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达15.5亿个,主要平台日均短视频更新量近8000万,日直播场次超过350万场。而新榜日常监测的百万级微信公众号样本库显示,2024年公众号累计产出4.44亿篇文章,相当于每
从主播紧盯直播间人数,到创作者追逐热点、短剧堆砌流行梗,再到热搜榜瞬息万变……一切都指向着两个字——流量。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达15.5亿个,主要平台日均短视频更新量近8000万,日直播场次超过350万场。而新榜日常监测的百万级微信公众号样本库显示,2024年公众号累计产出4.44亿篇文章,相当于每天产出超过121万篇文章。
在这流量竞逐的洪流中,写出过百万爆款文章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凡之昂选择了转身离开。四年高强度、模式化的工作让她深感意义匮乏。离职一年后,她仍无法回归全职,连兼职也避开“内容生产”,选择体力劳动。她开始审视流量至上的逻辑,并着手写书,记录这场深刻影响她的“流量烙印”。以下是凡之昂的自述。
凡之昂的书
2017年开始成为新媒体公司网文作者
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作,小学时同学作文写得不好,我经常帮他们改。中学很多老师都说我应该读文科,但在我们家乡,没人会鼓励你读文科,老师也会觉得你学文科可能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所以我学了理科,大学学的是食品科学。
我对生活没有很强的规划,2016年大学毕业,2017年成为一家新媒体公司的线上作者。在我们那个号平均阅读量只有两、三万的时候,我就写出了阅读量200万的文章。当时那篇稿子原本稿费大概1000元,发出来后,编辑联系我,说稿子很不错,可以加稿费,最后给了我2000块。
2017年,凡之昂在四川做公益项目时带孩子们上山踏青
2017年到2018年,我在四川的一个农村做公益项目,项目结束后,我需要找个工作,就问我做线上作者的这家公司,我能不能去工作,他们说可以,我就正式入职了。
一开始我确实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女性、环境这一类。但我们报选题时,很多时候考量的是哪个选题可能会流量不错,或者选题很有意思,同时流量不错,那就做。我时常感觉自己所写的话题并不是自己真正关心的,而只是工作需要的,比如说最近有什么热点,我对这个热点感兴趣,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对这个人、这件事感兴趣,如果我不工作,我一点也不关心这个东西。
之前做线上作者时,其实我不太能直接感受到流量带来的强刺激,因为我不是直接接触流量的,是编辑转告我的。我现在觉得其实这样挺好,不用每天看到谁被夸了谁被骂了。后来当了编辑,发现“阅读量好”有时真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我们的编辑有时会说,“因为我们选题好”“因为我们标题好”,其实根本不是那样的,同样的东西放在别的号,可能几家新媒体或者非虚构的号都在写,就一篇火了,也不一定是其他家写得不好。
我们内部也会点评文章。首要的依据就是流量。点评时开头是这样的:这篇稿子流量很好,是因为什么什么;这篇稿子流量不好,是因为什么什么。看似是在分析文章,但不是真正地从所谓的内容、文字角度去分析,分析的终点是为了看流量好不好,为了解释流量为什么好或者不好。
写作也有大致固定的流程。开头大概会抛几个问题,可能跟现实生活或大众关心的话题有关,比如说写一个关于新媒体流量的文章,可能开头就讲羊毛月(网红)为什么翻车了,或者开头提一个明星或网红的名字之类的,用一个类似钩子的内容把大家勾住。
写这种行活儿稿子,我当时觉得无所谓,但当我不再做这个行业后,我觉得无聊,没意思,在心里对这件事产生了厌烦感。所以当别人这样写时,我也不会去看。我觉得我们不是真的在写什么有公共价值的东西,每天都要在一套话语中重复生产相似的内容,翻来倒去地说这些。之前我跟一个同行聊天,他说他现在正在操作的选题,是另外一个号几个月前发过的文章,而另外一个号今天发的文章,又是他几个月前操作的选题。
公司考核背后是对“流量至上”的执着
从一开始对这份工作挺有憧憬,到后面没法接受,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实发生了变化。一开始我们工作室是公司直接拨款,没有营收压力,那时候写稿子,哪怕选题是个人不感兴趣的也无所谓,因为它还是一个编辑部认为有意思、值得写的话题。2020年前后,我们开始自负盈亏,工作室就不再是一个内容部门,而是一个营收部门,需要跟甲方去对接,做大量跟创作没有关系的内容。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月有二十多天我们发的都是商业稿件。
一开始大家还会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但到后面,大家都得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写,因为这样可能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完读率和转发率更高。公司内部是很在意点击率、转发率和完读率的,为了达成这些指标,就必须按照市场的喜好去写东西,当我强迫自己必须产出时,就只能用某种套路的或者习惯的方式去阐述。这个过程没什么思考和感受。
如果只是把工作当做工作,我也能接受这样的产出,但是当工作变得很紧张时,压力就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范围。我们的节奏很快,假定我下周一要发稿,那留给我的时间就是周一、周二、周三写稿。周三就要报下一个选题,我得提前准备好下个选题要写什么,然后周四继续修改现在的稿子,这些都不一定能写完,可是到下周一,就应该已经把下一篇稿子写出来了。这让你没有任何休息、思考或者在这个领域深入研究的时间。我们做非虚构,也不用去现场,就打电话采访,通过一套互联网上的工具,完全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资料并组成一篇文章。很多时候,我其实觉得这是不够的,但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弄完。
