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娘，我找不到咱家地界了……”影院银幕中，低沉的音乐缓缓响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蹲在高铁站外，双眼湿润，低声呢喃。他声音颤抖，动作缓慢，在那一刻击中了无数观众的心。

“娘，我找不到咱家地界了……”影院银幕中，低沉的音乐缓缓响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蹲在高铁站外，双眼湿润，低声呢喃。他声音颤抖，动作缓慢，在那一刻击中了无数观众的心。

镜头缓缓拉远，老人手中抚着的是从台湾带回的骨灰坛，脚下，是故乡的黄土地。这一刻，没有配音、没有煽情，唯有一位迟暮老兵，在黄昏时分试图辨认儿时村口的模样。

这沉默却胜过千言万语，是纪录电影《日暮·归乡》最动人也最沉重的场景之一。影片将镜头聚焦六位迁台老兵和他们横跨七十年的归乡之路。他们之中，有的已逾百岁，有的终生未能回乡，有的用尽余生只为找到那一方黄土。

这部讲述迁台老兵返乡故事的影片，由大陆青年导演、民进会员杨正浓创作，目前正在大陆上映，从拍摄到播出前后历时8年。近日，杨正浓就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接受本报专访。

——初心——

让人记得被遗落的游子

2015年冬天，台北郊区的一家养老院里，一个来自大陆的青年学生穿上戏服，站到一群操着湖南、四川、广东口音的老人面前，演唱了一段京剧《四郎探母》——“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贤公主细听我表一表家园……”才唱到一半，老人们已是泪眼模糊。

这些“听众”就是迁台老兵。1949年，大批军民从大陆来到台湾，因两岸长期隔绝对峙，“回家”一度成为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唱戏的青年正是杨正浓，当时正在台湾艺术大学读研究生。从那之后，杨正浓有时间就会去养老院，与老人们成了忘年交。

自幼学习京剧的杨正浓本是个演员，却由此萌发了做导演的想法——要通过镜头为这段渐行渐远的集体记忆留下影像，让大家记得这群被时代遗落的游子。

然而，一个“穷学生”拍电影，经费短缺、人手不足都是要解决的难题。杨正浓带着满腔热情与拍摄小样回大陆奔走，最终多家影视公司被打动，决定投入这个“不赚钱的项目”。他在台湾的同学也成为拍摄团队的骨干，帮助他一起解封被时光封存的故事。

让老兵的处境被看见、让老兵的乡情被倾听，这一初衷在影片中也随处可见。《日暮·归乡》讲述的是六位迁台老兵的个体故事，却拼贴出一幅跨越海峡、横贯七十年的群体画像。影片没有刻意煽情的讲述，也没有铺陈壮烈的历史背景，而是将镜头落在一个个平凡却深沉的瞬间：一封迟寄六十年的家书、一抔撒入家门口的泥土、一场七十年后的父女重逢……每一个细节，都牵动人心。

高秉涵、姜思章、金英、曾奇才、潘松带、傅德泽六位老兵，有人曾是空军精英，有人曾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荣誉，更多的则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小白菜”——1949年前后被迫渡海，漂泊半生，只希望心有所归、身有所归、魂有所归。他们是数十万迁台老兵群体的代表，拍摄至今其中3位已相继离世。

影片中，有一幕深深刻在观众心底——70年后的父女重逢。李秀云历经三十年的寻觅，终于从义务送迁台老兵骨灰回大陆的高秉涵手中接过父亲的骨灰坛，跪倒在骨灰坛前，泪水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出。导演杨正浓回忆：“我一边拍，手一边抖，只觉得70年的时空阻隔是一座能把人压垮的大山。”

这不是个例。迁台老兵金英听到合肥方言喊出“二姐”时瞬间泪崩，颤声说“我想叶落归根”，又低头叹息“恐怕不太容易”；曾奇才六十年未寄出的家书，叠放成厚厚的一摞；潘松带临终时询问，“我老家的荔枝树，还开花吗？”……

“这些细节，看似普通，却承载了他们一生的乡愁与痛惜。”杨正浓告诉记者，真正打动观众的，正是这些来自人心的呼唤——“想回家，想妈妈”。

杨正浓说：“他们不想要什么，只想知道家是什么样子了，妈妈还在不在。”因此，母亲成为影片的主题之一，《日暮·归乡》的首映礼也定在母亲节前夕。

——背后——

青年导演走进老兵的心

“在我的认知里，我们都算是从大陆去往台湾的陆生。”杨正浓说，老兵是1949年迁台的“陆生”，他是2015年赴台求学，大家都从故乡来到异乡，但相处的时空环境完全不同，因为这部影片两组“90后”跨越历史完成了对话。

“我想要去了解他们是怎么来到台湾的，来了后发生了什么？这几十年间回不了家，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之后能重回故土，又是怎样的心情？”杨正浓坦言，这样一段沉甸甸的历史，讲述起来并非易事，而他本人既不喜欢宣教式的片子，也不希望只是煽情。

“一定要好看，有剧情，有情绪，有故事。”杨正浓说，他从一开始要做的就不是“讲道理”的历史记录，而是拍出一个“好看的、有人愿意看下去”的电影，在影像中让老兵的记忆得以传承，并通过这些记忆，唤起观众对“家”的认同与情感。

