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红公司破产欠800亿，套61亿携女明星出逃，亲爹去世都不回

摘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多不甘于现状的年轻人开始涌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寻求发展的机遇。来自江西一个干部家庭的王永红，他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像许多同辈人那样，遵循父辈的期望进入体制内工作，捧上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铁饭碗”。相反，在1992年，一个充满变革气

初闯京城，洗车行里掘出第一桶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多不甘于现状的年轻人开始涌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寻求发展的机遇。来自江西一个干部家庭的王永红，他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像许多同辈人那样，遵循父辈的期望进入体制内工作，捧上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铁饭碗”。相反，在1992年，一个充满变革气息的年份，他做出了一个令家人不解的决定：带着仅有的几百块钱，只身前往首都北京闯荡

他最初的日子异常艰辛，为了在北京立足，这位曾经的大学生不得不放下所有身段。他干过最基础的体力活，在街边的洗车行里，弯着腰为各式各样的车辆擦洗、打蜡，赚取微薄的收入。他也曾在一家由台湾老板经营的加油站里做过加油工，每天重复着机械的动作。

他开始留意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北京街头的汽车越来越多，围绕汽车的服务需求也日益增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同样在北京打拼的哥哥王继红取得了联系。兄弟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发挥各自的优势，合伙创业。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熟悉的汽车服务领域，共同创办了名为“永顺发汽车保洁公司”的企业。

这家公司的业务模式在当时相对新颖，它整合了汽车清洗、基础维修和日常保养等多项业务，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汽车服务链条。他们注重服务质量和效率，力求满足车主多样化的需求。“永顺发”的出现，恰好契合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汽车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

随着连锁经营模式的逐步建立和口碑的积累，公司的生意日益兴隆，规模也逐渐扩大。正是这家起初并不起眼的汽车保洁公司，成为了王永红兄弟事业的真正起点。

油站遍地开，“疯子”拿地眼光独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北京的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便是道路上私家车的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昔日稀罕的“小汽车”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交通拥堵开始成为常态。每日与汽车和车主打交道的王永红，从骤增的车流中敏锐地嗅到了一个比汽车保洁、维修更大的商机——加油站。

在那个成品油市场尚未完全规范化的年代，民营资本进入加油站领域存在一定的空间。凭借经营汽车服务积累下来的资金和对市场脉搏的把握，王永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向：将事业重心从汽车后端服务转向前端的能源供应，大举进军加油站行业。在接下来的大约五年时间里，王永红利用积累的资金和资源，在北京的加油站领域展开了迅猛的扩张。

“永顺发”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北京市区及周边的各大交通主干道旁竖立起来。他通过租赁或购买土地、获取经营许可等方式，快速建立起一个覆盖广泛的加油站网络。据相关资料描述，在其加油站业务的高峰时期，旗下所有油站每天的现金流水总额能达到数万元人民币。

1999年前后，国家开始着手对国内成品油市场进行规范和整顿，加强了对民营加油站的监管，并逐步确立了中石化、中石油两大国有石油巨头的市场主导地位。面对日益收紧的政策环境和市场格局的变化，王永红没有选择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和趋严的监管下继续挣扎，而是将自己辛苦建立起来、正处在盈利高峰期的所有“永顺发”加油站，整体打包出售给了国有石油巨头中石化。这次干净利落的交易，为王永红带来了高达37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

手握这笔在当时堪称巨款的资金，王永红站在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他没有选择“金盆洗手”享受生活，也没有继续在熟悉的能源或汽车服务领域打转，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且在当时尚未被大多数人充分认识其潜力的行业——房地产。

他将从出售加油站获得的大部分资金，投向了北京当时相对偏远的朝阳区东五环外的常营地区，一次性买下了整整600亩土地。在那个北京城市发展重心仍在三环、四环徘徊的年代，五环外的常营还是一片不折不扣的“乡下”，那里当时种满了高粱（“高粱地”），基础设施匮乏，交通不便，与繁华的市中心判若两地。王永红的这一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是缺乏理性的豪赌，甚至连当地熟悉土地价值的农民都私下议论，觉得“这个江西来的老板疯了”。

奥运东风劲，“玉米地”里长出钞票山

王永红在常营那块地上的投资，在最初的几年里，确实如同石沉大海，没有激起太多浪花，反而引来了不少质疑和嘲笑。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后，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为了迎接奥运盛会，北京市政府投入巨资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桥梁、地铁线路等，城市版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外围扩张。

随着城市副中心概念的提出和相关规划的逐步落实，以及地铁6号线等关键交通线路的规划建设，常营这片昔日的价值洼地，迅速升温，地价和房价预期都开始飙升，摇身一变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黄金地段。

