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长箴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现在松弛、开阔了起来，她越来越追求「丰富、多义、暧昧」。和小满这一节气给人的感受很相似，她解释说：「有点儿饱满，还不干瘪，又有点丰富。」她没有一定需要的镜头，大概有个方向就可以了，前期做足了准备，剩余的时间，她就观察、等待，这样一来「
纪录片导演任长箴觉得，在纪录片世界里，更好的创作就是不设定边界，尽可能留有余地和空间，让可能性层出不穷地冒出来。
任长箴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现在松弛、开阔了起来，她越来越追求「丰富、多义、暧昧」。和小满这一节气给人的感受很相似，她解释说：「有点儿饱满，还不干瘪，又有点丰富。」她没有一定需要的镜头，大概有个方向就可以了，前期做足了准备，剩余的时间，她就观察、等待，这样一来「作品是不紧的，它有松弛度，特别舒服」。更好，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
文｜莱克西
编辑｜Yang
小满未满
初夏时节，小满到来，5月的北京正露出明媚的模样。每天的日头长了，临近晚上7点，还能见到天边的光亮。道路两边，不知名的野花开得正旺，杨柳树也完成了抽芽，枝叶交错，重叠成一片绿荫。
提到小满，向来在意农时天时的纪录片导演任长箴想到了麦子。北京城内熙攘、拥挤，麦子并不常见，但车向南一直开，一畦畦的麦子安静地站在田地里。在这个时节，小麦正在鼓劲儿，做丰收前最后的蓄力。
5月的一个下午，任长箴来到北京郊区的麦子地。青绿色的麦子拔出了穗儿，直挺挺地冲向天空，阳光洒落在它们身上，看起来毛茸茸的。过去几个月，时间灌成浆液，这片麦地有了成熟的迹象，用手一摸，麦粒儿是饱满而坚硬的。任长箴知道，麦子不声不响，但是在悄悄努力，如今，已经为成熟做好了准备，「处在蓄势待发的状态」。
同样在闷声儿工作的，也有任长箴。过去的从业经历中，初夏时节最为忙碌。新的片子尚未开拍，但她和团队要把前期的案头工作做足，查资料、做调研、安排工作计划，去粗取精、找到最有价值的故事。忙起来的时候，她没有足够的假期，也少有时间流连外界，日常的事物变得有些模糊。
任长箴将这个过程形容为「助跑」，蓄力足了，最后冲刺的时候才有劲儿，「跟植物灌浆是一个意思」。也正因为这样，任长箴发现，小满前后，人们向着收获和结果奔忙，精神饱满，等待果实长大、膨胀的过程，始终是欣喜的，「我们已经看见希望了」。
忙碌的生活中，任长箴也给自己的生活留了一些喘息的豁口。
五一假期，找了一天时间休息，回到了自己规律的生活中，早上清炒一盘萝卜丝，吃得简单、干净。她的家在一楼，房间外边有个不大的院儿，院子里的植物、蔬果随着时节生长、绽放、结果、枯萎，完成一轮一轮的生命更迭。最近，院子里的蔷薇花、绣球花正在盛放，植物长满了院子，「快下不去脚了」。
小院儿里还长了好多灰灰菜。那天，她和剪辑师一起除草、采灰灰菜，最后把灰灰菜沾着玉米面和荞麦面，上锅蒸熟，配灵魂小蒜汁，饱餐一顿，别提多好。如此平实、没有波澜的一天，让她感到生活回到了本该有的正常节律中。
这是任长箴成为纪录片导演的第30个年头，表达和传播仍然在继续。工作和生活中，她警惕圆满、警惕完美。
职业生涯中，从田间地头到人的餐桌，从一个人的生活到一群人的生活，她见过太多景象和画面。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景象：她曾剪辑过与西藏相关的片子，寺院的喇嘛们用沙子堆起坛城，用数百万计的沙粒描绘出奇异的佛国世界，整个过程可能持续数日、数月。但是，喇嘛们极尽辛苦创作完成之后，会毫不犹豫把沙子往前一推，精美的画作在顷刻间化为乌有。最后，喇嘛们会捧着细沙，将它们扬入天空、倾入河流。整个过程中，喇嘛们没有遗憾、没有顾虑，反倒特别轻松。
在任长箴看来，小满不满，是得到成果的准状态，它不极端、不满溢，也不让人担心、警惕。「在这个聚集、准备、等待，获得成功、获得成熟的过程中，这个空间有余地，一切都在形成中。」
