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时间5月17日14:30，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携手Madame Figaro举办主题为“合拍片的文化融合与全球合作新路径”交流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中国馆举办。

合拍，是文化融合，亦是资源共享。当下，合拍片的创作与发行面临文化融合、市场接受度、资金资源分配等多种挑战，在挑战中也存在着无限机遇。

法国时间5月17日14:30，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携手Madame Figaro举办主题为“合拍片的文化融合与全球合作新路径”交流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中国馆举办。

本次交流会邀请美国著名制片人、MonteVista Global 联合创始人Donna Smith，著名演员Fiona Fu，伊朗制片人、国际电影推广人Mohammad Atebbai，法籍资深制片人Natasha Devillers，上海三次元影业有限公司CEO、知名制片人、出品人任宁做客参加，制片人、策展人、现任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商务总监、C-Stars 文化咨询 CEO杨莹担任嘉宾主持。来自不同国家的嘉宾从自身经验出发，聚焦合拍片创作与发行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探讨如何在多元文化碰撞中提炼共通的情感共鸣点，解析合拍片融资路径与政策红利，构建跨文化协作模式，挖掘流媒体平台潜力，制定差异化全球发行策略，探索全球合作的更多可能性。

本次交流会干货满满，我们用最原汁原味的方式进行分享，希望每一位电影从业者、爱好者都能有所收获。

嘉宾

唐娜·史密斯

美国著名制片人，MonteVista Global 联合创始人

Donna Smith，环球影业前总裁，奥斯卡获奖制片人，她是好莱坞历史上首位担任大型电影公司总裁的女性，现任MonteVista Global联合创始人，活跃于戛纳、SXSW等国际平台，长期推动全球电影合作与青年影人培养。

代表作：《辛德勒的名单》《卧虎藏龙》《侏罗纪公园》《终结者》

Fiona Fu

演员，第 78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入围影片《LUCKY LU》主要演员。曾多次获得加拿大利奥奖提名的演员。凭借《血与水》系列剧两度入围剧情类最佳女配角。

代表作：《LUCKY LU》《夺冠》

Mohammad Atebbai

伊朗制片人、国际电影推广人，Mohammad Atebbai是伊朗最重要的电影推广人之一，他于 1997年创立“lranianIndependents”，是伊朗首个推动独立电影国际化的私营机构。他曾参与贾法·帕纳希、拉赫尚·巴尼.埃特马德等导演作品的国际发行，担任多个国际电影节评委，并为戛纳、塔林、威尼斯等电影节代表伊朗影人。他还在多个国家授课，推动亚洲电影全球传播。

代表作：《生命的圆圈》《五月夫人》

Natacha Devillers

制片人，法籍资深制片人，其最新作品《熊猫月亮》由法国高蒙出品，将于 2025 年全球发行。她亦为央视与法国电视联合制作纪录片《北京人:人类最后的秘密》，具备极强的国际协调与本土落地能力。

代表作：《北京人:人类最后的秘密》《熊猫月亮》《红玫瑰与白玫瑰》

任宁

上海三次元影业有限公司 CEO、业内知名的制片人、出品人。曾出品制作电影《1921》《我和我的祖国》《后来的我们》《智取威虎山》等多部电影作品。电影《1921》取得5.03 亿元票房，荣获第 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第十六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编剧。

代表作：《1921》《我和我的祖国》

嘉宾主持

杨莹

制片人、策展人，现任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商务总监，C-Stars 文化咨询 CEO。曾任《看电影》国际 CEO，拥有超过 15 年电影营销、制片、国际传播及青年导演孵化经验。她主导多项中法影人合作项目，近年来专注于青年导演的国际推广、影片融资、项目联结与合拍开发。

Q&A

Q：我们从中法合拍片《月亮熊猫》出发，邀请正在与中国电影项目合作的嘉宾进行分享。所以Natasha可以分享一下你制作《熊猫月亮》的经历吗？

Natasha：我刚刚完成了一部中法合拍片，叫《熊猫月亮》。这部影片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发行了，目前我们正在推进中国的发行合作。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在那里养育了三个孩子，所以对这个市场和文化有比较深的了解。我可以说，中外合拍片确实很难推进，尤其是在立项初期的策划阶段。其中一个很大的难点是题材的选择，因为中国观众和西方观众的审美口味有很大差异。

