，如果我父亲在，我一定第一时间去问他，爸，这个戏要不要接，我演技上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谈恋爱，就会觉得，爸，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给我。但是现在就缺少了家里的一个男人，永远缺席了。

我妈跟我爸有点不一样，我爸比较严谨，要求比较高，我妈是跳舞的，她总会觉得，我女儿当然是好的了，她会注重美不美，这个妆化得好不好看，你的动作好不好看，不是从戏这方面。没人可以告诉我，怎么还可以再好，怎么改善。

这个戏在2021年香港首演，隔了一年左右，我们开始巡演，前两年演的是没有回信的。2025年年初，我在上海住了两个多月，突然有一天晚上，很快要巡演这个戏，我就在想，我好像从来没有回信，我就加了这个情节。正好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我一听歌词就觉得很适合，所以我就写了这封信，把这个歌加进去。

我每一次演出之前都会再把歌顺一顺，第一首歌，有时候彩排，我就已经不行，因为又拿着骨灰，（又戴着）头花，而且《假如我是真的》，“假如流水能回头，请你带我走”，那些歌词都好扎心。但是我会抽离一点，或者会（想）这首歌怎么可以用声音把它唱得（更到位），不专注在歌词或者感受，跳舞还是可以全情投入，但是唱歌就不能太过，要把控得很好。所以是很困难的，特别想投入，但是要有三分的清醒，始终是专业的演出。

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他

焦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演员会感叹跟她排戏“真的好累”，但“他们最后还是会被我感动：算了，这又瘦又小的”。林艾艾 摄

我的生活就是演出。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因为你喜欢那个事儿，你就会总是琢磨着那件事儿。一演出一排练，我就整个那一段时间吃不好，睡不好，心里总是好紧张，直到演完。演完了，你过了，你又觉得明天还是可以演的，但是到明天那个当下就觉得，我不演了，我真的不演了。但是你顺利度过了，而且自己也专注投入，情感释放，又感觉观众跟你一块的时候，你又觉得这很吸引，这就是剧场，这就是舞台，哎呀，还是喜欢。

（对舞台的恐惧）出现了好多年，我估计有十年，这种状态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放松。我现在还在努力找方法让自己克服，要不然没有办法再做下去。紧张倒是每个演员一定会有的，但是它不会影响到你，恐惧是突然之间身体的反应。我觉得还是自信不够，你不相信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是害怕、恐惧，觉得自己不好。

我最近开始在想封箱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恐惧，我不想自己每一场就跟出入生死关一样，49岁的人，不能这样，太折磨了，但是我还没有想好。比如《金锁记》，要不要培养另外一个女孩子去演。因为《金锁记》的曹七巧是我加了很多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感受在里头，她如果要模仿，这（不好），还是应该重新以适合那个女孩子的表现来演，所以这个也是要考虑的。

很多人会觉得我的体力完全可以再演几年，但是其实不是辛苦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他们也说要不然把它录下来，但是我又不想，我就觉得舞台应该要现场。有的时候就很贪心，觉得自己那么好，如果不演了也是不舍得，但是你就得取舍，有的时候还是要放下。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太执着，没有那种宽度去容纳。《金锁记》最开始，男演员最后那个字他永远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说完，但是七巧的内容，特别是第二幕扭曲了的（状态），我得马上接，我不知道他那个字是什么字，欠一秒半秒，节奏就跟不上了，气就连不上去了。

我（跟他）说，喂，咱们现在定了，以后就不改了，你跟其他演员，你乐意怎么样是你们的事儿，你要牵扯我就不行。而且我演出之前，我得在排练厅连排十次，服装化妆都得走十次，再进舞台。有很多演员就觉得不用，连两三次不就行了吗，怎么十次。

而且有的演员是，给你五六成不就行了，到正式的时候再给十成。我告诉你们，是有分别的，你如果永远都是五六成，你到演出最多八成，不会到十成，但是你每次十成，你到演出也会是十成，而且每一次演完，你都会觉得我又发现了一点东西。

身体上对于我来说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我觉得所有这些都不属于我们，是属于舞台的，身体是道具，就是多一个层次去表达你的艺术。所以你说（曹七巧的）鞋不舒服，这太简单了，每次我打自己，方洁总说你别那么大劲，但是你不打下去，你就没有那种痛，你的表演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这样是不太健康的，但是我真的无所谓，因为它会好的，演了过一个礼拜就好。

我爸是京剧演员，确实特别自律。从小我爸也训练我们，家里有条件可以买洗衣机，我爸都不会买的，因为觉得你们一定要自己会洗衣服，我跟我姐从小就做家务，什么都可以干。

因为小的时候让人家霸凌，所以自己就有一种自卑，觉得一定要好，要努力，要成龙成凤。父母倒是对我没有太大的要求，我妈妈特别希望我姐姐做这行，她是长女，比我大5岁左右，爸爸妈妈挺看重她。我就跟着旁边练，但是最后我是种下了种子，我姐很快就说，妈妈我不练了，我要念书，但是我就可能遗传，特别喜欢。

