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谁？》的演出让我想到了一本同名自传——《我是谁？》，不同的呈现方式，探讨的是同一个终极问题，对自我的审视和追问。在这部充满哲思的精神自传中，身为华裔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的段义孚先生总结道，“自我审视只能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发生，或者等到弥留之际才能做
01 一部好剧如同一本好书
《我是谁？》被我期待了很久，不仅仅因为它是抓马少年剧场的又一部新作，还因为这是一个古老的追问。只要人类存在，就会一直追问下去。
《我是谁？》的演出让我想到了一本同名自传——《我是谁？》，不同的呈现方式，探讨的是同一个终极问题，对自我的审视和追问。在这部充满哲思的精神自传中，身为华裔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的段义孚先生总结道，“自我审视只能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发生，或者等到弥留之际才能做一次全面的考察”。
段先生撰写自传的那一年69岁，他所处的世界步入了1999年。他说，“这是新千年来临之际的一个时髦问题，个人、团体、国家都在问自己“我是谁？”，自我意识减弱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和地域的流动性增强以及科技的快速革新”。
如果说全人类都有过新千年之问，那么到了今天，新千年到下一个新千年的五分之一多一点的时间节点，窃以为“我是谁”的发问对应的不完全是自我意识的减弱，而是处在这个极具变革的社会中人的身份的模糊。
正如剧中，在所有人没有回归前，老师不像老师，家长不像家长，孩子更不像孩子。
我们究竟是谁？
——当老师无视孩子想法狮吼的时候
——当孩子把墨汁倒在对立面同学身上的时候
——当父母只知道让孩子做题拿分的时候
——当我们拿着手机悻悻地拍下“事件”且广而告之的时候
《我是谁？》，一部冷峻的好剧，如同那本令人印象至深的同名字书。在很多人都习以为常，或者是懒得说什么的时候，《我是谁？》像一枚轻型炸弹，向每一个人抛去，让我们的内心在剧场里炸裂一次。因为我们有可能就是剧中的老师，也有可能就是剧中的家长，如果我们敢于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原本不希望的那种样子。
02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是谁？》通过孩子在学校遭遇的霸凌事件，折射出当今网络时代社交媒体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事件的背后，如果说社会、家庭、学校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科技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让人们的体验感变得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也让孩子认识世界的方式变得不客观、不真实，正如电子产品的外壳一样，充满了金属感，一不小心就会受伤。而这种影响又是深入内心的，在孩子没有辨识能力的情况下很容易把他们引向混乱和极端，正如剧中表现的那样。
那天，在通往鼓楼西剧场的路上，碰巧路过了杨昌济故居，一种假想由然而生，如果作为伦理学家和教育家的杨先生走出豆腐池胡同，去看了这场演出，该作何感想？
从五四运动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吾国社会已发生巨变，如果说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伴随各种问题，也就是说问题永远都会有，大家不要惊讶；恰恰在段先生文字版的《我是谁?》里，他非常愿意和我们共情的“问题”依然存在着。
“可怜的父亲啊，他完全没有想到因为这样一件芝麻小事大发雷霆，会造成我永久的心灵创伤——尽管他只是在我手上轻轻地打了一巴掌，说不定还是我“罪有应得”的，但是给我的青春期蒙上了一层酸楚，也就是说，哪怕没有惊天动地的灾祸，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混乱、失望和不公平。”
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作者所说的“罪有应得”不过是因为他当时为了照顾病中的母亲在拿面包和茶水时忘记了用托盘而遭致父亲劈头盖脸的批评，也因此在他15岁的记忆里留下了“创伤”。需要说明的是，其父可不是一位粗人,而是那个时代的精英。20世纪20年代就到美国留学，精通4种外语，曾是一名外交官。如果这样的家长都会让孩子感到“失望”，可见一个人后天所受的教育并不能使其在教育理念上更为开明，骨子里的观念才是问题所在。
上述那段文字让我们看到了父亲的权威，当时为1945年，他们全家已移居伦敦。而父亲们的权威和意志，是不是根本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那些轻轻或重重的“巴掌”是不是照样还在今天的时空里打响？
虽然现在的很多父母们已经进步到不用巴掌，但是语言的“暴力”呢？同样，在学校里，某些老师出于“责任”，也向孩子们表达着他们无可质疑的“权威”，剧中的老师就是一个典型形象。演出结束后，我问了一下吴盈姗的扮演者——“你们老师也这样吗？”。
“我们老师不这样。”10岁的刘小菡说。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我是谁？》在今天的语境里和观众互动，表现出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勇气！这个掷地有声的问题关乎到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由观念和思想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追问是时代之问。
03 谁来帮助我们知道“我是谁”？
这个剧显然不是为了表现校园霸凌，而是想通过一系列的霸凌事件来再现在网络极其发达的今天，我们在生存空间中可能要面临的遭遇，虽然媛媛老师说戏剧的任务主要是提出问题，但是在这个剧里，并没有简单地说“都是手机惹的祸”，而是向观众展现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吴盈姗回归后的告白，教室桌椅的改变，都在把观众引向积极的面对而非可怕的对抗。
无独有偶，字书《我是谁？》里，也有类似解决问题的回忆。作者在5岁时，常遭哥哥的欺负，于是就用笔在纸上画上小叉叉，记下被欺负的次数。这个情节被作者的叔叔看到，叔叔对他说，不应该把负面情绪存放起来，而是应该忘记。如果不能忘记，就应该当面向哥哥讲出自己的感受。
这个事例正好能对应剧中的结尾，吴盈姗向罗萍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我是谁？”，唯有我们自己，而且很有可能穷尽一生。
感谢抓马教育！每一部作品都直指当下，直击观众的心灵。这不仅是戏剧的魅力，更是抓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来源：抓马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