无论一个外国导演或编剧写的中国题材多么中国，他们自己觉得故事多么适合中国市场，或可以吸引到中国的投资，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很多时候，这些电影依旧会被视为外国电影，即便它讲述的是中国故事，只要导演是外国人，他拍摄中国的方式、视听语言和叙事方式就会有所不同。对制作方来说，你需要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之间找到题材、叙事方式等方面的链接点，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挑战。

很多合拍片项目最初以中外合拍的形式找到我，我们会尝试去推进、寻找中国的投资方。但最终往往失败了，因为这些故事在中国市场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它们的票房优势和投资回报都不够理想，因此我经常建议他们将项目改成“协助拍摄”形式，即不再依靠中方投资，而是在中国取景拍摄，虽然这样的做法意味着影片无法在中国直接发行，但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之所以选择《月亮熊猫》这个项目，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中国题材，在我看来这能够成为一个中法双方都接受的故事。这个项目最初是由一位法国制片人发起的，她尝试过和很多不同的导演合作，她曾多次向我介绍这个故事，但每次拿到剧本后都觉得不行，因为这些剧本无法通过中国的审查，比如有剧本里写到熊猫被绑架、被猎捕等等，我当时就直接拒绝了。

因为你要知道，剧本最终还是得提交到电影局审查的。直到有一天，我听说有一位导演手上有一个剧本，同时他也拍摄过很多与动物有关的电影，我当时就明白这是我要找的人，他一定能拍出一部很棒的家庭电影。于是我找到了他，对他说法国方面的投资已经落地，就这样，我们推动了这个项目的合作。

刚才的问题其实也是关于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我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动物或者熊猫的人，但是有次我带孩子们去看熊猫，发现突然就被它们吸引了，真的会爱上它们。熊猫真的是非常迷人，它们的魅力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我当时就想，离开中国之前一定要拍一部关于熊猫的电影。

其实这个项目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启动了，我们当时开始申请合拍许可，成龙也有一个熊猫项目在申请相关许可。后来因为疫情，一切都被迫中止。等到疫情结束后，我又重新回到电影局继续推进这个项目。特别是涉及熊猫项目许可的部门，比申请电影局的许可还要复杂得多。

我们这部电影的故事是非常具有普世性的，不过这次拍摄最大的挑战是熊猫和真人演员同框拍摄，市面上很多关于熊猫的电影是纪录片，那种拍摄相对简单，你只需要在熊猫保护区外架好摄像机，就能拍到素材。

但我们这部片是剧情片，需要演员和熊猫互动，要通过各种审批流程和拍摄规定，非常繁琐。而且你不能在熊猫圈养区内拍摄，因为那里有太多墙体和围栏，不利于拍摄自然环境的感觉。而我们的电影是一个探险故事，背景设定在山里，所以我们尝试营造出“野外”的视觉效果。

据我所知，自2003年以来，《月亮熊猫》可能是第一部成功让真人演员和真熊猫一起拍摄的剧情片。

Q：也想请教Donna，在你所有的合拍片经历中，哪一次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Donna：当然是《卧虎藏龙》，那真的是一次非常美好的经历。我曾与张艺谋合作过《英雄》，也和李连杰合作过，还做过吴宇森的《终极标靶》。这些都是年代比较久远的影片，也许你们年轻人不太熟悉了。

我和李安合作的《卧虎藏龙》无疑是一次最棒的合拍合作经历。我们在中国拍了十个不同的地点，其中最艰难的是戈壁滩，有蛇、有蝎子，条件非常艰苦。但从合拍的角度来看，整个过程几乎不能更完美了。对我们来说，唯一的挑战是这部片子要用中文拍，你无法轻易说服美国的投资方去投资一部在中国拍摄，中文对白的电影，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做到了。

电影上映时是中文台词配英文字幕，在法国上映时配法文字幕，观众全程需要边看边读字幕，这对当时的观影习惯来说是个挑战，但也很有趣。

《卧虎藏龙》成了一部真正的国际电影，我们当时完全没预料到它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而且成本也不算高。片中唯一的特效是把威亚的痕迹去除，因为所有演员都穿着吊具在拍，我们只是把吊绳后期抹掉而已。很多观众以为这部电影用了很多特效，其实并没有。所以如果说我参与过最有魅力、最令人着迷的一次合拍片经历，那一定是《卧虎藏龙》。

