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吵得比较凶的热搜与朱丹相关，在综艺《五十公里桃花坞5》的花絮里，她说鸡腿分给两个弟弟（男嘉宾）吃，妹妹（女嘉宾）吃翅尖，引发了大声量的舆论指责。

写在前面

最近吵得比较凶的热搜与朱丹相关，在综艺《五十公里桃花坞5》的花絮里，她说鸡腿分给两个弟弟（男嘉宾）吃，妹妹（女嘉宾）吃翅尖，引发了大声量的舆论指责。

朱丹在另一个节目里的言论也被翻出，她说自己特意让女儿跟弟弟同班，好方便照顾弟弟。

和大家一样，我们看的时候也很生气，想起这样的女性例子似乎还不少，比如叶一茜也曾针对年幼的女儿说出刻板落后的话，“大家都是女人嘛，我知道你在耍什么心机，你爸吃你这套我可不吃。”

她们在性别意识上存在的问题似乎很明确，也不需要再如何分析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特意想写一篇聊聊，是因为我们在愤怒的同时，又陷入了一种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她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同样是坚持重男轻女思想，男性的动机很好理解，无论是明面表态还是暗地行为，本质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者身份，延续有利地位，可女性可以得到什么呢？是什么让她们保持不变？这似乎是没办法一概而论的。

也是源于这样的差别，我们的愤怒也不太一样，就像对朱丹这次的谴责声里，存在着更多的不理解和怒其不争，因为朱丹既是重男轻女这类父权思想的受害者，又主动加入了加害者阵营，她在身份上就更为复合，我们愤怒的对象也只能更分散，既面向朱丹这样的个体，又必然面向父权本身，更面向朱丹女儿这样的下一代女性，该如何自处的未来。

也是因此，在批评朱丹之外，去思考这类女性何以至此、我们又如何面对这类女性，成为了无法草率带过的两个首要问题。

正文

她们究竟为什么这么做，是什么让她们形成了这种错误认知，且不自知？

这本身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可能性实在太多了，主观的原因我们更无从得知，但好在，我们可以聊的和需要知道的是同一样，也就是她们身上具备的共因。

具体来说，这类女性身上都存在多股力量的对抗，或者应该说，女性身上都存在，这类女性的行为，则是在对抗中落于下风的显化结果。

首先是历史层面的张力，父权系统教化下，女性需要完成与代际传递的对抗。

以朱丹为例，如果我们把视野收回到女性自身，就会意识到她的第一层身份，并不是记者（职业）或者母亲、妻子，而是女儿，是时刻接受教化和启蒙的人。

回到女性主体建构的起点，我们就会发现，女性所需要抗争的不仅仅是可见的不平等对待，更是一套完整的代际规训。我们无需在意她们源自怎样的具体的家庭，因为同受的必定是同一层压力源。

过往的每一代女性都无可避免地受到父权思想规训，无论是家庭理念，还是出了家门后面对的社会氛围、人情往来，都在强调女性处于辅助者、旁观者这类“次要角色”，在性别分工上也强调着女性的利他属性，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情绪劳动，需要协调各类情感关系，女性就这样被迫从这样的角色里完成自己的性别身份建构，建构出一个默认丧失主体性的自我。

反观男性，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身上不存在父职绑架，不需要过早地忧虑养育方面的责任。

即使是当下，他们也无需对抗思想里被标为陈旧的部分，可以通过伪装、掩饰、沉默，延续自己对父权的内在认同。

这些无疑是老生常谈，但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的是，女性额外承受了巨大的内在压力，不平等思想之所以能代代相续，是因为男性无需对抗外力，而女性的自我从来都是虚假和虚无的。