有瑕疵的完美
在小满时节，万物仍然在积蓄能量、营养，做着人类看不见的工作，为必将到来的成熟做好准备。
拍摄现场，任长箴对镜头有绝对的感知力。开拍前，她会对周围的打光提出自己的想法；和《人物》做对谈的时候，不用看监视器也能知道画面出现了点瑕疵。
成为一名成熟的纪录片导演，是任长箴从小的职业追求，更准确地说，这也是一份人生理想。为此，任长箴做了很多努力和调试。
她以专业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专业。校园里，她和同学们讨论最先锋的纪录片，讨论的是阿涅斯·瓦尔达，课上学的是安东尼奥尼，她理想中的纪录片是最文艺的、理想化的。然而，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农业电影制片厂，去拍农民、农业、农村生活。抛开文艺、抛开疼痛，她面对的是水稻、灰喜鹊、文艺下乡。这样的转变让当时的任长箴觉得失落。有时候收工了和同学们坐在马路牙子上聊天，觉得「完了，一切理想都不可能实现了」。
村落里，长年与土地打交道的人们对镜头里的夕阳余晖、对一头牛如何走向镜头的画面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更实际的问题，怎么能让农作物的存储时间再长一点，怎么才能提升它们的产量，甚至更基本一点，怎么才能更有效地播种。
和她搭档的摄影师在农业节目中工作了多年。长时间接触田野，摄影师的观察和了解更深刻、准确，拍出来的画面也最耐用，完全没有「找感觉」的镜头，「全是能把农作物这些事儿讲准确的镜头」。
田间地头，理想和现实激烈碰撞，天时影响着土地的收成，也在影响着任长箴。任长箴渐渐看到了生活最切实要紧的问题，她觉得自然不只是一个镜头、一个画面，还是一粒麦子、一方土地，「是实实在在跟老百姓生活连接在一起的因果」。现实生活永远是最实际、最动人，也是最值得关注的。
准备和拍摄《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时候，任长箴30多岁，有了一定生活和拍摄经验后，正是对完美主义极力追求的职业阶段。她的工作节奏极快，经常是连轴转，日常被拍摄塞得满满满当当。也因为如此，不规律的生活让她的身体过载，咳嗽了整整三年。
任长箴重视细节，总想要拍出最完美的画面。一个镜头没拍到，就全国换着地点去找，直到拍下来。
任长箴还记得，当时《舌尖上的中国》有全片唯一的航拍镜头，拍的是将要丰收的小麦。然而，农地里的小麦不等人，开拍的时候，华北地区大部分小麦已经收割完成，近处没有麦子让他们拍了。摄制组有人提议把这组镜头放弃，任长箴拒绝了，「我的完美主义告诉我，必须得有这镜头。」
为了拍到麦收的镜头，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们来到了东北地区的齐齐哈尔七星泡农场，农场主人为他们留了一大片等待收割的麦子。这里的麦地一眼望不到边界，最适合的记录方式就是航拍。在无人机尚未普及的时候，任长箴想到的办法是，让摄影师坐上一架撒农药的农用飞机。摄影师把自己用很不安全的安全带绑在座位上，抱着摄像机，探出飞机舱门拍下了一个宝贵的航拍镜头。
如今回想起那个航拍镜头，任长箴有些后怕，「完全置摄影师的人身安全于不顾」。她也坦言，那个画面黑乎乎的，并不完美，甚至都很难完整地用到正片里。她渐渐地理解了一点，追求完美并不一定总能带来理想的结果。
那个镜头，连同它的拍摄过程，让任长箴久久不能忘记。她意识到，那种较劲和执着带来了一些弊端和单一，到手的完美是有瑕疵的。
现在，任长箴时常重新构想，在没有航拍条件的情况下，她不会再选择让一个工作伙伴去冒险。她会有更多的方法去呈现那片麦地，「我是不是能在我的采访对象、配乐上找到新的方式去突破一下，比如说文案的哲理上找到更简便、更准确的、更有智慧的路。」
这也让任长箴更进一步理解了纪录片的含义。「纪录片是一个特别不绝对的东西，是一个特别丰富的东西。你说它是对的，它是错的，它是善的，它是不善的，你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它都能成立。」
