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是共和国的“银幕之花”，却死于亲生儿子之手，她一生演英雄、教明星，最终却栽在了溺爱的陷阱里。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她是共和国的“银幕之花”，却死于亲生儿子之手，她一生演英雄、教明星，最终却栽在了溺爱的陷阱里。

78岁，浴室，刀，血，一位母亲的悲剧收场。

沈阳，1925年，她叫姚品兰，后来改名姚向黎。

她的父亲姚东焕，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文职出身，没赶上军功，但赶上了战乱。

九一八那年，沈阳城陷落，日军进城前的夜里，姚家一家五口连夜逃到新疆。

新疆，不是避风港，是流亡地，姚品兰在乌鲁木齐读书，新疆女子学院附中，那是个新学堂，混着军官家眷和地方政要的孩子。

她在那里第一次上台，演的是《放下你的鞭子》，穿棉布旗袍、踩毛布鞋，一字一句喊：“中国人，不许跪！”

台下掌声不大，更多是沉默，她演完后，有人跟她说：“你不该演这个，危险。”

她偏不听，她加入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社”，这是个地下组织，白天办学、晚上印传单，时不时去清真寺外演抗日戏剧。

她负责前排喊口号，还带头撕日本旗。

她的第一段革命，是偷偷来的，她父亲不同意，但管不住她，“她很烈，认准的事不回头。”这是后来一个同盟社老成员对她的回忆。

1945年，她20岁，逃学去了延安，那一年，她遇见了韩世翼。

韩世翼是留苏回国的高材生，懂俄语，搞宣传，文艺骨干，身边一堆姑娘追，但他看中了姚品兰。

两人结婚，没有婚礼，只一张纸，一句誓言：“革命伴侣，生死与共。”

婚后进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她第一次正式演电影，是《无形的战线》，演一位女地下党员。

她不漂亮，但有一种“烈”，说台词的时候声音像刀，眼神像火，导演说她：“不像在演，像是从解放区出来的。”

她火了，成了北影厂的当家花旦。

《新儿女英雄传》《中华儿女》《祖国的女儿》……她接连演了6部主演戏，都是主旋律，但她不是被选中的，她是挤上去的。

那时候她有个儿子，还不到三岁，常常在化妆间睡觉，有人劝她：“别太拼，顾顾家。”她回一句：“革命不要命，我还怕演戏？”

韩世翼身体不好，长期咳血，他在1957年查出肺病，三年后病死，死时才37岁，姚向黎穿着黑布衫，在医院门口站了一夜，不哭。

她说：“哭完了，活着的事还多。”

她没有改嫁，一直到1974年，才和导演赵明再婚，赵明是《林则徐》《风雪大别山》的导演，年纪比她大十岁，沉默寡言。

这段婚姻，像两块老石头靠在一起，不热，却稳。

结婚之后，她不再演戏，转去搞教学。

央视少年业余演出队成立，她是最早一批表演老师，她教出来的学生，有许亚军、蔡国庆、李玲玉。

蔡国庆说过一句话：“姚老师教我们艺术，也教我们做人。”

她教课很严，手打手心，学生迟到三分钟，就罚站，台词没背全，重来五遍，但下了课，她给孩子们缝衣服、包饺子，像个老母鸡一样护着。

课上是老师，课下是妈，她把自己全交给了别人，除了家。

她有三个儿子，第一个死得早，第二个疯了，第三个杀了她。

她从来没对外说过自己家里的事。

长子出生在1947年，白血病，八岁死，她在病床边守了整整三个月，医生说“没救了”，她把儿子的毛巾被抱回了家，放在衣柜顶上，三十年没动。

“这是我做得最差的角色。”她对学生这样说过，“当妈。”

第二个儿子很聪明，小时候学钢琴，比赛得奖，她一直寄希望在他身上，甚至帮他安排进了少年宫学习表演。

结果他高考落榜后，彻底崩溃，整天关在家里，不说话、不吃饭，后来确诊是精神分裂。

她带他四处看病，吃药、做治疗、电击、封闭，她一个人推着轮椅，走北京的冬天，穿老棉衣，省下学费，给他治病。

“妈，别救我了。”他曾说过这句，她没听，她说：“只要我在一天，你就活一天。”

她老了，推不动他了，住进了老楼，三层没电梯，儿子每天靠她背下楼，邻居说她“力气大”，没人知道她曾腰椎骨裂三节。

最小的儿子，是她自己毁的。

他没读完初中就退学，打架、偷车、进派出所，她每次都跑去求情：“他还小，再给次机会。”警察都认识她：“又是姚老师的儿子。”