Q：语言问题在合拍片中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昨天和Fiona聊过这个问题，她长期以华人演员身份在北美影视行业工作，有很多亲身经验。Fiona，能不能请你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和观察？尤其是你在中外制作环境中的切身体会？

Fiona：是的，在我参与的大多数影视制作中都会遇到语言上的问题。因为演员长着亚洲或中国面孔，观众会默认你说的是中文，但实际使用的语言却可能是英文，有时候还夹杂着中文，甚至粤语。

从我的经验来看，台词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翻译不够地道或不符合角色身份。比如，中国南方和北方人的说话方式、用词习惯都很不一样，甚至有明显的方言差异。所以语言的问题不仅仅是“会不会说”或者“能不能翻译”那么简单，而是在台词层面上能否符合角色所代表的真实文化语境。这和我们日常聊天那种翻译一下就可以沟通的语言使用是完全不同的。

影视剧的台词是非常具体的，它对语气、习惯表达、文化背景都有很高的要求。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很多时候导演和制片人都比较开放，愿意让我重新翻译台词，使它更具体、更地道、更贴近真实语境。

在我看来，语言的准确性不仅仅是编剧或导演的责任，整个制作团队都应该重视这一点。尤其是在一部影片投入了大量资金的情况下，如果在语言翻译和台词上不够细致，很可能会出现严重问题。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大型的好莱坞电影中也发生过。即使是高预算大片，语言使用不当也是常见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识越来越强了，我们看到更多的亚洲导演参与到国际项目中。比如去年我参与了四个项目，其中一部是一位日本导演执导的跨文化合作的合拍片，其中一个角色的设定是来自中国台湾，讲普通话。

这部影片还处于合拍流程中，我不能透露具体片名，但拍摄地点在纽约。这个角色是根据导演自己的生活经验写的，作为日本导演，他对中文的理解还是有限的。所以我做了很多润色工作，也去跟中国台湾的朋友沟通，确认用词是不是他们真实生活中会使用的表达，然后再把剧本给他们看，让他们判断这些台词是否自然、贴切。

语言真实，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才能产生共鸣，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如果语言不对劲，观众就会跳戏，无法沉浸其中。所以，语言的准确性在合拍片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Q：接下来想问一下任宁，对于那些希望真正参与到电影制作中的青年导演或从业者，你会给出哪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从而帮助他们实现突破？

任宁：说到年轻导演的话题，其实现在有很多从海外归来的年轻学生，我们会让他们提早进入我们的电影工作，不仅是合拍项目，也包括国产片。我们有编剧、导演、作曲摄影美术等幕后工作，很多在国外学习电影的学生可以提早进入我们的项目中，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

今年五月份，我们马上会宣布和中国影协合作的学子计划，旨在让更多的中国高校学生参加类似戛纳威尼斯的影展，带他们的短片做展映，交更多的同行朋友，开阔眼界。另外学子计划也会让海外学习电影的学生把自己的短片、作品、故事投递到中国，我们可以推荐给各种影视公司进行制作。同时我们也参与了阿里的海纳计划，它是让更多海外学生能够在国内得到拍片实践机会的计划。

Q：Mohammad是一位在和独立创作者合作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制片人，想请教你为什么亚洲国家与其他大洲的合拍作品数量反而不及亚洲国家之间的合拍作品？这是否与独立电影存在某种关联？

Mohammad：我们亚洲国家在进行合拍时，合作对象往往是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尤其是法国。就拿今年的戛纳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两部伊朗电影入围主竞赛单元，它们都是伊朗与法国的合拍片。

我想稍微解释一下背景：由于伊朗在政治上的特殊情况，我们实际上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正式的官方合拍协议。因此，已经发生或正在推进的项目大多是联合融资，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合拍片。至于中国，我们过去确实签署过一个MOU或某种形式的合拍协议，但在它过期之前也并未真正地落实任何项目。