时间的紧迫性始终压得我喘不过气,比如说我们对每个选题有不同的关注程度,我可能想在这个上面多花一些时间,那个上面少花一点时间,这在压力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是能做到的。但后来工作量太大了,大到任何一个题都只能糊弄,不糊弄你就没法把这个事儿弄完。再有意思的选题也没法去深入研究它,因为留给操作这个选题的时间就一周。截稿之后,我即使再感兴趣,也得去看下一个选题了。
我们也有“开天窗”的说法,每天中午12点准时更新,如果当天该发我的稿子没发出来,就会被定义为“开天窗”,只能找旧稿或者别的什么稿子来顶上。但跟很多传统媒体的底薪+稿费模式不同,我们是固定薪酬,必须写够规定数量,如果没写够,会有很大的公司内部压力——你给别的同事添麻烦了,领导会给你打很差的绩效,或者可能面临裁员的风险。
我在书里有写,媒体是在赶热点,有“开天窗”的压力,互联网公司是在赶KPI,而这两个东西我们都在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很清晰地觉得自己被异化了,因为当时所有人都默认一件事:该你做的事情你没做出来,那就是你在某方面没有做好。但我知道很多时刻我很痛苦,很不开心,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吗。“被异化”不是一个在工作期间就能够感受到的东西,而是必须要经过思考才能得出的答案,但这个思考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工作之外的。
离职后用自己的方式写属于自己的选题
2022年2月,我离职了。这份工作的最后几个月,我的情绪常常崩溃,于是有了写《不再踏入流量的河》这本书的想法。一开始这本书只是写给自己看的,我想知道这些情绪从何而来、为什么会产生,我想知道,到底是我自己的情绪问题,还是这个工作带给我的。
前六节是在刚离职那段时间写出来的,当时心里还有很重的疲惫和压抑感。之后放下了一段时间,2023年三四月时,我跟前同事做了一些采访,又开始写,写到五六月,发现素材有点多,不太好处理,就又放下了。直到2023年10月之后才把它写完。写到第十五六节的时候,那种负面情绪慢慢消散了,我知道自己还可以做别的事,不是非得困在这种情绪里,我的生活有了更大的半径。比如第一次出国、有了新朋友、接触了一些新的好玩的东西,心态变得更轻松。
这本书不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我坚持把它写完。我就想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把一个东西完整表述出来。写完这本书给了我一些自信,我知道自己可以用其他方式和逻辑去写文章,而不是像之前工作中的流水线式的方式去写。
之后我开始做一个关于食物多样性的新选题。我发现我们的食物好像有些单一,就是在超市里买到的那些。小时候吃过的很多东西,长大后反而不太能吃到了。
去年夏天,我花了两三个月去了几个村子走访,跟村民了解当地作物的有关情况。这就是我自己想做的题,有材料就做,没有材料就停下来;能做田野调查就做田野调查,做不下去就看书;看书也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就停下来,等哪天又有新的材料来源了,再继续做。
在进村做食品多样化的调查前,我先看了一些资料,知道当地有一个保护协会的机构,他们主要在做的事是保护本地农作物的老品种。但到了之后,我发现这是一个极度缺水的村子,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旱季,每天人们聚集到一块,就是聊什么时候能下雨。我去村里唯一一口还有水的井里打水,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推着小推车打水,到田里给苗儿浇水。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我发现当地农民更愿意种那些从种子站买来的高产、抗旱抗虫害的种子,这样能让当地人获得更高更稳定的产量。
这些东西不是能够通过资料或数据得到的。这才是我想要的书写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过去太多东西是从书本中得到的。我们在书上读了这个内容,进行一番思辨,然后找到更多的书和资料、更多的文献来印证或者反驳这个内容。它是不断的一套文本的生产,但我觉得只有在具体跟人的接触中,才有可能写出不一样的东西。
凡之昂做食物多样性调研的村落
跳出“系统”,不做流量的工具人
我有很多做公益事业的朋友,他们更在意的是办一个活动。他们写的文章,可能流量没有机构的文章流量高,但文章的质量很高,想要讲的问题是非常切实的问题,只是网友没有足够关注到而已。
现实生活中的数字太易得了,网络上的信息也太易得了。我想说的是,不要再寻找一个指标。当人想要寻找指标的时候,就会被这个指标所牵累,不管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现在获得指标太容易了,以前人们看书,要细读文本,再回去看作者背景等,但现在可以直接看到书的评分和短评,如果很在意这个指标的话,你会觉得评分低的书都不值得一读,或是评分高的书都要读一读,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然,跳出“系统”之外去构建自己的坐标是很难的,因为当指标特别容易获得并且特别清晰的时候,人不可能完全不被影响。像阅读量、成绩、评分,点开手机一眼就能看到,很难做到完全不在意。所以我主动斩断了很多获得信息的渠道,取关了绝大多数的资讯类账号。
以前我有信息获取恐慌症,刷手机有种“批阅奏章”的感觉,就是今天一定得刷到一个选题,我才能停止。如果刷不到,我就会很焦虑,是那种没法完成工作的焦虑,就觉得我一整天了什么也没有找出来。
现在,当我重新回想写这本书的情景,有些部分还能回到当时的情境中,有些部分则会让我有“这个事过去了”的感觉。我还记得刚写完的时候自己那种高兴的情绪,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是有自己想法的,而不只是一个流量的工具人。
文 | 北京青年报记者 杨宝璐
统筹 | 宋建华
供图 | 采访者
题图 | 视觉中国
编选 | 杨家瑞 杜小溪
监制 | 柳璐
来源:北京青年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