他坐过两次牢，一次是打人致伤，一次是持刀抢劫，出狱后，她把自己的退休金卡交给了他。

他不找工作，白天睡觉，晚上混，她不敢说，怕他发脾气，后来连家门口的邻居都劝她：“送进去吧，你管不了。”

她说：“再等等，他会改的。”

2003年秋天，他找她要十万，说是做生意，她拒绝，他摔门、砸东西、骂她“老疯婆子”。

那天晚上，邻居听到争吵声、摔物声，然后是尖叫声，她死在卫生间，被刀捅了十一刀，脖子几乎断裂。

她的儿子当天跳楼自杀，她死后四天才被发现，警察破门进去，电视还开着，桌上有她写了一半的教学计划。

她不是没想过要把他送进去。

姚向黎不是软弱的人，她曾举报过自己的亲戚为躲避“反右”转移财产；她也曾公开批评同行“在台上撒谎”，她刚硬、果断，不怕撕破脸。

但面对这个最小的儿子，她退了，不是因为母爱，是因为愧疚。

她常说，“我亏欠他，前两个我都没养好。”

她曾试图重新塑造他，带他上街讲文明，教他背毛主席语录，带他去看许亚军演话剧。

她试图把自己的“标准”压进这个孩子的骨头里。但失败了。

他不演戏，也不读书。他说：“你那些规矩是给别人听的，不是给我的。”

他进过两次劳教所，出来后脾气更差，甚至打她。

“有一次，他掀翻了饭桌，她坐在地上捡米饭粒。”邻居回忆说，“我们问她为啥不报警，她说‘那是我儿子’。”

她身上有多处旧伤，锁骨、左腕、肋骨，都是“摔的”，但她从来不承认是儿子动手。

她还在教课，带孩子排戏，排《小兵张嘎》《红岩》，她在舞台上给少年讲“忠诚”“信仰”“家国”，然后晚上回家，面对一个天天伸手要钱、冷眼看她的儿子。

有学生问她：“您怎么还不退休？”她笑了笑：“家里太安静，还是教课热闹。”

她用别人的孩子填补自己家的空洞。她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敢面对。

2003年，最后一根线断了。

他找她要十万元，说要“炒房”，她说：“这钱是我的养老钱，不能动。”

他摔门、骂人、动手，她报过一次警，但警察没带走，说是“家务事”。

第二天，姚向黎的遗体被发现时，身上共有11处刀伤，其中6处致命。

法医报告显示，她在第一刀刺入后仍挣扎了近一分钟，浴室地面有滑倒和拖动的痕迹，墙上有血手印，属于姚向黎本人。

她试图爬起来逃跑。没有成功。

1980年，她出演了《残雪》。

电影里，她演一个母亲，杜远征，丈夫早亡，带着儿子在北京生活，儿子叛逆，偷钱、打架、沉迷赌博，最终走向犯罪。

杜远征一开始强硬，后来妥协，最后崩溃，电影的结尾，是她坐在警车后座上，眼神空洞，看着儿子被押走。

观众流泪，她自己也说：“这是我最难演的戏。”那一年，她小儿子十三岁，现实中，她比杜远征还要软。

她有机会阻止的，她是知名演员、人民教师，有资源，有人脉，有法律武器，但她选择隐忍。

她把儿子的问题藏起来，不让单位知道，不让学生知道，她怕被议论，怕被贴上“失败母亲”的标签。

她太在乎“外面”的人，却忽视了“家里”的刀。

直到那一晚，儿子的暴力不再是训斥、推搡，而是致命。

邻居报警后，警方赶到现场，她的尸体被盖上白布抬出时，有学生在楼下看到了，哭了。

蔡国庆说：“我没想到她会这样走，她教我们怎样做人，却没能教好自己最亲的人。”

她死后，央视少年队为她举办了小型追思会，没有公开通知，赵明已经病重，未能到场，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死，一个疯，无人出席。

她的教学资料、笔记本、排练记录被封存，直到2010年，央视资料馆才将她的部分课程影像数字化，供后人使用。

她留下的房子被政府回收，墙上贴着老旧的课程表。上面最后一行写着：

“下周安排《雷雨》读本，注意语气与情绪对抗。”

她活成了一部剧，演了一辈子别人眼中的“理想女性”，最后，却成了一场家门口的悲剧剧本。

来源：健康陪伴丁医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