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如我在文章中说，我觉得董小姐她家这个阶层，还没到能实现“阶层固化”的那个层级，你看他家为了把千金送成人上人绕的那个九曲十八弯，与其说这叫“阶层固化”，倒不如说这叫“阶层挣扎”——一个恐惧自己阶层沦落的中上层家族，动用一切自己可以动用的手段、践踏大量常识和道德
是的，很多人和她家一样在“阶层挣扎”，
虽然段位不同，手段不一，效果有别，
但底层逻辑和群己权界不清，都是一样的。
昨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董小姐搞得那套，不叫“阶层固化”，叫“阶层挣扎”》，看的人很多，但真正赞同我观点的人可能有限。
比如我在文章中说，我觉得董小姐她家这个阶层，还没到能实现“阶层固化”的那个层级，你看他家为了把千金送成人上人绕的那个九曲十八弯，与其说这叫“阶层固化”，倒不如说这叫“阶层挣扎”——一个恐惧自己阶层沦落的中上层家族，动用一切自己可以动用的手段、践踏大量常识和道德，去保证自己的阶层能在子女一代尽可能的延续。
这词儿提出来以后，有好多读者不满，问——如果他们家这都算“阶层挣扎”了，那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算什么？
我回复这样的读者说：也算“阶层挣扎”，虽然段位不同，手段不一，但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昨天那篇文章，最后我讲的那个故事已经表达我的观点了：
物资凭票供应的时代，一个国营肉店卖肉的售货员，也会想把自己的职位让儿子顶了班，实现代际传承。因为一把刀在手，给顾客割肥割瘦全凭他脸色和关系说了算，这实在是让人感觉太爽了，这就是权力，而他想把自己的这份权力让儿子传承。
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感觉如何，有没有察觉到这位售货员其实和董小姐她家有相似之处，都是在进行“阶层挣扎”？
如果你还能感觉出来，那我再讲一个故事。
前年有部推理网剧叫《漫长的季节》，范伟演的那个主人公王响，他人到中年以后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将来也进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桦钢厂顶他的班，接着干工人，成为光荣的“厂三代”。
这样的故事，其实再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倒回几十年以前的很多老国企，允许工人、甚至是一些技术工种的厂内子女“顶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
甚至当年无数人都觉得，就该这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么。
当时真的很少有人认识到，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习惯也跟董小姐的家族所做的一样，也是一种“阶层挣扎”，工厂工人的这个阶层虽然不高，但在铁饭碗的而加持下，一度也是让人艳羡的存在。
但这种“顶班制”深究起来，其实也是损害了公共利益的——工厂既然是国有的，企业的岗位、就业的机会，理论上不应该是向全社会开放，择优录取吗？如果工厂员工的子女其实不成器，无法胜任顶班所担当的工作，造成工厂效率的下降、设备的损害（这其实也是上世纪末许多国营工厂普遍发生的），难道不算是一种以权谋私所带来的恶果么？
但是那个时代，好像真的就没有人觉得“顶班制”有什么不妥，甚至很多人都只把其看作一种“厂里的福利”，甚至以自己是“厂二代”“厂三代”为荣——这样的说法，好像是直到最近几年“电二代”“油二代”等等说法引发公愤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妥的。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丧失了旧时代“顶班”的机会之后，依然在谋求类似的变通——比如几乎每年毕业季，我都能接到类似的毕业读者来信：小西，我毕业了，是留在大城市自己打拼，还是回老家？我爸妈说他们可以给我安排去xxx工作。
这样的提问总让我特别难以回答，因为实实在在的讲，就目前这个就业情况而言，我深知建议这些比我还年轻的朋友们留在一线城市苦熬多半是没什么奔头的，毕业回乡，在父母还能“出把力”的情况下托关系谋个还不错的铁饭碗，当个传说中的“县城婆罗门”“小镇刹帝利”，其实才是更舒服的道路。
但这样选的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是，其实你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董小姐”的同路人。你和她的区别，很多时候也不过就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是的，其实董小姐案给我的观感，很多地方像极了当年的三鹿出事——别人都是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你非得往三聚氰胺里加牛奶，做的太过分了，所以收获大家的一致谴责。