举个例子，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基迪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他曾计划开发一个新项目，当时确实有一些中国公司对参与联合投资表现出兴趣。但即使是我提到的那个项目，最后也没有真正实现。我非常清楚伊朗的情况，也了解伊朗的新闻体系。相关部门对于国际合拍项目通常会变得非常敏感。因为他们会担心无法完全掌控创作过程中的所有细节，也无法预知最终的成片内容是否能够被审批通过。

如果是一部完全由伊朗主导制作的影片就相对可控，一旦涉及国际合拍，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复杂而具有挑战性。这可能就是伊朗方面迟迟无法推进合拍项目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谈到亚洲，我确实认为我们之间是有很多合作基础和潜在机会的，当然也会面临一些挑战。据我了解，中国和印度之间其实已经签署了官方的合拍协议，但我并不知道是否已有实际落地的项目。像这样的条约，在亚洲国家之间也并不多见。

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亚洲本身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观众群体、最丰富的银幕资源和强大的融资能力，很多亚洲公司在全球电影市场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亚洲国家之间却很少真正合作拍摄合拍片。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也很愿意有更多机会继续深入探讨。

Q：关于合拍协议，我们刚才提到了国家之间的官方合拍协议这一形式。它指的是由两个国家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合拍协议。对于一些不熟悉合拍流程的人来说，可能很难分清“联合融资”和“官方合拍”之间的区别。我觉得 Natasha 可以更详细地说明这两者的不同。Natasha，从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官方合拍片需要具备哪些关键要素？为什么我们需要推动官方合拍而不仅仅是联合融资？

Natasha：如果你和中国合拍电影，即便这部影片在整体比例上是法方主导，它也会被视为中国影片，这意味着它可以在中国进行正常发行。而如果它不是官方合拍片，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就必须通过进口片配额制度才能引进上映。

中国每隔几个月会从海外挑选几部影片引进，竞争非常激烈。因此，官方合拍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影片完成后不需要卖断给中国发行商，而是可以直接参与中国的票房分成。这对制作方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合拍片等同于中国国产片待遇。

不过，想要成为官方合拍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很多外国公司对此缺乏了解。你需要通过一系列审批流程：比如剧本需要获得电影局的审批，这个过程通常要经过多个层级。首先，你要和一家中国公司合作，根据这家公司的注册地提交到该地的市级电影局。例如合作的是上海的公司，那就要先送审到上海市电影局。市级电影局审批通过后，项目要递交到北京的合拍片办公室，由他们审核项目的合拍可行性。再上报到国家级层面，由几个不同的主管部门联合批准。

我建议所有有意做合拍的外国制片人一开始就要明白这个流程不可能在一个月或两个月内完成，一般需要预留四到六个月时间。但好消息是，你完全可以提前开始，比如在筹资期间就递交剧本和公司资质文件，手续不算复杂。

如果剧本在初审阶段遇到问题，电影局通常会给出反馈，你可以和他们沟通并找到修改方式，有时候他们的意见反而会让影片变得更好。就像我合作过的一些外国导演所说，电影局的修改建议有时会剔除掉剧本里那些刻板印象或不真实的部分，对影片质量是有帮助的。

比如，我见过一个剧本，写的是村民们站在城市公交车顶上通勤，我告诉他们：“这不是非洲，也不是你想象中的中国，我从没在中国见过这种场景。”这些细节虽然荒谬，但是真实地存在于一些外国剧本里。幸好最终通过沟通得到了改善。

等剧本和备案流程完成后，项目进入拍摄阶段。这个时候又会面临文化差异导致的沟通误解问题，尤其是在拍摄现场的中外剧组之间。所以我会亲自待在每一部合拍片的现场，扮演一种“文化调解人”的角色。我能说中英文，能来回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合作最多的是法国剧组，他们经常会误解一些情况，甚至因为误会而变得非常紧张、焦虑。有的项目不是我负责的，但我听说过一些法国导演中途退出的情况，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现场发生了什么。

而在中方看来，有时候外国剧组的要求可能也会显得不切实际，甚至“有点蠢”。在这种时候，我会尽力支持他们、帮他们讲清楚需求，因为我了解中国的现实条件，知道什么能做什么做不到。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项目里就像是“中立国瑞士”，做协调人，在两边之间找到平衡点。

