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放人民艺术的璀璨光芒——中国电影120年的历程

摘要：2025年，恰逢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取得全球电影票房榜第五的佳绩，这是中国电影厚积薄发的象征，中国现已稳居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给世界电影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上已经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

2025年，恰逢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取得全球电影票房榜第五的佳绩，这是中国电影厚积薄发的象征，中国现已稳居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给世界电影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上已经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影工作者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文艺方向和道路前行，将自己的艺术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向人民奉献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电影作品。中国电影在实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绽放着人民艺术的璀璨光芒！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

中国电影工作者接续的是“文以载道”的传统，重视文艺记录和反映世道人心的功能，传递真善美的永恒价值。与时代同行体现了百年来中国电影一个标志性特色，“因时而兴，乘势而变”。中国的电影经典都是不同时期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也验证了电影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的道理。

中国早期的电影，内容多属于家庭伦理范畴，少有真正触及社会矛盾的力作，20世纪30年代，电影工作者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直面现实，如《大路》《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桃李劫》《神女》等影片，尤其是《狂流》《渔光曲》《春蚕》等作品，迸射出的爱国主义火花闪耀在银幕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成为中国电影人的选择，此后这条电影大河越流越宽广，不时映照出时代的风云变幻，现实主义电影在本质上是艺术家对社会进行的积极介入和深刻思考。20世纪40年代，以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和沈浮为代表的一批电影导演拍出了反映社会忧患和批判意识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影片。

新中国成立不久，电影界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51年3月，在“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上，以《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赵一曼》《钢铁战士》《翠岗红旗》《刘胡兰》为代表的22部故事片集中展映，周恩来总理亲自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这些表现觉醒和成长主题的影片一经上映，就大放异彩。“十七年（1949年—1966年）”时期的电影创作，一方面，电影人继续抒写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的历程，另一方面，表现新中国面貌的作品不断涌现。1949年，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摄制完成时，《东北日报》的社论《预祝人民电影的光辉前途》中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以自己的工人阶级为主角，以新民主主义的生产斗争为主题的影片”。遵循生活的本来面目，“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宗旨，加上火热的政治热情催生了“人民电影”的文艺实践。电影艺术家拍“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老兵新传》《枯木逢春》《李双双》等影片，反映出人们在新制度下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昂扬热情，展现了他们的喜悦和畅想，这些鲜活的艺术形象永远留在了人们心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近10年，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时期电影”也是一种电影新风格的开端。《巴山夜雨》《小街》《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影片关照社会、生活和传统，关注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让观众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美好。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电影的园地，这一时期的《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逆光》《血，总是热的》《锅碗瓢盆交响曲》《花园街5号》《代理市长》《野山》等影片捕捉到社会的律动和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迫切愿望。20世纪90年代的《大决战》《周恩来》《焦裕禄》《凤凰琴》《孔繁森》《横空出世》等影片在突出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背景下产生，既有立足厚重历史底色的宏大叙事建构，也有初心如磐的人民公仆的感人故事。21世纪前10年创作的《邓小平》《太行山上》《云水谣》《惊涛骇浪》《建国大业》等影片，以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核心，吸收了类型片的叙事策略和强烈的视听表现手法，新主流电影在融合和创新中实现了话语形态的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的故事尤其动人！《中国合伙人》《滚蛋吧！肿瘤君》《十八洞村》《我不是药神》《中国机长》《秀美人生》《守岛人》《你好，李焕英》以及“我和我的”系列等影片紧扣时代主题和经济社会发展脉搏，把普通人的情感生活、时代的激荡和家国情怀生动地结合起来。“战狼”系列和《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血战湘江》《建军大业》《古田军号》《长津湖》等影片创新了主旋律电影的表达方式，以更开阔的历史视野讲述中国故事，以更坚定的信仰赓续红色血脉，以更自信的姿态塑造中国形象！

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是120年中国电影的主轴。评论家钟惦棐认为，“电影现实主义的有无，将最终决定电影是否能够成为‘最重要的艺术’”。现实主义电影的生命力来自创作者把根深深扎到时代的土壤中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抒写，所谓“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这样的电影自然能激起人民的呼应。现实主义电影是与理想紧紧相连的，文艺是社会生活、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过来又作用于经济生活，它可以改变人的面貌，显现更加美好的前景，描绘民族更加光明的未来，从电影照进现实的那一刻起，希望的光亮也就在前方！

大众化和民族化之路

电影是最具公众性的文艺形态，受众最多，影响面最广，如列宁所讲，“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确实，电影是意识形态承载的天然载体、“寓教于乐”的绝佳通道，艺术家意识到电影的大众化是完成意识形态对个人“询唤”的有效途径。郑正秋、张石川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已经有明确的大众化意识。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的创作主张里，明确把大众化作为中心任务，强调左翼文艺应当坚持群众化、民族化、通俗化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和扩大影响，在推进民主革命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形式上贴近百姓，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大众化关键还在于“化”，要“文而化之”，才能“粘得住人”。在电影创作中，创作者借助情节剧的样式，靠曲折的故事情节、性格化的人物塑造，以及百姓关注的话题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化”的关键在于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增加艺术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靠直白的说教来影响人。

郑正秋是中国电影的先驱者之一，他探索出一种以悲欢离合的人物命运为牵引，融入戏曲的叙事技巧，如人物设定的善恶分明、常用因果报应的结构等。蔡楚生保留了“影戏”注重叙事、强调故事性和趣味性的传统，特别善于将悲、喜剧元素相结合，形成独特的“社会悲喜剧”样式。史东山认为电影既不能自以为是轻视观众，也不能毫无原则地迁就观众的趣味，而是要热诚又理性地接近观众。谢晋的电影常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家国情怀的书写来完成对社会情绪的表达以及“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实践推陈出新。新时期以来，《保密局的枪声》《神秘的大佛》《庐山恋》《喜盈门》《少林寺》《不见不散》《英雄》《疯狂的石头》等影片的创作者深谙观众心理，把讲好故事当作创作的第一性，运用冲突、行动和意想不到的结局来增加观赏性，影响人们的情感。

