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妈妈！》关注阿尔茨海默症之后，杨荔钠导演的《小小的我》延续了对残障群体的关注。影片聚焦脑瘫患者刘春和的人生境遇，细腻刻画其内心挣扎。在主人公身上，心理与身体的个体矛盾、家庭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层层交织，真实而深刻地展现了残障人士艰难的社会处境，以及作为平凡“
作者：张经武 杨航
在《妈妈！》关注阿尔茨海默症之后，杨荔钠导演的《小小的我》延续了对残障群体的关注。影片聚焦脑瘫患者刘春和的人生境遇，细腻刻画其内心挣扎。在主人公身上，心理与身体的个体矛盾、家庭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层层交织，真实而深刻地展现了残障人士艰难的社会处境，以及作为平凡“小我”的求索与突围。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者在表达意图与呈现方式上的微妙错位，恰似棱镜折射出独特视角，将残障群体日常困境的多重维度具象呈现。
《小小的我》剧照
心理与身体的冲突
刘春和怀揣着与常人无异的梦想：他渴望成为教师，努力争取咖啡店兼职的机会，执着报考驾照，笨拙而真诚地暗恋着女孩雅雅。当获得教育培训机构的试讲机会时，面对孩子们异样的目光，他平静地吟诵“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咖啡店应聘现场，他一边竭力控制颤抖的肢体，一边流畅地展示《报菜名》贯口；与雅雅独处时，他既羞涩又坦荡地袒露二十岁青年的正常生理反应；公交车上，即便在颠簸中难以站稳，他仍坚持为带孩子的母亲让座。这些细节拼凑出一个鲜活的生命图景——他的精神世界始终保持着与健全人同等的高度。
然而，残障躯体构筑的牢笼从未停止收紧。在影片现实主义的影像语言中，手持摄影与长镜头交织出令人心碎的视觉叙事：刘春和颤巍巍迈出的每一步都需耗尽全身气力，摇晃的身躯、扭曲的膝关节、失控摆动的双臂，在一个个充满悲悯的特写镜头里被无限放大。那些凸出的骨节、暴起的青筋、稍显狰狞的面部表情，将生理痛苦具象化为银幕上的视觉冲击。即便已与病痛共处二十年，但日常饮食中的吞咽困难仍可能危及生命。这种身心割裂的状态，在“投简历隐去病情”“梦境重塑身体”等场景中被反复呈现——他既坚称“我是普通人”，又恐惧镜中变形的倒影；既渴望社会平视，又深陷自我否定的漩涡。
刘春和就这样生活在心理与身体的巨大冲突之中。不得不承认，当他以不太寻常的姿态进入大多数人的视野时，难免会被人以各种态度打量、评论，而其中难免夹杂着不友善甚至是卑劣。或许正是受够了那些看待异类的目光，他格外强调自己与“普通人”的一致而拒斥“残疾人”这个身份所带来的区别对待，以至于他几乎不敢直视自己变形的身体。影片中多处场景呈现出刘春和这种割裂的状态，如在投递简历时，他反复斟酌后将自己“脑瘫患者”的身份隐去；在性意识萌动的两次梦中，第一次他变成了常规意义的“普通人”，与心爱的女孩雅雅追逐嬉戏，第二次更是以超现实的手法让雅雅将他身体上的一层皮撕扯掉，使他完成从“残疾人”到“普通人”的蜕变。虽然他多次表达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希望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社会，都能以平常的眼光看待自己，但其实他仍旧深陷于心理与身体的矛盾中：一方面在坚韧不屈的意志中保持积极正向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始终对不够“完美”的身体抱有恐惧。在这种身心矛盾的折磨中，刘春和总是试图以努力和自信来掩藏“不完美”的事实，虽然最终会陷入掩耳盗铃的陷阱之中，但他绝不轻言放弃。
家庭与社会的对抗
《小小的我》的价值不仅在于将摄像机对准了残障群体及其家庭，更在于坦诚地揭示了残障者在试图融入社会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困境。
