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到十八九岁，我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我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在一边看。那时，我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是忠实观众吧。

一直到十八九岁，我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我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在一边看。那时，我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是忠实观众吧。

“文革”结束了，艺术院校招生，我好像忽然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考艺术院校时，主考官让我演一个动作：从后面捂女孩的眼睛。

我太紧张了，捂住她的眼睛，手就下不来了。那女孩只好把情人见面的戏变成了抓流氓的戏。

我最大的特点是两个字：一是蔫，一是缩。我不像我爸，他脾气火暴，敢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上台指挥。我打死也不敢。只要有什么活动让我出席，我就本能地往后缩。

如果出席的人有十几个，我就本能地坐在最边上。出席活动，快到大厅门口时，我最紧张，好像一开门就会被机枪扫射似的。

但老那么惯着自己，也不行。都老大不小了，有人叫老师了，还那么羞答答的，不行。我也假装放松过，就想象自己在拍戏，效果似乎也不错，可总觉得太假了。

我告诉别人，其实我不紧张。有人说：“谁都能看出来，你满脑门子汗，说话磕磕巴巴，不叫紧张叫什么？”我索性老老实实说自己紧张，也不想老装大尾巴狼。这么一想，我反倒踏实下来。

如果时光倒流，我愿意回到刚成名的那个阶段。我很喜欢“上山下山”这四个字，我觉得人生用这四个字就能穷尽了。

刚成名的时候是上山，上山时一切都是未知，你不知道自己会到什么地方，能到什么地方，你在上升的曲线上。

人最美好的是追求的过程。你看世界上流传的最经典的爱情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是结果？死亡才是真正的结果。

也许等我再老些，就能接受日本人的美学观了——下山也是一种美，但现在我觉得没走到头的时候是最好的。

人的一生都是偶然。演《霸王别姬》我没得奖，演完《活着》，天时地利人和都该我得了，就得了。如果当时有什么别的戏出彩，也就没我的份了。

20世纪90年代，人们不把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当回事了，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我有平民色彩，不虚伪。

那时，中国人开始需要大批量的幽默，不想进电影院受教育。我代表了那时人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比较乐观，也比较普通。谁也别想教育谁，大家都是平等的。

那时经济发展，过去很多牢笼式的观念被打破。大家忽然发现，不是只有那些长得好看的、说得好听的人才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连葛优都能上屏幕，谁不能呢？

比起一些偶像明星，我觉得特坦然。我不怕年华老去，不用和狗仔队打游击，不用为了曝光率没事找事。

我一是不想当老百姓的对立面，二是我也当不上，三是当上的代价太大，活着该有多累！

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一个人待着。有朋友一拿起书，看两行字就晕了，我不至于那样，每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剧本吧。我觉得还不够静，还不够让我拿起一本书就放不下，周围总有好多事干扰我。

我也爱热闹。比如喝点儿酒、聊聊天，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我是最不怕听人说的，只要对方能侃，我就可以一直听他说下去，所以朋友爱找我喝酒。我最爱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每次喝酒，我说话很少，更多是看朋友耍贫。

我总是矛盾着，又想热闹又想静，是不是有点儿矫情？

当年的父亲（葛存壮）是东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文工团的一员。后来转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在这里做的最多的就是跑龙套。

因为没啥名气也没啥经验，没有什么重要角色敢用他。跑龙套的时候他也非常敬业，他演过的配角非常多，而且一个人有时候还能分身演多个角色。

父亲的成名也是在一瞬间，后来的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合并，他跟来了北京恰巧遇到了当时让他转变人生的人物凌子风。

在电影《红旗谱》中让葛存壮演了一个反派的大地主。成功的让葛存壮在圈子里出了名，而且他的出色演技和得到了一致的称赞。当然从此也在反派角色的路上一区不复返。

后来的父亲成了反派的代名词，一有什么反派的角色就是父亲上阵的时候了，父亲也争气，每一个反派人物的影响都被他演的鲜活生动。人们也深深的记住了这个人的脸。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对他来说骄傲的成绩竟然也是困扰，父亲感慨，因为演多了坏人，父亲和母亲谈恋爱就收到了对方父母的阻隔，甚至经历了两年的观测期，才终于成婚。