同样的道理，你学阀家族想搞阶层的代际传承，托关系走后门给学渣女儿弄个博士，这个事儿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司空见惯了，但你居然给她弄一个协和医院的4+4的医学博士，托关系走后门也就算了，你居然还谋财害命？这就引发了极大的公愤——因为是个人都会病，花巨资、托关系排队去大医院看病，一推门碰见一个忙着跟肖医生打情骂俏的董小姐，手术台上晾你半个小时，你肯定得恐惧。而愤怒是人对较小恐惧的本能反应——正如人对更大恐惧的本能反应是沉默一样。
所以大家对董小姐如此愤怒，甚至都有点过度了。
可是，这个时候我总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愤怒更提前一点、持久一些呢？
难道非要医生也开始搞起了“阶层挣扎”和“代际传承”之后，我们才觉得这种逻辑是荒谬的吗？
我们敢不敢于愤怒于身边的人，乃至愤怒于我们自己类似的思维，将一切这种公器私用的“阶层挣扎”都予以谴责呢？
如果不能，那么我们似乎在面对董小姐家“你干我也干”的明目张胆时，就无法那样名正言顺了。
提到医生，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段子——有个人去医院看了一次病，回来大骂医生收红包、乱开药、给有关系的人好好治、没关系的人敷衍。可是紧接着他得出的结论却是——让自家孩子学医，自己和家人真的老了、得了大病，才好有个“自己人”作为依靠，并且孩子也能收红包、结人脉。
我觉得这甚至不是段子，“家里得有个学医的”，这话你八成听说过吧？很多中国家庭的父母都有此想。
你看，这就是我们国人思维的“变通”之处，中国人是一个没有超越信仰的民族，我们遇到了很多事情，本能的就不去想这件事是否应该存在，不想“从来如此，遍对吗？”而是想我们能不能从既有体系当中获得利益。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我们其实并不痛恨特权，我们只是痛恨自己不是特权的拥有者。
而一旦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就同时成为了这个逻辑下的受害者和受益人。因为在这种逻辑中，特权是相对、而且普遍的。单位领导有用人的特权，给人看病的医生有掌握人生死的特权，卖肉的屠户有割肥割瘦的特权，甚至你小区门口的保安在特殊时期也有给不给你开门放不放你进出的特权。特权固然有大小之分，但行使的逻辑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当你骂着比你更上层的人“阶层固化”的时候，其实你也在固化着自己的阶层。
在董小姐案中，最让人愤怒的一点，可能是她家庭成员教授和医生的身份。人们本能的愿意相信，或者说不敢不相信教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应该是道德高尚、品行廉洁、不耍弄特权的。因为这两个职业一个掌管着你的教育和未来、一个掌管着你的健康乃至生命。而普通人在面对这两个职业时没有丝毫的议价权。所以大家觉得这两个职业不能如此败坏。
但反过来想想，如果全社会都有着类似的逻辑，你又如何能去要求这两个职业出淤泥而不染呢？
这是不可能的。
解决之道到底在哪里呢？
近代的大翻译家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提出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被很多中国人奉为圭臬，时不时拿出来大谈特谈，几乎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新思维习惯。
但严复自己最重视的另一部翻译作品，却被大多数中国人有意无意的遗忘了，那本书名叫《群己权界论》，今译为《论自由》。
但相比《论自由》，我总觉得《群己权界论》这个名字才更直达作者密尔所想讲的真意和严复认为中国人更应该学习的那种精神——私权与公益之间应当有着一条应由宪法、法律或契约清晰界定的红线的。
这条红线之内的东西，是个人的私产，可以进行代际的继承和转让。而这条红线之外的东西，都是公益委托个人代掌的公权，不可以随意进行私相交易甚至代际继承。
比方说，你是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你替人看病所挣到的薪水，积累的财富，这就是你的私产。你想把这钱留给你儿女也好，投资给他们教育也罢，这都是你的自由。可是你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强行走后门，让你不合格的后代坐上大医院医生的职位，这就是不可容忍的越界与腐败，因为一个不合格的医生将极大的侵害他人的健康乃至生命。
《群己权界论》把这些概念说的很清楚，可惜它在中国从来没有《天演论》那样广为人知。
这导致了国人对“公私”的概念向来非常模糊，一说要“一大二公”，就恨不得把别人的私产也拿来分了，而一旦被允许回归“自私”，就把自己手中能把握的所有东西都当作“私有物”。
工厂的工人、肉店的屠夫都想着自己的孩子能“顶班”，正如医院里的名医、大学里的院长、教授，但能耍点职务之便，也想硬扶自己不成器的儿女接续家族一样。
想改变这样一种人人有点小权就想耍耍、最终大家一起“易粪而食”的苦境，光靠舆论的关注和对曝光个案的严惩是远远不够的，制度必须加强约束，人们也必须从观念上发生改变。
