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5年，她出生在沈阳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姚雄，毕业于黄埔，脾气急，说话不带转弯，她从小跟父亲在操场边跑步，听他说起“东北的地不能白丢”。

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她曾站在聚光灯下，多年后，她死在儿子的刀下。

没人想到，那个一度被誉为“东方嘉宝”的女演员，会在71岁死得那么悄无声息。

她的一生从来不是平顺的。

——《壹》——

1925年，她出生在沈阳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姚雄，毕业于黄埔，脾气急，说话不带转弯，她从小跟父亲在操场边跑步，听他说起“东北的地不能白丢”。

后来父亲升任团长，她还没长大，父亲就没了。

1943年，姚雄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家里只收到一张判决书，连遗体都没见到，从那以后，姚向黎（当时还叫姚品兰）不再说自己是军人后代。

她随母亲迁往迪化（今乌鲁木齐），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石头房子里。

当年的新疆是个盲区，电台信号都不稳，戏班子也极少，她第一次登台，是在一间小学礼堂，那是个寒冷的冬天。

一个叫“共产主义者同盟社”的青年组织在当地组织话剧演出。

没人要演主角，她站了出来，台词不多，只有一句：“放下你的鞭子。”台下一片沉默，没人鼓掌，一个老者抽着旱烟说：“这小姑娘眼神真狠。”

从那天起，她开始演戏，也开始学习如何看懂人心。

1945年，她和韩世翼结婚，男方是留苏归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看起来温和，实际上倔得很，没人明白他们怎么认识的，只知道那年秋天，他们一起调入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她从小就不爱笑，镜头一照上来，反而成了风格。

她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是《无形的战线》，角色是女特务，崔国芳，冷面，暗算，反转，一套一套的。

很多观众后来都说：“她不像演的，像就是她。”

这是她演技的起点，也是她危险的起点，那个年代，演员不只是演戏，要听指示，要配合宣传，但她不管，她说她只认角色。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学生记住，也被一些人记恨。

拍摄《民主青年进行曲》的时候，她连续三天没换衣服，坐在片场地板上写笔记，导演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回一句：“杨小梅不怕死，我也不能怕。”

这不是装，是真拼，她曾在青海高原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缺氧昏倒三次。

醒来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录音了吗？”她开始被叫“北影当家花旦”，这个称呼后来也成为她包袱。

有人说她架子大，不合群，有人说她太用力，不懂收。

但镜头拍出来的每一帧都没废，她自己知道，她的作品开始出现在欧洲电影节的展映里，有人说她像嘉宝，也有人说她比嘉宝更像活人。

——《贰》——

姚向黎的婚姻并不平顺，她和韩世翼的结合，是“精神搭子”，韩会写诗，会弹琴，两人私下讨论角色动机，话剧结构，一聊就是一晚上。

他们有了三个孩子，但命运很快翻脸。

长子生病，医生查出白血病，那年，姚向黎正准备进组拍《新儿女英雄传》，她没推戏，拍完戏回家，孩子已经在病床上昏迷。

她没哭，她只是拿走了医院桌上那瓶药瓶，看了很久。

二儿子原本成绩好，高考那年状态不好，没考上，开始整天关在房里不出门，姚向黎以为他是在反思，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出现幻听。

诊断结果是重度抑郁，她带他看医生，吃药，没用，后来他把门锁上，再也不开。

那段时间她在外演讲教学，连夜回家，被锁在门外，她坐在楼道里，抽了一整包烟，三儿子赵健，是她后来的全部希望。

1974年，她和导演赵明成婚，赵明，是《三毛流浪记》《铁道游击队》的导演，脾气不大，但做事有条有理。

两人合作了《冰山上的来客》，票房不错，拿了百花奖。

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七年，赵明健康开始下滑，她在医院陪护到最后一天，赵明临终前说：“你要看好小健。”

姚向黎点头，她答应了，她把对两个儿子的愧疚都倾注到赵健身上。

甚至有一次，赵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她直接冲到学校和老师对骂，“你懂不懂什么叫天性发展？”她大声说。

赵健变得越来越孤僻，家里的书柜被他拆了，只剩几块木板，他说碍事。

墙上原本挂着姚向黎的奖杯和奖状，他拿下来，砸碎，她没拦，她甚至说：“砸了也好，那不是最重要的。”

——《叁》——

赵健最后一次出现在外人视野里，是在一家网吧，邻桌的男孩说，他每天坐得最久，也最沉默，不抽烟，不喝水，只打游戏。

有时候会突然骂人，不是对谁，是对空气。

他和母亲关系紧张，一开始只是顶嘴，后来是砸东西，再后来是摔门，摔杯子，她不说话，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有一次，他翻她的钱包，找钱，她拦住了。

他举起手，手背抽下来，她脸上的老年斑立刻变成紫的，她没报警，她只说：“孩子还小。”其实那年他已经27岁。

邻居曾听到屋里传出吵架声，还有摔椅子的声音。

再后来就是安静，安静持续了三天，她的学生打来电话没人接，剧院说她没来上课，有人上门敲门，门没开，电话断了，门铃也坏了。

第四天，邻居报了警，警察撬门进去，屋子不大，空气发臭。

她倒在卧室地板上，脸部塌陷，颅骨破裂，身上有多处刀伤，赵健躺在她旁边，脖子割开，失血死亡，现场没有遗书。

只有一把水果刀和客厅墙上的四个字：“妈，对不起。”

她太想补偿，补得太过，她曾偷换粮票，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口粮给赵健，曾半夜偷偷去菜市场排队，只为买他喜欢吃的一种咸鸭蛋。

她每次演出有报酬，第一件事不是存钱，是买游戏卡。

她不问他成绩，也不问他去哪儿，只说：“你不高兴就回来。”赵健曾短暂上过一所技校，没坚持多久，他说课太烦，他坐不住，她说：“那就不学了。”

他开始整晚上网，有时候一连几天不睡，她看着，心里焦急，但从不责备。

她找心理医生，医生说孩子有攻击倾向，建议住院，她拒绝了，她说：“他只是太孤独。”其实她也孤独，她已经没什么朋友，很多同行早就搬走了。

——《肆》——

她死后，剧院组织了一个追悼会，主持人念到她的名字时，几名学生站起了身，他们说不出话来，只低着头，有人哭，有人咬牙。

她教过的学生不少：蔡国庆、许亚军、任冶湘，都说过她脾气怪，但讲得好。

上她的课，不许走神，一旦走神，她会停下来，问你：“你心不在这儿，你演谁？”她说：“表演不是伪装，是还原。”

她不喜欢学生演“苦情戏”，她说那是逃避。

她让学生练习“沉默里的情绪”，让他们在台上静坐五分钟，只用眼神讲完一个故事，有人觉得她太苛刻。

但几年后，这些学生拿了奖，都会想起她说的话：“你不把角色当人，观众就不把你当演员。”

她没留下遗嘱，也没留下任何录音，只有几十部作品，几本教案，和一间老旧的屋子，她的葬礼很简单，遗体火化那天，下了小雨。

骨灰盒由她的剧院学生轮流抬着，没有家属，赵健的尸体另作处理，无人认领。

她死后几年，北影内部整理了一批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在高原的照片，穿着厚棉袄，头上绑着纱布，脸朝天，眼神发亮。

她是演员，是母亲，是遗忘的牺牲者。

她拼尽一生，试图塑造角色、拯救儿子、改变命运，她成功了一半，失败了一半，这是姚向黎的一生。

来源：水木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