还好当时没能耽误事，二人顺利稳当的结了婚，后面也就有了我。

后来的父亲再一次的转折了事业的方向，随着年纪慢慢增长，竟然没有人在找他演坏人了，找他演的的都是一些好的角色，甚至是红色人物。

后来的老两口出去逛街，大家对他的称呼又变了，每次打招呼都是说：这不是葛优他爸么？

再后来的采访中，父亲说自己的哪部作品最好应该是观众说了算，但是他认为的其实他最满意的作品是我（葛优）。

十多岁的时候，我去片场正好赶上发面包，父亲正忙，就让我帮忙去领，我扭捏了半天，就是迈不开腿。

由于性格羞涩，青少年时期，我从未向谁说起过自己的演员梦，可能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之后，随着知青上山下乡，我在北京郊区昌平插队养猪。

每天垒猪圈、喂猪食、给猪接生、治病……干活的时候我嘴里总是念念有词。

“你！说你呢！让给别人吃一口怎么就不行？……你，你多吃一点儿，看你瘦的！”

这是我在跟小猪说话呢，而且一说就是三年。

没人能从这个身材单薄、相貌平平的男孩身上看出点什么表演天赋。

所以，当我从昌平回来说自己想当演员的时候，父亲（葛存壮）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直到我把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青年艺术剧院，以及各个文工团，挨个考了个遍，四处碰壁，头破血流，父亲（葛存壮）才意识到儿子这次是认真了。

在父亲的提点下，我是靠一段喂猪的无实物表演，考上了全总文工团。三年的猪也算是没白养。

之后跑了快十年的龙套。

因为是野路子出身，所以我比身边的人要努力一些，不努力不行啊，再小的角色也要先做人物分析。

慢慢地，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成了角儿，唯独我没什么起色，上台往往只说一句话：“李书记，有您的电话！”然后就下台了。

父母怕再这样下去会没有出路，旁敲侧击地劝我转行学摄影，好歹也是门可以养家糊口的手艺。

虽然不得志，好在心态没垮。

看着别人成角儿，我觉得再等等，没准儿自己也能遇到这种机会。

就这样，我等来了电影《顽主》。

据《顽主》导演米家山回忆，当时副导演推荐了全总文工团里一个姓李的演员，因为没有单独的照片，只好寄来一张合影。

米家山一下子就被靠着窗户的那个秃顶给吸引了，这个人正是葛优。

跟葛优一块儿演《顽主》的还有当时不太出名的张国立，以及非职业演员梁天。

这阵容放在今天看很豪华，但在当时，简直太瞎了，谁都不看好。

谁成想，第一次在镜头前贫嘴，就贫出了一个金鸡奖最佳男配的提名。

但真觉得自己出名了，是在《编辑部的故事》播了以后。

写剧本的时候，冯小刚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葛优，李冬宝这个角色非他不可。

觉得谁来演都行，犯不着，他当时已经接了另一部戏。

冯小刚急了，把王朔搬出来说：“难不成你想得罪王朔？”

我这才答应。

《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收视率爆表，席卷全国。从此，冯小刚开始挣了大钱。

凭着李冬宝这个角色，我获得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当时别提有多火了，一出门就有人冲他喊：“嘿，冬宝！是你吗李冬宝？”

我当时心里狂喜、得意，但知道不能忘形。

冲着名气，张艺谋带着《活着》来找我。

这是个悲剧，我说：“演不了，演不了。”但张艺谋跟冯小刚一样，也是非我不可。于是，我只好演了。

片子虽然没在内地公映，但它让拿了这辈子最有分量的一个奖：第一个华人戛纳影帝。

回看我的事业，皆是偶然。仿佛应了三岛由纪夫的那句话：人生无常，众生皆苦。求而不得，不求反得。

因为是野路子出身，所以我比身边的人要努力一些，不努力不行啊，再小的角色也要先做人物分析。

来源：原鄉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