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旧社会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的民间艺人，侯宝林因大胆推进相声文明革新以及潜心传承发展相声艺术而被人们公认为“相声大师”。

作为旧社会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的民间艺人，侯宝林因大胆推进相声文明革新以及潜心传承发展相声艺术而被人们公认为“相声大师”。

即便是建国后日理万机的教员和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们，百忙之中都会指名道姓的邀请侯宝林前往表演相声，时不时的还会就节目内容和主题展开一番深入交流探讨。

舞台上演出的侯宝林

一来二去，侯宝林自然也就和教员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他的眼中，教员不仅是对自己相声艺术捧场支持的“忠实听众”，更是促使自己相声能力不断提升的“资深指导”，令自己受益匪浅。

而另一边的教员，也同样将侯宝林视为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来坦诚相待。值得一提的是，在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的前夕，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的教员突然向身边工作人员饱含深情的说出一句：

“我好久没有见到侯宝林了。”

开篇提到侯宝林是旧社会成长起来的民间艺人，与今天演员备受瞩目和尊重的身份地位不同，彼时被打上“戏子”标签的艺人们成了社会地位低下的典型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侯宝林最初入的却是京剧艺术的门槛，而非后来的相声。自幼被养母张氏扶养的侯宝林，是在5岁那年被送到养母在北平的亲戚家后随本家姓侯的。

3年过后，因家中长辈失业，侯宝林被迫以捡煤核、卖报纸、拉水车、打粥要饭等方式，来帮助家中维持生计。直至12岁这年拜师严泽甫学习京剧。

旧社会的民间艺人

但旧社会的民间艺人本就社会地位低下，加上行业内的陋习众多，学徒之人动不动就会遭到师傅和同门的谩骂乃至毒打。也正因不堪忍受这种虐待行为，侯宝林选择了与师傅分道扬镳。

1933年，在北平西单商场随戏班表演的侯宝林，逐渐对邻近相声艺人的表演所感染，索性拜在当时相声艺术家常宝臣门下学艺。得益于恩师的指点，再加上自己此前积累的京剧功底，侯宝林技艺精进的同时也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

不过，这也引起了当时不少同行们的打压排挤。万般无奈下，侯宝林只得重返天桥，重新拾起自己京戏的老本行，但自己最热衷的相声也没有撂下，大多情况下往往是白天唱京戏或二黄，晚上再登台表演相声，昼夜不停的连轴转。

随着1939年拜师朱阔泉后，侯宝林的相声艺术才算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此后的十年间，他先后在北平和天津之间应邀表演，不仅与众多电台签约，丰富了节目内容，同时也成为天津燕乐、大观园，北平西单游艺社等知名艺术社团的“大轴”。

尽管当时的侯宝林收入并不算高，但能够自由从事热爱的相声事业，并能见证新中国的成立，他又是名副其实的幸运儿。

早年登台表演的侯宝林

更令他感动的，是教员等人在1949年3月入主北平后对相声艺术的支持和对民间艺人的尊重，这又令他无比欣慰和动容。

如今，我们经常能从主旋律题材作品中，看到进入北平后的教员慕名前往观看京剧大师梅兰芳演出的画面，殊不知，早在进北平的一个周之后，教员也曾现场观赏了由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婚姻与迷信》。

被全国战争和城市建设等大事耗费太多精力的教员，难得在听得津津有味的同时，与众人一样被逗的捧腹大笑，也由此让他留下了对侯宝林“语言学家”的深刻印象。而侯宝林也毫不掩饰的在日后回忆文章里，由衷感慨教员对自己的深刻影响：

“我是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才懂得了文艺要发扬‘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的。”

建国以后，马三立、刘宝瑞、马季等人也都先后进入中南海为教员表演新创作的相声小段，但教员最欣赏的，同时也是表演次数最多的还是侯宝林。

毛泽东接见侯宝林（左二）等人

侯宝林之所以成为教员眼中最欣赏的相声艺术家、社会公认的相声大师，与他本人始终将家国情怀与艺术创作融为一体的价值取舍密不可分。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于1951年1月向全国各界发出组织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的号召。