可是我总疑心，在制度约束没有跟上之前，号召国人进行观念改变是很难的——大多数人此次如此看不惯董小姐，是因为“桦钢”那样的国企早已不存在了，工人“顶班”这种事也跟着成了历史。但董小姐那个层次的“顶班”却依然存在。可是真要让你拥有董小姐父母那样的人脉资源，或者面临董小姐那样的抉择，我估计绝大多数人经不起那种诱惑不就范——因为我们没有《群己权界论》说的那种意识，我们觉得既然权在我手，那就是属于我自己的私有物，我想给谁就给谁。
就像那个肖医生，出身普通，可一旦在手术台上有了主刀之权，想晾着病人半个小时就晾人家半小时一样——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掌握权力意味着对他人负有责任。
所以我说：比董小姐更可怕的，是更多的人“恨爹不成董”。
这种社会氛围的存在，导致恐怕最终哪怕能罚掉一个董小姐、取消一个4+4，还会有更多别的人、以别的方式，无孔不入、想方设法的去完成这种越界的代际传承。
追究了一个董小姐，会有别的董小姐填补她的资源咖空缺。
这就像你在木星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里，几乎不可能制造出真空一样。
现实的压强太大了，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制造这个压强的分子。
想不易粪而食、想不阶层固化，就要先改变观念，想要改变观念，就要先明晰“群己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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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最后，我还是再想讲一个故事——就是此次事发的协和医学院，它作为国内最好的医学院，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协和医学院能成立，应该感谢美国富豪洛克菲勒家族的捐款，老洛克菲勒依靠石油发家，成为美国首富之后，作为虔诚的基督教浸信会教徒，就想给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做一项福利，1902年，老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小洛克菲勒遵从父愿，资助一个宗教团体到中国考察。考察团提出，教育和社会改革对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中国十分重要，推动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要培养一批有理想、有操守的知识精英。
但以洛克菲勒能资助中国的捐款而言，办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大学尚不现实，于是考察团建议转向医学。洛克菲勒父子最终根据考察团的报告，拍板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医学院——这就是协和医学院。
据统计，直到1949年，以小洛克菲勒领衔的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在创办协和医学院上的总投入达到了5900亿美元，小洛克菲勒多次要求基金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尽力资助并办好这所医科大学。
我看过小洛克菲勒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让我感触颇深——身为美国的顶级富豪家庭，老洛克菲勒的家教却秉持了清教徒式的简朴。
小洛克菲勒回忆说，他小时候甚至经常穿他姐姐穿剩下的旧衣服。
有一次小洛克菲勒实在忍不住了，问父亲，咱家不是很有钱么？过这么简朴干嘛？
这个时候，老洛克菲勒会非常严肃的告诉他——儿子，咱家的财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不过是上帝的财富管家”。
“我们不过是上帝的财富管家”，我想这是小洛克菲勒舍得在成年之后不计代价的投身公益事业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洛克菲勒家族能够延续七代而不倒，却没人骂他们家“阶层固化”、甚至大家觉得这样的富豪家族阶层固化一点也没关系的原因。
当然，我们并不指望董小姐那样的家庭，或者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家庭，都有洛克菲勒家族那样的高风亮节。但好歹也是从协和毕业的学生、老师，好歹是被协和培养的医生救治、医疗过的受益者，请多少被创办者的精神感动、触动一下，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都不说小洛克菲勒想为中国培养的“知识精英”当有的操守。我想，这至少是每个尚有良心的人最起码的底线。
甚至，哪怕再退一步，把个人财富当作“上帝让我暂管的财产”，这个境界太高了，咱不奢求。但守好“群己权界”，知道自己挣得钱是自己的，可以传给儿孙，公众让你代管的权是公益，不要乱用，“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这点要求，总不过分吧？
科学或者信仰，你好歹应该被其中一个所触动。
来源：海边的西塞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