相比于银幕前的呈现，幕后工作往往更难。在正式进入拍摄之前，杨正浓花了半年时间，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与文献，实地走访了50多位迁台老兵，积累了厚重的时代背景资料。电影最终拍摄了其中不同省份、不同年龄、不同兵种的6位老兵。

搜集资料只是第一步，走进老兵的心才是最重要的一环。

“你是从对岸来的，他们可能不会那么轻易相信你。”杨正浓坦率地说，迁台老兵经历过白色恐怖时期，对外界或多或少怀有戒心；而老兵的第二代、第三代后人——那些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的“儿孙们”，要么对父辈、祖辈的往事不甚了解，要么对这段经历多有抵触，一些人会排斥甚至拒绝拍摄。“你拍他干嘛？我们家可能不太方便。”这是杨正浓常常听到的话。

然而，杨正浓没有放弃。为了赢得信任，他从第三代入手，一点一点搭建联系。影片中的迁台老兵曾奇才就是这样一例。曾奇才的外孙女是杨正浓的学姐。偶然一次机会，杨正浓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她晒出的一组照片——外公1945年在上海外滩拍的黑白照和她本人在同一地点的旅游留影。顺着线索找去，杨正浓才敲开了曾家的门。

“第一次见面，我们聊了两个半小时。他说长沙会战怎么打的，说文夕大火怎么烧的……他说得太详细了，仿佛等了一辈子，终于有人愿意倾听。”杨正浓回忆道，那天，90多岁的曾奇才打开了话匣子，讲述的不只是抗日战争，更是他和这片土地的“纠缠”。

正是通过这样点滴的沟通、倾听，杨正浓渐渐得到了老兵们的信任，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回忆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往事。

“你能想象吗？为老兵义务送骨灰回乡的高秉涵爷爷，他家地下室就时常存着好几个骨灰坛，有时候来不及送回去，只能放家里。”杨正浓感慨道，这些骨灰坛背后，隐藏着迁台老兵们无法言说的思乡情，也让他深感自己所做的工作至关重要。

拍摄过程中，杨正浓持续了一场长达两年的“贴身记录”——从家庭聚餐到节日探亲，从清明扫墓到临终送别。他几乎成为老兵家庭的一员，融入他们的日常，聆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最真实的情感。

“这些人，是有爹有娘有根的。他们不是历史的符号，是具体的、鲜活的个体。我希望通过镜头，给他们留一个名字，一张脸，一份可以回家的证明。”

杨正浓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很久。

——愿景——

唤醒共同的历史记忆

电影之外，杨正浓的生活，也从未与海峡分开。2015年初次去往台北那家敬老院，杨正浓本是陪女友去的，却意外解锁了与迁台老兵的情感联系。女友的父亲是1949年赴台的贵州遵义籍老兵，早已步入婚姻殿堂的两人也曾从台北到遵义重走了父亲的千里寻乡路。

2020年，一位贵州女孩循着伯祖父留下的家书地址，叩开了台北一户刘姓人家的大门。“家中有没有人姓刘？是不是贵州遵义的？”她这样问道。

迎门的女主人满脸惊喜。原来，这位贵州女孩正是从未谋面的刘姓家族的侄孙女，也是杨正浓妻子在老家遵义的侄女。“中断二十余年的家族联系，在那一瞬间重新续上。”杨正浓感慨道。

杨正浓的岳父生前曾为家人做过“豆花面”。2021年，他带妻子回到遵义，尝到了那碗“豆花面”。“很辣，她并不适应这种味道。”他回忆道，“但她吃到第一口就哭了，因为味道对上了。那是爸爸做过的味道。”

镜头里老兵的乡愁，与妻子家族的寻亲记忆重叠，更让杨正浓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和情结——不仅要唤醒这段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也要让两岸血脉亲缘的纽带更加紧密。

观众的共鸣，来得比电影本身更快、更真。杨正浓曾将该片分享给台湾同学观看，“大家看完后都很感动，口中念叨着‘没想到’，感慨‘他们的故事不该被忘记’”。在《日暮·归乡》广州首映礼现场，高秉涵的外甥女朱延力更是激动地表示，“这些故事不该被忘记，谢谢你们让后人看见这段历史”。

豆瓣、微博、B站等网络平台上，越来越多的观众也写下了他们的感受：“我恍惚间懂得了落叶归根，这四个字对国人的分量。”“通过个体命运对两岸关系历史的一次回望与思考，看哭观影人，一部好电影。”……

在杨正浓看来，《日暮·归乡》说到底是给两岸年轻人看的。“最怕的不是历史沉重，而是下一代觉得与己无关。”他告诉记者，记录只是开始，传承才是归宿，希望这部影片能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历史永远不会被湮灭，乡愁永远不会褪色，两岸血浓于水的情感也永远不会消亡。

“如果有机会，我还想拍1949年留在大陆的台湾省籍老兵回家的故事，拍摄两岸共同经历的抗战故事。”谈及未来，杨正浓表示，一湾海峡隔不住回家的愿望，人为阻挠更割裂不了两岸同胞的联系，共同的记忆一定会让两岸的亲情更醇更浓。

来源：民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