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次,是写《显微镜下的大明》时。马伯庸在阅读的徽州文书中,发现了周德文这么一个小吏:他是在朱棣迁都北京的大事件中,担任调度物资的基层官吏,因劳碌而死在任上。从他的视角打开大历史,会发现每一次雄韬伟略的背后,都有无数个“周德文”奔走操劳。
北京乐豆世纪影业:《长安的荔枝》一个藏在诗里的极限任务
《长安的荔枝》的故事,源自马伯庸的两次灵光闪现。
一次,是写《显微镜下的大明》时。马伯庸在阅读的徽州文书中,发现了周德文这么一个小吏:他是在朱棣迁都北京的大事件中,担任调度物资的基层官吏,因劳碌而死在任上。从他的视角打开大历史,会发现每一次雄韬伟略的背后,都有无数个“周德文”奔走操劳。
一次是,关于“杨贵妃如果马嵬坡没死逃到了日本,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荔枝了”的微博发问。这彻底激发了马伯庸的创作欲。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把“‘一骑红尘妃子笑’,用周德文式的视角解读出来”,就是《长安的荔枝》的故事核。
从小说到剧集,《长安的荔枝》最大限度上保留了这个故事核和由此带来的“微观史”视角。
主角李善德是个业务精通的上林署监事。算科出身,兢兢业业在基层干了十多年。中年丧妻的他,没有大富大贵、官场腾达的野心,只想带着女儿在居不易的长安有个安稳生活。
不管宏观历史怎么波澜激荡,一般来说都很难对这样的小人物产生决定性影响。决定他生活质量的,是贷款买房时缺的那二十贯首付,是去十七娘那贷款时“利滚利”多出的几十贯利息,是把女儿送到绣坊后能不能早点接她下学,是下值能不能赶在宵禁前出坊门回家。
《长安的荔枝》通过李善德的日常喜乐和掣肘,串起了唐朝市井生活的细节,也打通了当代观众与他的处境共情。
但就是这么一个史书夹缝处都瞅不见的普通人,偏偏被圣人的一道“荔枝令”砸中了脑袋,被迫成为了高层无形博弈中的一颗棋子。日常生活脱轨之时,就是戏剧人生发车之刻。
当一个能被载入历史但也“要命”的任务,落到这么一个普通人头上,他要用怎样的智慧、意志和生命力,完成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构成了《长安的荔枝》的最大悬念。
来源:初次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