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乡土写实到视觉奇观，从艺术探索到商业突围，张艺谋的电影之路始终交织着个人风格的坚守与时代语境的碰撞，而伊伯特的解读，恰似一把钥匙，打开了西方观众理解中国电影作者性的大门。

当西方影评界试图解码中国电影的密码，罗杰·伊伯特将镜头对准了张艺谋——这位用色彩与故事编织时代经纬的导演。

在伊伯特的“电影作者论”视角下，张艺谋的作品是光影的集合，是一个导演贯穿职业生涯的美学宣言与人性洞察。

从乡土写实到视觉奇观，从艺术探索到商业突围，张艺谋的电影之路始终交织着个人风格的坚守与时代语境的碰撞，而伊伯特的解读，恰似一把钥匙，打开了西方观众理解中国电影作者性的大门。

1989年，《红高粱》带着西北大地的粗粝与热烈闯入国际视野时，伊伯特敏锐捕捉到其背后的历史重量。

他将西安电影制片厂比作中国电影的“新浪潮发源地”，视《红高粱》为新时代的起点——这部表面讲述抗日传奇的影片，在伊伯特眼中承载着三重意义：对中国电影而言，它是打破传统叙事范式的破冰之作；

对本土观众，它是民族精神的影像化表达；对西方世界，则是一场充满异域风情的视觉狂欢。

这种三重解读，暗合了张艺谋早期的双重身份：在国内，他是扎根乡土的“写实派”，用《红高粱》里狂舞的酒神精神、《菊豆》中染坊的血色纠葛，书写着传统社会的伦理裂变；

在国际上，他是带着鲜明作者印记的“视觉诗人”，那些浓烈的色彩、仪式化的场景，成为西方理解中国的文化符号。伊伯特的洞见在于，他率先将张艺谋置于中国电影史的坐标系中，指出其作品不仅是个体创作，更是一个时代电影美学的转向标志。

在张艺谋与巩俐合作的黄金时代，伊伯特发现了一条清晰的创作脉络：《菊豆》中被封建伦理压抑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困于妻妾制度的颂莲、《秋菊打官司》中为“说法”奔走的秋菊，这些女性角色构成了张艺谋早期作品的灵魂。

即便在《活着》中主角转为男性福贵，其核心依然是“艰辛生命的生存图鉴”——福贵的一生起伏，本质上延续了张艺谋对“个体在时代洪流中如何坚守尊严”的追问。

伊伯特尤其注意到张艺谋作品中“真实感”的营造方式：《秋菊打官司》启用非专业演员、大量实景偷拍，让西方观众透过秋菊的奔走，看到了中国乡村的肌理；

《一个也不能少》里魏敏芝的执着，被他视为“秋菊的孩童版缩影”，两者共同构成了张艺谋笔下“倔强生存者”的谱系。

这种对普通人的凝视，超越了文化隔阂，让《活着》中“过安生日子”的朴素愿望，成为跨地域的情感公约数。伊伯特指出，张艺谋的镜头从不刻意煽情，却因贴近真实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恰是其作品能在国际影坛引发共鸣的关键。

“张艺谋的视觉世界是他故事的一部分”，伊伯特对《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评价，道破了这位导演的核心美学理念。在《红高粱》中，漫天红高粱是生命激情的外显；

在《大红灯笼》里，明暗交织的庭院光影成为封建等级的象征；即便到了《英雄》《十面埋伏》，那些极致的色彩铺陈（如九寨沟的绿、胡杨林的黄），依然是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单纯的视觉炫耀。

伊伯特注意到，张艺谋对视觉的追求从未因题材转变而动摇：早期艺术片如《秋菊打官司》，用粗粝的纪实影像呈现乡村质感；

商业片如《英雄》，则将武侠类型提升至美学境界，以色彩对比强化人物心理（残剑的黑衣象征压抑，无名的红衣暗示欲望）。

甚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伊伯特眼中也是“张艺谋式视觉美学的集大成者”——宏大场面的调度、传统元素的现代转化，延续了他对“用视觉讲述国家故事”的探索。这种将形式与内容深度融合的能力，让张艺谋的作品即便脱离剧情，也能成为独特的“视觉文本”。

张艺谋的创作生涯，清晰划分出两个阶段：前期深耕艺术电影，用《活着》《一个也不能少》等作品夯实写实根基，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后期转向商业电影，以《英雄》开启中国大片时代，推动电影工业化进程。

伊伯特对这种转变的评价颇具洞见：他既肯定商业片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开拓意义，也指出张艺谋始终未放弃的“作者性”——即便在《十面埋伏》的华丽武打场面中，对“爱与背叛”的探讨，依然延续了早期对人性复杂的兴趣。

这种变与不变的平衡，在伊伯特看来正是张艺谋的魅力所在：他既能像《秋菊打官司》那样蹲下来拍普通人的脚，也能如《英雄》般站在历史高处重构美学秩序。

当西方电影界担忧商业浪潮会消解艺术个性时，张艺谋证明了两者可以共生——前提是创作者始终保持对“人”的关注。

《活着》里福贵的命运之所以打动全球观众，不是因为时代背景的猎奇，而是因为他让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挣扎与坚韧。

罗杰·伊伯特用“电影作者论”解读张艺谋，本质上是在寻找跨文化的艺术共识：一个导演如何通过持续的主题表达、独特的视听语言，在电影史上留下个人印记。

对张艺谋而言，从乡土导演到视觉大师的蜕变，始终围绕着两个核心：对“人”的尊重，对“美”的极致追求。他的作品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镜像，更是一位电影作者对“如何用镜头书写人性”的持续作答。

在流媒体速食文化肆虐的当下，张艺谋的创作轨迹显得尤为珍贵：他告诉我们，商业与艺术并非对立，传统与现代可以对话，而真正能跨越国界的，永远是那些扎根于人性深处的故事。

当伊伯特在影评中写下“《活着》应该被历史铭记”时，他不仅是在评价一部电影，更是在致敬一种将个人风格与时代精神熔铸为一的创作态度——这，或许就是张艺谋电影最动人的“不变之魂”。

来源：娱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