除了走大众化的路径吸引观众以外，电影人还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就是通过民族化的路径来抵达大众化。杰出的电影艺术家都是民族风格的体现者，他们的作品中渗透着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体现了本民族的审美理想与审美需求。中国电影自诞生起，便与中国传统艺术密切交融，无论是舞台艺术的造型特点、诗词赋艺术的抒情言志，还是中国画的意境表达皆在电影中得以表现。在《孤儿救祖记》《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哀乐中年》《我这一辈子》《林家铺子》《喜盈门》《湘女萧萧》《芙蓉镇》《香魂女》等影片中，艺术家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通过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展现了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尤其凸显真善美的一致性，强调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统一。《小城之春》《柳堡的故事》《早春二月》《巴山夜雨》《城南旧事》《乡音》《黄土地》《青春祭》《绝响》《小巷名流》《红高粱》《人·鬼·情》《哦，香雪》《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花样年华》等影片的新意，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气质和风貌的亲近上，也显现在对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比如对意境的重视，寻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蕴。郑君里对电影民族化曾有长期的探索和思考，他在导演人物传记片《林则徐》《聂耳》时，既重视整体的艺术构思，又以精细入微的处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特别是在人物离别、重逢等关键场景中融入借景传情的手法。同样，谢铁骊也是直接道出了他的创作主张：“以景寓情、情景交融，就是我所追求的、中国艺术传统中的诗情画意。”

民族风格的形成标志着民族电影的成熟，也是中国电影赢得世界声誉的重要原因，它表现在善和美的联结、感性的民间生活、为情而造文的意愿，以及能贯通各文化艺术门类的技巧。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电影具有一种跨媒介性，这使得电影的传播、接受优势得到发挥。中国戏曲、武术、神话传说等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灵感与素材。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创作体现了电影人的独特认知，创作者把京剧《定军山》搬上了银幕，认为电影这种光影艺术是“一好”，深受观众喜爱的京剧是“一好”，电影加京剧就是“好上加好”！《定军山》的成功也成就了中国电影艺术独特的“影戏美学”，把讲故事放在第一位，注重矛盾冲突和电影的教化功能。从大量舞台剧改编的电影，诸如《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白蛇传》《十五贯》《杨门女将》《野猪林》等都受到广泛欢迎。近年来，再媒介化的效果得到切实体现，有大量经典小说和当时广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还有从电视剧、游戏、动漫、漫画改编而成的作品，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改编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随着媒介形式的转换，影像的魅力又一次激活了文字、舞台形象和静态图像的活力。传统存在于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中，每一次成功的改编，都是一次原文本的新生，也抵达了霍布斯鲍姆提出的“被发明的传统”的境界。

转换也是一种创新。在将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的过程中，也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艺术家通过提炼、翻新、重组来再造一个新世界。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也不断地给电影创作者带来灵感和方法论启示。例如，传记电影吸取了“史传”中客观再现、“春秋笔法”的特长，在处理长时段故事上尽显风采；从“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的戏曲理论中汲取剧作经验，抓主线，叙事脉络单纯又一波三折；运用“赋比兴”手法丰富电影表现方式，并把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戏曲的独白与旁白手法化用过来；从诗词的意境中获得场景设计的灵感，妙得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学者林年同提出“镜游”理论，认为通过摄影机的调度，在银幕上营造出类似绘画中“移步换景”的游观效果。

电影是拍给现在的人看的，要激起现代人共情，产生思想的共鸣，就要经过现代性转化，艺术家通过艺术形象、艺术情境把伦理判断与社会政治诉求、时代主题融会交织在一起，完成对一个时代审美观念的个性化呈现。建立在重构基础上的跨媒介叙事，创作者利用有价值的基因片段重构全新的故事模板；在保留核心概念、高潮段落的基础上，进行叙事元素翻新；重构人物性格或人物关系；重构时空，扩大多角度表现维度。比如《哪吒之魔童闹海》借助已有的IP，以少年视角体现出年轻态，用新的打开方式编写了魔丸与灵珠的戏剧冲突，哪吒“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的誓言，就是张扬人的主体性的表达；《流浪地球2》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不同于好莱坞电影中的“外拓”“占领”思维，它的美学核心是带着地球在宇宙中流浪的意象，充满了中华文化因子的救赎魅力和家园意识，有一种巨大的强有力的美感！像“流浪地球”系列、《独行月球》、《宇宙探索编辑部》等影片呈现了“东方科幻”片的特质，破除了西方科幻片中由黑暗、灾难和恐怖构筑的刻板模式，不只是描写人类刻意逃避的世界，更是以特有的科幻美学、科幻思维和情感支撑，展现用生命去追寻的世界之美，揭示新型的人和宇宙的关系。

回望百年多的历程，中国电影以其“家国同构”的美学表达与“文以载道”的文化根性而屹立于世界民族电影之林，人民性、大众化、民族化和创造性转化，构成了中国电影的鲜明底色，它们成就了过去，也昭示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启了新大众文艺的全新篇章。人民大众正从文艺的接受者、欣赏者成为文艺的传播者、创作者、评价者，电影的成就也充分彰显了人民大众在新时代蓬勃的创造活力！乘风好去，长空万里，中国电影也将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走向更辽阔的天地，书写生生不息的光影诗篇！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