当不追求唯一和绝对的完美后，换个思路，可以拓展的是一片更有可能性的空间。
没有捷径
盈科而后进，一到冬天，万物在肃杀和寒冷中静了下来，度过漫长的等待和积累。小满过后，则要准备勃发，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勃发之前的积累必不可少。
《舌尖上的中国》开拍前，任长箴想用全新的纪录片生产模式、用国内尚未实践过的拍摄理念拍摄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纪录片。为此，她和团队做了大量的，甚至是海量的准备工作。她从网上买了一万多块钱关于美食的书，一个四层的书架子全都装满了。要展示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她想要找到呈现这些的结构，打通一条思路。
过程是痛苦的，也是迷人的。任长箴说，做纪录片，没有捷径可走，真正成熟的作品，往往都需要充分的工作量，再一点点打磨，在真正磨出珠光前，「全是微调，全是蓄积、全是等待，全是慢慢找」。而如同匠人一般的精神在任何年代，对任何受众而言，都不过时。
更年轻的时候，任长箴享受灵感，灵感到来的时候，有一种畅快和得意。随着经验的叠加，随着对社会的洞悉，她不再相信一蹴而就的事物，反而更享受积累和变得更好的过程。她把这个过程比喻为爬墙。早年，她的胳膊受伤，右臂曾无法高抬，听了医生建议，每天练习举臂，一两个月可以摸到耳朵了，再过一阵就能举过头顶了。变得更好的那个过程，无法省去。
过去的任长箴在拍摄片场追求确定性，追求完美、最高、最好和极致。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剪辑的作品「太准了」，那个镜头的光太完美了，「多一分则嫌多，少一分则嫌少」，可但凡换个人换个视角，感觉就变了。现在的任长箴知道，在不那么溜光水滑的生活里，完美的镜头和事物根本不存在，也慢慢放下了对完美的执念，她想，完美之前，不如先完成。
过去一年，任长箴尝试和老友周轶君、张越做了漫谈式访谈节目《她的房间》《第一人称复数》，这是任长箴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向，但节目内容扎实，播出效果极好，两部作品的评分都超过了9.0分。
她想到，在片场，自己时常收获一些意外之喜。《她的房间》第一期嘉宾是刘小样，摄制组一行人来到云南后，原本定好的访谈地点出了问题，不得不更换场子。第二天就要开拍了，组里所有人都在动用自己的人脉找合适的地方。最后，一位朋友提供了一个小院儿。任长箴走进去一看，「别提多好了，别提多合适了。」拍摄的那天，明明大雨已经连着下了几天，但拍到最后的镜头时，雨却停下了。乌云一下散开，一道彩虹划过长空——当时几位访谈者正好讲完一段苦难的故事，光照下来，洒在女人们的侧脸，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一幕更合适、更动人了。
「所以我现在拍片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跟所有人说，『别焦虑，现在我们做的准备足够了，剩下就等着老天爷给我们惊喜了。』」任长箴说。
更好，活在有余的日常里
在特仑苏的拍摄片场，任长箴说自己是一个没改过行的人。她从高中时候就开始沉迷看电视、看纪录片，电视里播的一切都能吸引她坐在屏幕前看上一天，看完BBC的纪录片，会从沙发上站起来鼓掌。她打心眼儿里喜欢、认同这样的表达。
小时候，看到有一些片子后边播放的摄制组花絮，她会想象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幸运的是，任长箴「风调雨顺」地追随了自己的想法，之后的二十年都做着与纪录片相关的事情，这让她觉得幸福。