合拍片最棘手的部分通常是后期完成后还要再次经过电影局审批，而且只能有一个最终版本，这个版本要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发行。这个审批也必须在海外和中国上映之前完成。但很多外国制片人到这个阶段就容易忘记，他们可能太专注于自己的发行节奏，导致给中国的素材提交得太晚，造成非常大的时间压力。

这个阶段要重复前面提到的三级审批流程：地方电影局、合拍片办公室，以及国家级部门。

不过我必须说，近年来中国电影局效率非常高。如果你提前沟通、说明发行时间，他们会协助你快速完成审批。有一次，我甚至在一个工作日内就完成了一级审批并提交到下一级，非常高效。

我始终认为，沟通是关键。只要你把项目清晰地说明，坦诚地交流，大多数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沟通得到解决。

Q：Fiona刚才提到曾和日本的剧组一起工作，能否分享一些你在这方面的具体故事或经历？

Fiona：在和日本剧组合作时，我发现他们在片场几乎从不闲聊。他们对工作非常认真，事前准备非常充分，且守时，到了片场就是专注拍摄。如果临时有改动，他们也处理得很安静、不慌张。对作为演员的我来说，这样的工作方式其实很轻松，我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社交应酬上，而是可以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角色上。如果拍摄中遇到角色的问题，导演和制作人也都非常开放和愿意沟通。

拍电影是多人协作，特别是在拍独立电影的时候。我去年参与了好几部长片拍摄，都是独立制作，真的非常辛苦。也正因如此，我特别佩服日本团队的专业精神，他们就像运动员一样专注、高效。

当然也存在挑战，比如语言。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我参与的那个项目的剧组有两位翻译，一位懂日语和中文，另一位懂日语、中文和英文，他们配合得很好。但因为我是演员，我对角色的表达方式有自己的理解。很多时候翻译稿上的台词和我想象中角色说话的方式并不一致，我自己会花很多时间把所有台词重新翻译几轮，还与翻译团队反复沟通。这些工作是没有报酬的，但我愿意做，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能真正为角色和作品服务。

我所说的这个项目的制片人之一在中国出生、长大，后来去日本生活了很多年。她非常愿意沟通，也很支持我做出调整。有一天下午，我和两位制片人一起把所有台词一个词一个词地过了一遍。虽然过程很辛苦，尤其是在你准备好后又要全部推翻重新来过，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过程。最后我们达成了共识，我满意，他们也满意。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是很理想的，虽然挑战多，但让我成长了很多。

所以我认为，不管是制片人、导演还是演员，参与合拍片都要具备三点：充分准备、开放心态，以及清晰表达自己需求的能力。很多亚洲人，包括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在合作中比较害羞。对方如果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就不说话了。但我觉得，为了做出最好的作品，我们必须要敢于表达。

Q：Mohammad曾经参与过和泰国的合拍片合作，能否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Mohammad：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和越南电影人及制作公司合作的项目。他们当时对我的一部已经完成的影片很感兴趣，提出希望拍摄翻拍版，并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监制。我当时表示很乐意，于是我们启动了这个项目。

大概过了两个月之后，我们决定中止合作。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彼此并不适应对方的沟通节奏。每封邮件的往返基本都要等上两三周才能收到回复，沟通效率极低，流程非常复杂。后来我了解到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将所有决策上报给更高层级的机构进行审批。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最终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我们能够有效参与的项目。于是我们做了调整，把这部电影的翻拍权卖给了他们的公司，由他们自行去完成翻拍。

目前我们确实正在和泰方合作一个新项目。这是一个历史题材的剧情片，背景设定在伊朗和泰国之间，故事发生在大约450年前，也就是伊朗的萨法维王朝时期。我们从剧本的早期阶段就一起开发，目前项目正处于剧本定稿阶段。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更复杂的部分，从泰国转入伊朗制作体系，这将涉及大量的审批流程、审查制度以及文化差异。我们正在努力配合伊朗方面的规定，尽力争取取得拍摄许可。目前项目正处于剧本的最后修改阶段。