她们只有延续和重复这样的性别定位，才能平衡自我和外界评判的稳定性，不需要承受自我的撕裂，承担被周边人质疑和为难的代价。

从这样的压力下成长的女性，自然可以想见，在当了母亲之后，复制之前不够先进的性别模板、关系模式来养育儿女，渡过一生，才是惯性，是默认项。

可见，同样处于平等意识觉醒的时代，同样是“不变”，历来处于权力劣势的女性在思想转变上，依旧承担了更多的重力，以及历史局限性的束缚。

而当女性真正拥有了孩子，她们又需要面对母亲身份与自我的对抗。

为什么说男性不需要呢，朱丹和周一围的言论以及所引发的不同舆论，就是最好的诠释。

他们都针对孩子发表过相关言论，在节目里，面对两个孩子更偏爱谁的提问，周一围回答女儿，朱丹制止他，说儿子可能会看这个节目，且朱丹在《桃花坞》里说过自己是有点偏爱男孩。

两个人表达的都是自己对孩子的感情，但是我们投注的理解和期待都显然是不一样的，在舆论里，父亲周一围是被当成正面案例来说的，他爱女儿的表态顺应了主流思潮，看似无害且值得鼓励。

母亲朱丹则是负面例子，她爱儿子的表态首先会被解读为重男轻女，其次会被延伸为厌女、女性互害等。

这倒不是说对朱丹的批评不成立，应该说如何解读在这里并不重要，因为这个例子说明的是，男女在成为父母后，所背负的社会期待是不同的，尤其对女性而言是有冲突的，而且每个时代都会构成不同形式的双重标准。

从前不说了，就说现在，无论女性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是因为父权思想的延续还是出于对孩子个体的喜爱，表态“喜欢儿子”，都是难以被宽容的，会被打上负面标签，而男性无论是出于人设还是真心，只要表态为“喜欢女儿”，就很容易得到赞扬，表态喜欢儿子也不会被攻击，包括自称女儿奴的行为也总是能获得更多认可，无论事实究竟如何。

可见母亲跟自我是不被允许割裂的，是强制连为一体的。

这种不允许构成了对女性的又一重压力，她们可能学会更“正确”的表态，也可能持续内化着母职绑架，让母亲身份盖过自我感受，在传统家庭里继续着以子为荣的认知和生活，这两种似乎都比思想转变更为易行。

而从更整体的维度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类女性始终在面临的一重更深层的压力，是父权系统的符号统治及暴力。

当我们说女性是父权系统的受害者时，意思是她属于“被支配者”，她无法拥主权，而加害者的意思，就是这些女性似乎站到了支配者的位置，在下一代身上延续着同种暴力，固化着陈旧的性别意识格局。

但显然，这意味的是她们依然困于系统暴力之中，而不是真正得到了支配权，因为这种暴力十分强大，甚至能制造一种夺权的幻觉，比如当女性迎合对生育意义的拔高，生下儿子，她大概率会获得传统家庭里的支持和鼓励，让原先低下的位置有所抬高，比如女性“选择”成为男性的附庸，自发地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和养育劳动，她也大概率会获得男性的赞扬和肯定，获得来自他人赋予的价值感。

布尔迪厄曾指出，“象征暴力的作用之一是把支配和服从关系改变为情感关系，把权力改变为影响力或能激起某种情感诱惑的魅力”，这放在父权系统对女性的规训关系中十分适用。

它让许多女性将恋爱、婚育里自己处于的不利地位，将付出与牺牲混淆为情感问题，又将自己偶然获得的他者认可，误以为是对权力的掌控，对主体性的找回。

这自然容易让不少女性迷失、困顿于这种权力错觉的诱惑，延迟面对自己失权、需要重塑自我的根本事实。

那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处于这一阶段的女性呢？上面这些既是原因的可能性，也给答案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开头说了，我们的愤怒主要跟她们其中的两个身份标签相关。一个是作为父权制度下的受害者，她没有选择跟女性站在一边，另一个是作为母亲，她没有做到性别平等方面的言传身教。

但我们必须看到，对这些片面身份的关注，似乎让我们更少地忽略女性仍未挣脱的困局，而更多地批驳女性做得不够的地方，尤其是作为母亲的那一面。

因此，我们能做的或许只能是，在批评的时候，或者在批评之后，愿意更多地思考和认知到她们身份上的复杂性，以尽可能全面的视野看待女性个体。

毕竟，不平等非一日造就，女性已经被苛待了太久，比起持续批评和定性，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批评以及更多的理性分析，能够推动她们选择更好的道路方向。但愿不只是希望而已。

来源：3号厅检票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