2008年前后，王永红开始在他当年买下的这600亩土地上进行大规模开发。他推出的项目被命名为“北京像素”，其产品定位非常独特：主要是小户型、低总价的商住两用房产（SOHO）。这种产品在当时恰好满足了大量在北京打拼的年轻白领、创业者以及投资客的需求，他们渴望在北京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但又难以承受传统住宅的高昂总价。

“北京像素”项目总计推出了近万套这样的房源，一经面市，便受到了市场的疯狂追捧。销售现场人头攒动，房源供不应求，其热销程度被形容为“像印钞机一般”。仅“北京像素”这一个项目，据称就为王永红带来了高达50亿元人民币的净利润。

巨额的财富积累，进一步激发了王永红的商业雄心。他不再满足于单一的项目开发，而是开始谋求更大规模的资本运作。2010年，他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资本操作，成功运作旗下的房地产业务，以“借壳上市”的方式登陆了中国A股市场，这家上市公司便是日后的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弘股份”）。上市之后，中弘股份获得了更便捷的融资渠道。

借助资本市场的放大效应和当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整体牛市行情，中弘股份的股价在上市后的三年内经历了惊人的飙升，其股价涨幅据称高达27倍。随着公司市值的急剧膨胀，王永红的个人身家也水涨船高，一路飙升至百亿级别。凭借中弘股份的成功上市和股价表现，他最终登上了“江西首富”的宝座，成为了从江西走出的顶级富豪之一。

挥金如土时，只为“谋女郎”一笑倾城

成为百亿富豪后的王永红，不再满足于单一的房地产开发，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跨界扩张。他的投资触角伸向了多个热门领域，从海南三亚的半山半岛文旅地产项目，到尝试收购前景不明的手机游戏公司，似乎每一个资本风口，都能看到他挥舞着支票本、意气风发的身影。

与此同时，他的个人生活也变得极尽奢华和高调。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与女演员韩熙庭的一段关系。据资料所述，两人大约相识于2010年前后的一场慈善晚会或商业活动。当时的韩熙庭，还是一位刚刚踏入演艺圈不久的新人模特，而王永红已是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大亨。王永红被韩熙庭的美貌与独特气质所吸引，随即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

为了博得佳人欢心，王永红可谓不惜血本。2011年，著名导演张艺谋筹拍电影《金陵十三钗》，影片拍摄中途，剧组突然增加了一个名为“怡春”的角色，并由名不见经传的韩熙庭出演。这一“空降”事件在当时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议论。事后看来，这更像是王永红为捧红心上人而精心安排的一份“礼物”。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一次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王永红为了讨韩熙庭欢心，一掷千金，以高达1.24亿港元的天价拍下了一件雍正年间的粉青双龙尊。然而，这件天价拍品最终却因王永红拖欠尾款而被佳士得告上法庭。

大厦终倾覆，留下烂摊子远走高飞

过度自信的疯狂扩张，加上对风险的漠视，终于让王永红亲手埋下的隐患集中爆发。从2017年开始，中弘集团的资金链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随后，公司被查出背负着高达80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债务。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份关于中弘集团海南项目的破产清算文件显示，仅该项目就牵连了多达650户购房者，他们的房款或投资款项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而更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危机全面爆发之前，王永红似乎早已预感到大厦将倾。他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质押等资本运作手段，提前套现了约61亿元人民币。

在公司风雨飘摇、无数债权人和购房者焦头烂额之际，王永红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受争议的选择。他没有选择留下来承担责任、收拾残局，而是带着女伴韩熙庭，经由香港悄然离境，逃往海外。据称，在他决定出逃时，他甚至没有告知自己身患癌症、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老父亲。

2018年底，对于王永红和他的商业帝国而言，是彻底崩塌的一年。由于股价连续多日低于1元面值，中弘股份触发强制退市条款，成为了A股历史上第一支因股价跌破面值而退市的股票，被市场戏称为“仙股”。其位于北京东四环的标志性烂尾楼项目——中弘大厦，最终也被以33亿元的价格“贱卖”，远低于其高峰时期的估值。

几乎在公司退市的同时，一个更令人唏嘘的消息传来：王永红的父亲因为儿子的事情急火攻心，加上旧病复发，最终在医院抱憾离世。据称，王永红的哥哥曾多次联系远在海外的弟弟，希望他能回国见父亲最后一面，但始终未能等到王永红的归来。这一行为，让王永红在“败家子”之外，又背上了“不孝子”的骂名，彻底触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

在外逃亡一年半之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19年，据报道王永红被捕归案。这位曾经的“江西首富”，从云端跌落谷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正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