Q：Donna，基于和美籍华人团队合作制片的经验，这类合作中的收获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Donna：在这类合拍项目中，如果说我有什么“好的经验”，那就是：我需要像Natasha这样的人在我身边，因为过程中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而你刚才分享的那些处理方式，让我觉得你真的把事情变得顺利很多。

对我来说，这不是官僚主义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法语词，我们姑且怪到法国人头上（笑）。但它确实非常复杂，这和我们美国的制作习惯有很大不同。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总是带着资金、技术团队和成熟的经验进入项目，我们觉得一切都已经安排好，理所当然会按我们预想的方式进行，但现实并非如此。在美国，我们做电影从来不需要向政府报批，我们也不会拿政府一分钱，一切都是独立操作。五大制片厂的财力极其雄厚，如果预算超支三百万，他们只会说增加预算吧，这就是他们的“魔法词”。

我个人更喜欢做独立电影而不是制片厂系统，但在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中，我真的经历了一段深刻的学习过程。事情不会自然顺利地推进，很多问题是制度性的，其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审查制度，我们在美国根本没有这种概念。而当我第一次听说剧本需要经过层层审查时，非常不安。资金如何从一个国家进出另一个国家始终是复杂的部分。所以作为制片人，你必须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预判问题并提前解决。

你刚才说你要申请“熊猫”的拍摄许可，我很能想象那得多麻烦。我们申请的是人，而你还得申请动物许可。但最终事情确实是可以推进的，前提是你要有耐心，理解文化背景，这才是最关键的。

我很幸运能在世界各地拍摄，但我至今觉得最难合作的地方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哪里。我们当时带着一个美国摄制组去拍片，结果当地几乎没人搞懂我们到底在做什么，那段经历确实很艰难。

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反而让我感觉更好。因为我真的在学习，我学会了审查制度存在、财务问题客观存在、工作方式也确实不同。我们本来就来自不同的文化，当然方式也会不同。

不过我发现，“善意”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以一种牛仔式的姿态走进来，一副要来主宰一切的态度，那合作注定不会成功。我在项目中绝不会允许这种态度出现。我们必须彼此尊重文化，用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还有一件事是我经常说的：“别跟我说‘问题’，说‘议题’。问题让人烦，议题可以被解决。” 这种语言态度的改变，其实会对团队合作产生实际影响。我在和中国团队的合作中，感觉我们最终的融合是非常成功的。

任宁：我自己大部分的合拍经验其实都是积极的。比如我们曾经在英国拍过一部电影。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剧组很专业，英国的剧组也很专业。这才是合拍成功的关键。我们的摄影指导其实不会说英语，但他是中国最知名的摄影师之一，专业度非常高。所以当他投入工作时，英国团队对他也非常佩服。

正是因为这样，整个项目在各个制作环节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所以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选用专业的团队，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顺畅的合作。现在我们也在推进与海外的进一步合作，今年年底我们有可能会在日本拍摄一部新片。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用新的视角去探索海外合拍的可能性，寻找更多不同国家的风景与文化特点。十年前我刚刚开始做合拍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外合拍机会甚至比现在还要多一些，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继续拓展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Fiona：我来自加拿大，目前在美国工作，所以主要的合作经验是在美加之间。加拿大有非常完善的税收抵免政策，欢迎大家来加拿大拍摄。我们有时候也称这里是“北好莱坞”，很多美国的影视制作都会来温哥华、卡尔加里、多伦多、魁北克等地拍摄，产业非常活跃。

如果你考虑做合拍片，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税收政策，欢迎大家来加拿大合拍。如果你来北美地区拍片还有一点很重要，这里有完整的工会制度，工作方式跟中国会有很大不同。

比如在中国，演员可能可以说，我们先等等，吃完午饭再拍。但在北美，午饭时间就是午饭时间，超时五分钟、十分钟都不行，必须准时停止并开始工作。所以在合拍过程中，这种工作方式的不同经常会造成一些冲突和误解。我之前参与过中港合拍项目，当时剧组来加拿大拍摄，我负责的是幕后执行部分，对这些流程和差异也非常了解。今天也想在这里简单补充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任宁：关于税收抵免，我们当时在英国拍摄电影，最后是成功拿到了全部的税收返还资金。