对于刘春和与他的家人来说，“脑瘫”是他们二十年来的切实生活，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困境早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影片没有采用直白的苦难叙事渲染这个家庭与疾病抗争付出的艰辛，而是将这种生存状态举重若轻地编织到生活细节中。比如厨房、卫生间等地方安装的辅助扶手，比如刘春和晨起时借助床边的吊环拉手起身的熟练动作，再比如外婆独自翻看多年来留存下的火车票，上面记录了在全国各地求医的经过，这些静默的物象如同生活本身的注脚。家庭成员对刘春和的态度更具深意——外婆无条件尊重他内心的想法，视其为普通青年，支持他深入接触社会；母亲出于爱与愧疚，竭力将他留在家中，不愿看到他被伤害。外婆和妈妈的不同态度，恰恰是社会态度的微观镜像，既折射出平等尊重的理想，也映照出过度保护的现实，更暗合刘春和内心撕扯的矛盾两极。
由于对脑瘫缺乏起码的认知，刘春和扭曲变形的身体与迟滞缓慢的行动往往被简化为“异常”符号，人们或唯恐避之不及，或投以俯视的怜悯，这种疏离虽源于认知局限，却已经是难得的善意。真正的困境在于社会的排斥：外婆反复向朋友们解释“他是脑瘫，不是傻子”的窘迫，暴露出公众将生理缺陷等同于智力低下的刻板印象；教育培训机构里，孩子们从窃窃私语到轰然嘲笑的恶意升级；公交车上，乘客们高高在上的轻视和自以为是的怜悯；咖啡店里，同事对他工作能力的无端质疑；公交公司假借听证会进行的形象工程……这些场景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脑瘫患者进入社会时所遭受的伤害，既具象化了残障群体的生存困境，又让观众得以反思，我们是否也在无意识中参与制造了这种伤害。
由此反观母亲看似极端的保护行为，实则是对抗社会恶意的消极防御。外婆与母亲之间的博弈，悄然拓展了讨论维度——前者象征主动融入的勇气，后者代表被动防御的无奈，二者殊途同归地守护着刘春和的精神世界。这种叙事策略既拓展了残障议题的讨论维度，又将照料者的心理创伤纳入关怀视野，揭示出社会接纳机制的脆弱本质。
表达与呈现的错位
当影片试图探讨以刘春和为典型的残障群体生存困境时，其创作意图与影像呈现的裂隙，却暴露出更深层的认知困境——以创作者与观众为代表的“健全多数”理解残障存在天然屏障。这种表达错位如同无数隐性的沟壑，使得“普通人”的共情始终悬浮于似懂非懂的朦胧地带，恰如其分地折射出残障群体被社会理解的曲折路径。
为真实还原脑瘫患者的生存困境，影片从刘春和的日常切面展开叙事：吞咽时的生理痉挛、借助吊环起身的晨间仪式、与社会接触时的谨慎试探……这些本应引发观众生命共感的场景，却因创作手法的选择产生微妙异化。大量特写镜头聚焦于刘春和痉挛的面部表情与非常态的肢体，这种视觉策略犹如双刃剑——在放大残障群体生存状态的同时，却在不经意间将残障身体建构为视觉奇观。创作者的人文关怀初衷，在密集的生理特写中逐渐异化为表演性共情，刘春和的遭遇被简化为按部就班的“苦难展演”。这种创作困境与片中公交公司的形象工程形成镜像：当改善生存环境的善意沦为博取社会认同的工具，即便达成现实效益，其动机的纯粹性已然存疑。
最具启示性的莫过于“穿越车流”的经典场景：远景镜头中，刘春和蹒跚穿越斑马线的身影，在飞驰车流的映衬下显得既渺小又坚韧。创作者克制地后退三步，摒弃特写的视觉引导与配乐的情绪加持，让观众得以用平视的目光见证生命存在的本真样态。这个充满叙事智慧的镜头，为残障题材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当我们将镜头从猎奇式特写转向平视的观察，或许才能真正跨越“健全中心主义”的认知壁垒。
影片对“普通人”概念的诠释更显创作伦理的复杂性。刘春和反复强调的“普通”诉求，本质是对主体性的庄严宣告——他拒绝被特殊化对待，渴求作为完整个体被社会认知。然而影像语言却不断强化其生理差异：痉挛的嘴角、扭曲的步态、非常态的肢体语言……这种文本意图与视觉呈现的悖反，恰似社会认知现状的隐喻：我们越是试图通过特殊关照消弭差异，反而越强化差异的符号属性。当创作者声称要“平视”残障群体时，或许更应反思：那些精心设计的特写镜头，是否正在不自觉地复刻社会认知的等级秩序？当刘春和声嘶力竭地表达只想做个“普通人”的愿望时，是不是将摄影机的视角放平一点、位置离远些更好呢？只是平等地静静观察是不是会比创作者介入过多的主观情感更适合呢？
真正的平视，或许始于放下“展示差异”的创作执念，回归对生命本真的静观与敬畏。
来源：光明网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