进演艺学院，我是先斩后奏，怕我爸妈不乐意，所以是先报了名，人家录取了，我才把通知书给我爸妈看。念书的时候我差点退学了，后来有一个《少女梦》选上了，我从来没有做过龙套，一上就是《少女梦》女一号，一直到现在都是，起码是主要的演员，大部分都是女一号，我自己有了自己剧团就更是。

那个时候我爸也开始病了，我就拼了命地要努力，这么难得，所以就老是排戏。我爸肺癌，刚开始是电疗、化疗都做了手术，后来复发，复发完了并发，这样短短几年之间，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他，这个真的一直内疚。

戏剧与疗愈

父亲的字写得好看，焦媛整个读书年代都在模仿。父亲离世多年后，她恍然惊觉，自己早已不再是单纯模仿他的字迹，而是悄然接纳了他生命里的某些特质。王犁 摄

在我小时候，虽然（受到）霸凌，环境不太好，但是起码在教育方面，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很国际化，现在英文、普通话、广东话我都可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在那个年代受教育、成长，工作之后，我又可以用这个东西回到内地。《蝴蝶是自由的》就是因为我会说普通话，我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演戏。另外我的演戏方式又跟内地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环境很灵活，很生活，带有国际化的感觉来演戏。

以前焦媛实验剧团所有的戏都是我喜欢的，但是我没有分一定是两性、艺术性或者什么，我就觉得好玩，这个我有兴趣，我想尝试，所以它其实是挺多类型的。

（香港特区政府）资助那六年是在上环文娱中心，很多制作，之后没有资助了，就在那么多的制作里开始（挑选），有一些更好的、更精致的，来内地巡演。所以我们有《金锁记》，有《长恨歌》，还有一些在屯门演的，这几出我们都会尽量来内地演。

我会慢慢发展类似疗愈的系列，可能未必这么多歌曲，但是一定要有音乐，有肢体、舞蹈、投影和内心独白，我挺喜欢我这个戏有很多的V.O.(内心独白)，感觉特别的疗愈，所以我想尝试这方面，空间更大。

我自己特别有感受的，譬如说我跟我姐姐也有很多故事，或者是小狗宠物，再就是爱情，我们现代女性对爱情的看法是什么呢？什么叫爱情？什么叫陪伴？什么是情感？闺蜜也有好多可以说的，我有两个闺蜜，十几年没有联系，就因为一些误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有类似的经历，人的心灵、情感，都可以通过艺术舞台表达。

我特别感谢内地的观众，内地的观众比较宠我，香港观众对我是有异议的，特别是我刚开始进舞台的时期，观众对我有一种看法，因为《蝴蝶春情》在香港演的时候，媒体会大肆宣扬那种裸露，看那些报纸杂志的，就会觉得我是靠卖弄得到的这些。其实对我有这种看法的人，也不是进剧场看戏的人。《蝴蝶是自由的》在上海演，观众特别喜欢我，内地的观众懂戏，他们看戏，而不是光看那些表面宣传。

这么多次《金锁记》巡演，微博发小论文的那些观众，他们对张爱玲也好，对曹七巧也好，对安忆老师改编也好，有他们自己一套看法。我年初在上海演《彩虹的尽头》，也是观众对我特别好，不是说一定赞赏才是好，但是他们会进来看戏，看完了戏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就是好的观众。

疫情的时候，高志森先生那边有训练班，就请我说，要不然教教书，我说可以啊，我就尝试。有好多人都叫我教演戏，我一直拒绝，我说我凭什么教人，我自己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但是后来我转念，不是教，是分享，分享作为一个演员，会经历什么情绪上的起伏，或者演戏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用这个态度去跟同学们一块交流，这就舒服了。而且我觉得肢体是很会帮我们演戏的，我就分享我怎么用肢体，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学习或者学了多少。

（学生）都是一些爱好者，而且都是比较成熟的人，35岁以上，有的是60岁，有几个女的是因为小时候很喜欢，念书的时候玩一些业余的，后来因为工作结婚（不做戏了），现在退休了又喜欢上，就来学，这个挺好的。我不要求他们是专业的演员，但是起码我想把演戏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譬如说，戏为对手而演。好多演员会顾自己，但是如果我这样演，对手觉得搭得很舒服，这才是互相的弥补。最好看的戏就是你来我往的，我应该怎么衬托你，你应该怎么衬托我，大家是排戏排戏，排出来的。

接受别人其实是强大自己，你一个脑子想我应该怎么演，但是如果两个脑子去想，那不是更好吗？起码多一些层次理解，多一些选择。我们生活上也是一样的，不能老想着自己，要体谅对方。我就会把这个跟生活上怎么结合，跟同学分享。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南方周末实习生 钟卓君

责编 刘悠翔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