一开始我们也觉得在英国拍电影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选择之一，伦敦毕竟是一个制作成本非常高的城市。但出乎意料的是到最后我们节省了成本。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合拍片是一件非常值得尝试的事情。它不仅让我们能够进入不同市场，也能在制度上获得实际支持。

Q：Mohammed，一部真正有意义的中伊合拍作品应该是怎样的？它可以讲什么样的故事，呈现怎样的形式？

Mohammed：我昨天刚刚在伊朗馆的展台和一位伊朗电影局的官员进行了会谈，就是想了解一下关于伊中合拍协议的最新进展。他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与中国签署正式的官方合拍协议，并表示如果有机会促成，他们一定会推进落实。

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能达成合作，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也都知道，伊朗电影在中国的年轻观众中也有非常好的反响。我们确实已经有一些合拍项目的创意。我现在还不方便透露故事内容，但我们认为必须要确保站在一个安全、稳定的制度基础上，等合拍条约落实后再正式迈出下一步。

Q：Donna，从您的角度看，中国电影目前还缺少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创作出真正被全球观众认可的作品？

Donna：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寄生虫》，那是一部韩国电影，但它真的震撼了所有人。我们在美国其实很少能看到韩国电影，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平台去接触这些作品。但当《寄生虫》上映后，所有人都在谈论它，所有人都想去看。大家都在为它写影评，赞美它的美学和深度。

当我真正去看这部电影时，我才意识到原来它讲的是一个“阶级”故事。街道之上和街道之下的人，这是一个关于社会结构的隐喻。我从没想过一部这样题材的电影竟然可以让这么多人产生兴趣并感同身受。

《鱿鱼游戏》也是同样的现象，说到底你们需要的是找到那种“魔力”，就像当年的《卧虎藏龙》。谁又能想到那样一部讲述古代故事的电影会成为全球的现象。它的时代背景、演员、故事对当时的主流国际观众来说并不熟悉，但它却打动人心，触及观众的内在情感。

我们在美国其实也很难预判一部电影的成功，票房有没有市场往往只是猜测。不过我很喜欢大家今天谈到的这些话题，尽管我不那么喜欢“条约”这个话题，但这确实是现实。我们之后可以好好聊聊这些制度层面的内容，我相信会有很多有意思的讨论。

Natasha：我想回应一下你刚才提到的“什么时候中国会有自己的《鱿鱼游戏》”这个问题。我自己住在上海，那里的设计和创意产业非常发达。我真心相信接下来的十年将是中国电影的关键转折期。那些曾在海外学习、掌握了国际电影语言和叙事节奏的中国年轻人正一批批地回国发展。

我们已经在设计行业看到这种趋势了。像日本、韩国曾经都在全球文化输出中拥有自己的时代。而下一个文化崛起的主角，我非常肯定就是中国。这些年轻人已经在服装、视觉设计等领域开始发光，很快这种影响力也会扩展到电影等更复杂的产业中。

中国的电影工业确实比其他国家国际化得稍晚一些，但现在正是发力的阶段。你要真正打动海外观众就必须使用他们熟悉的叙事方式和感受节奏，而这一切正在随着年轻创作者的回流逐步实现。我非常有信心中国版的《寄生虫》、中国版的《鱿鱼游戏》一定会出现。毕竟中国有无数题材可以讲述，它们正等待着被用全新的方式带入世界视野。

Q：想问问各位嘉宾，在你们看来，什么样的合拍项目或电影更容易实现“走出去”？

Donna：我想补充一点。在我们的体系里，不会把导演当作“神”来崇拜。导演当然是一个有创造性愿景的人，我们对他们的创作给予极大的尊重。但我注意到在中国好像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导演被当作一切的核心，项目完全围绕他们展开，导演常说这是我的电影，但实际上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电影，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如果中国电影人希望参与国际合作，或者外国人来中国拍片，我觉得在权力结构上需要有一些观念上的调整。导演确实是创意的核心，我们尊重这一点，但他也只是团队中承担某重要职责的一员。我们所有人是为了营造一个导演可以创作的氛围而协作。