作为首届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在一开始便提出因地制宜的考虑战场环境对大戏表演的限制，因此更倾向于相声、评书、快板这种短小精干的表演形式，既适宜特殊环境下的演出，又能缓解志愿军战士的紧张情绪。

1950年3月16日，包括侯宝林、郭启儒、常宝堃在内的86人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正式组建成立。到达朝鲜后，曲艺服务大队又分为四个中队赶赴朝鲜各地演出，侯宝林担任一中队队长。

在此期间，侯宝林一边承担着战场炮火硝烟的风险慰问演出，一边结合所见所闻创作出《杜鲁门画像》、《飞虎山》等相声新段。

前线慰问的抗美援朝

在朝鲜战场上，新中国的曲艺工作者们与广大志愿军战士一样，表现出顽强且坚定的吃苦耐劳、视死如归精神。用侯宝林后来回忆时的话讲：

“初入朝鲜时，我们这些没见过战场的人，一听见大炮响了、枪响了、飞机扔炸弹了就那么害怕，后来习惯以后，演员们也都适应了战场的节奏。甚至敌机上的机关炮“哒哒哒”从头顶扫射过去，他们在屋里也不害怕。”

尽管如此，意外仍然降临在即将回国的慰问团成员、年仅29岁的“小蘑菇”常宝堃和单弦大师程树棠身上。噩耗传来，慰问团所有成员有如晴天霹雳般悲恸不已……

常宝堃牺牲后，天津市于1951年5月15日至17日连续三天为其举行公祭仪式，常宝堃恩师张寿臣亲自撰写并诵读祭文，一度泣不成声；马三立主动向组织请缨赴朝演出，几个月下来，一连在朝鲜战场演出超过150场。

相声艺术大师的爱国热忱可见一斑，也足以令人由衷敬佩。

朝鲜战场上的常宝堃

作为历经新旧时代更替的人民艺术家，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积极推动相声改良，使之适应“文艺作品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上，还是在战火考验中积极创作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作品上，侯宝林都无一例外的受到了教员的格外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侯宝林在受邀前往中南海怀仁堂表演相声时，引用了一句出自《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的话作为“开场白”：

“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可是使用语言是有阶级性的。”

此言一出，教员与周总理、朱老总等人先是环顾对视一番，而后微微一笑，仿佛在不约而同的表示着对面前这位相声大师的惊叹与认可。

其实，相声创作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尤其要结合时事见闻创作就更有难度了。但每次前往中南海为教员等人表演时，侯宝林总能创作出一些耳目一新的小段。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在和郭启儒一同上演《关公战秦琼》的作品时，教员在台下听得入迷，也若有所思，而后竟执意要求二人再来一遍，以至于二人在演出生涯中留下了唯一一次同一个作品当场重复表演的记录。

绘画作品中的《关公战秦琼》

除了教员外，周总理也算得上是侯宝林的“忠实听众”，对侯宝林在台上表现出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周总理都要反复仔细品味，情到深处有时还会比划两下，有如相声演员在台上捧哏、逗哏时的动作一般。

1975年初，82岁高龄的教员虽然身体状况不及从前，但思维却依旧活跃清晰。某一时刻的他突然怀念起昔日为自己表演相声的侯宝林，于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一句：

“我好久没有见到侯宝林了……”

之后，恰逢周恩来前往长沙将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名单送教员审阅，让周恩来感到意外的是，教员在粗略看了眼名单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此外，教员在四届人大开幕式前，还特意请侯宝林为自己录制了相声段子。此时的侯宝林已近十年没有说过相声，压箱底的相声大褂都生出了霉味，且因年近花甲，对台词的记忆力也大不如前。

晚年的侯宝林

但当得知老人家要听自己的相声，侯宝林整理着装，对着摄像机聚精会神的录制好一段完整节目。

愈是在特殊时期，愈能凸现出两位多年亦师亦友交情的老人最朴实、真挚的感情。斯人虽逝，但精神长存！

来源：漫步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