作为一个创作者，任长箴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固化。《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大火之后，片约不断，都是要求拍类似题材的，任长箴一个也没有接。因为拍过了，没意思了。她回到自己在郊区的工作室里重新调整讲故事的方向。
任长箴始终在追求更好的创作与表达，成为一个更好的纪录片导演。在她看来，纪录片的出现也是在呈现世界、记录世界。在一个越来越追求速度和效率的世界里，任长箴是少有的愿意主动慢下来的人。她不追赶热点，而希望将目光投入到更具体的生活和人的身上。现在，她手头正在准备两个新的拍摄项目，一个是与老年人认知症相关的短片，另一个则是在讲HPV疫苗，都是当下的真问题、真困境，她关注了很久。
「一切热点尘埃落定、烟消云散了，大家把这人和这事全忘了的时候，纪录片导演去看看发生什么了，他命运变了吗？他后来又去哪儿了？纪录片老让别人看到心尖儿之外的事儿。」任长箴说，纪录片的存在就是让大家去关心那些角落里的、偏僻一点的人事物。
谈到特仑苏一直所倡导的「更好」，任长箴想的是，一个更愿意帮助他人的人是更好的人，一个更利他的社会是更好的社会。世界破破烂烂，总有人缝缝补补。她也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她和她的纪录片能做的，就是去给生活在缝隙里的人带来一些光亮，给正在努力的人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如此一来，「更好」便不再是一种虚妄和想象。
这几年，短视频正变得火热，总有人觉得这是对纪录片的一种冲击，但任长箴不排斥，她也爱看，看到精彩的、拍得好的，还会主动联系视频作者交流一番。
在影像世界里，更好的创作就是不设定边界，尽可能留有余地和空间，让可能性层出不穷地冒出来。任长箴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现在松弛、开阔了起来，她越来越追求「丰富、多义、暧昧」。和小满这一节气给人的感受很相似，她解释说：「有点儿饱满，还不干瘪，又有点丰富。」她没有一定需要的镜头，大概有个方向就可以了，前期做足了准备，剩余的时间，她就观察、等待，这样一来「作品是不紧的，它有松弛度，特别舒服」。
在越来越紧绷的当下，任长箴反倒觉得，想要更好地生活，还是要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留有空间、留有生长的余地，让自己均匀地喘息。
这种感知时常会从脑海中蹦出来。不久前，她去上海出差，走在路上，看见了两排新栽种的高大的乔木，树和树之间还种着更小的树苗，她不免对这样的短视感到担忧，「（它们）今天看起来特茂密，明天看起来就特别挤，再往后三棵树都没有生长空间了。」
树木想要更好地生长，需要留有足够的缝隙，人也是一样。生活有余，不是让自己松垮下来，而是找到平稳喘息的节律，自在一点、随性一点，不强求、不左右，让生活本身给出可能性，更好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任长箴一直觉得，自己有理想，也有抱负，但本质上，她还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她关注的，是生活本身、是人之常情的故事。做纪录片，重要的是把功夫用在日常，一点一点积累，将工作量做足，在时间的沉淀中，才能逐渐展现生活的深度与力量。就像人日常所需的牛奶，它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瞬间的滋养，而是在日常的摄取中，让身体慢慢地感受到益处。特仑苏相信这样积累的能量，坚持做更好、更高品质的牛奶，坚持这种长期主义。
麦田渐渐蒙上了一抹夕阳，每一粒麦子都是金光闪闪的。当我们再次提及更好，任长箴想到了是枝裕和与树木希林的一段对话，微笑着说道：「还是要活在日常里啊。」
来源：是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