你刚提到加拿大，我们确实都很愿意去那里拍片，因为在那里拍摄可以获得高达76美分兑1美元的税收回馈，也就是30%左右的补贴。税收抵免意味着制作上有实际的财政支持，这对我们来说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Fiona：我以前也做幕后工作，现在是演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故事本身是否能打动人心。如果故事真的触动了你，你就会想把它分享给观众。前阵子我拍了一部电影，我演的是一个家庭主妇，整部戏讲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比如和奶奶、妈妈的关系，一些挣扎和情感的细节。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是否“好”，但我们几周前办了首映，我真的很惊讶——很多观众都说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很有共鸣。

我觉得这种共鸣就是一种桥梁。你不一定要讲一个宏大的故事，有时候只是你亲身的经历，或者某些打动你的细节，把它真实地表达出来就是有力量的。尤其是关于中国人、移民、身份这些题材，只要你是真诚的、诚实的去讲，观众会感受到的。

Donna：对于编剧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好剧本，我们都渴望看到好的剧本。没有剧本我们什么都拍不了。

任宁：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年轻导演、作曲家、编剧都曾在美国或英国学习，他们现在已经回到中国，成为创作的中坚力量。所以我相信，未来真正的希望在于这一代年轻人。其实中国已经有一些内容是可以被全世界理解的，比如《哪吒》。它讲的是家庭的爱，这是普世性的。正如一句老话所说：最终所有的语言都是爱的语言。

观众互动Q&A

Q：目前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在影视合拍方面的合作状况如何？

Natasha：我记得大概一两个月前，中国有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南美，是在智利还是秘鲁？具体国家我有点忘了。但那次活动规模很大，似乎是跟金砖国家框架下的文化交流有关。所以我认为中国和拉美的关系正在积极发展，但我也想请另一位嘉宾进一步补充。

任宁：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认识一位中国导演，但对方没有渠道联系到专业的中国制作公司。于是她打电话给我说想做一部合拍电影，但这并不是一条很容易走的路径。我们需要一个项目驱动的机制，因为很多学生或者年轻人其实都想尝试在中国进行合拍。所以我们会把我们机构的信息放在网站上（可能是下周），你可以之后查看。谢谢！

Q：你认为《卧虎藏龙》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国际影响？它好像是第一部全中文对白却达到国际规模的影片。

Donna：我认为这都归功于李安。作为导演他拥有一种无人能及的视觉风格。我曾多次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合作，他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有灵魂、有温度的导演。但李安不同，他非常细腻，非常有思想。

我必须承认我当初完全看不懂《卧虎藏龙》的剧本。我说，不行，我们不能拍一个人在屋顶上飞来飞去的电影，更不能用外语拍。我一直说不行，但李安很坚持，他用他对视觉的理解说服了我们。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次我们在北京吃饭，在一栋大楼的100层，一家很高级的餐厅。李安还是没有放弃，我也还是在说不可能。我认为这部电影的剧本根本不可能按预算拍成，也不会成功。

突然，他冲我点了个头，我没多在意。然后，在另一个餐桌的那位先生突然站起来，跑到墙边，猛地撞到墙上又翻了一个跟斗落地。我问，那是我们的武术指导吗？李安说是的。我当场说我们拍！这是真的。我们就是在那一刻做出了决定。

这完全是李安的灵感和坚持，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没有使用任何特效，除了抠掉威压。后来我们做了全球巡演，媒体总是问这部电影预算是不是超过一亿美元？我总是笑着说，你们要是知道真实数字就好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它成功是因为导演本身的视听语言。

注：现场观众针对这个问题与嘉宾展开了热烈讨论，因为篇幅问题我们仅展示了与嘉宾分享内容更具关联性的部分，以方便阅读理解。

结语

在此次交流会圆满结束之际，嘉宾主持杨莹在交流会结束之际结合主题分享了与合拍有关的政策与关键要素，以供学习参考，以下是内容总结：

从影视制片人的角度出发，尤其是做合拍项目的制片人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但每年政策都在变化，所以必须不断去了解、寻问是否有新的政策出台。

目前的一些关键要素包括：合拍项目必须由中国与外国的制片公司共同投资和制作，其中任何一方的投资额都不得低于总预算的20%。影片内容必须包括中国元素，故事或角色要与中国有一定联系。主要演员中，至少三分之一必须为中国人；对于动画片来说，至少三分之一的主创团队需为中国人。

来源：西影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