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网络上攻击莫言和伤痕文学，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事，之前很多年没有像现在这样形成气候。把莫言和伤痕文学说成是抹黑文学的人，善于把莫言的文学作品的揭露黑暗，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对立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低劣的曲解为工农兵服务的行为，目的是想掩盖社会发展各阶段，广泛
最近看到一篇《为什么有人一定要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学作品揭露黑暗对立起来》的谬文，作者是孙正清源。
其谬文的开宗明义是：
“在网络上攻击莫言和伤痕文学，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事，之前很多年没有像现在这样形成气候。把莫言和伤痕文学说成是抹黑文学的人，善于把莫言的文学作品的揭露黑暗，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对立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低劣的曲解为工农兵服务的行为，目的是想掩盖社会发展各阶段，广泛存在的亟待解决的各类问题。”
其论点是：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没有要求文学作品只能歌颂和赞美。
如果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文学作品只能歌颂不能鞭挞，那我们如何理解《白毛女》当中的黄世仁和穆仁智？可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没有限制文艺作品到底是歌颂还是揭露，最主要的是要看作品反应的内容是否贴近人们的生活。人们可以从主流的人物和声音当中受到鼓舞，同样能从被揭露的黑暗面当中得到启发，因此能更好的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所以揭露黑暗，同样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一种方式。”
如此义正词严，真是难为他了，如果他没有以此为掩护，来贩卖他的私货，我差点就被他的话感动了！问题是，莫言的作品真的是在揭露黑暗吗？真的在为工农兵服务吗？我总感觉有信口雌黄的味道呢？许多学者对此是质疑的！既然孙正清源说莫言作品是在揭露黑暗，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事实胜于雄辩！
一、孙正清源说：
“在网络上攻击莫言和伤痕文学，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事，之前很多年没有像现在这样形成气候。把莫言和伤痕文学说成是‘抹黑文学’的人，善于把莫言的‘文学作品的揭露黑暗’，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对立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低劣的曲解‘为工农兵服务’的行为，目的是想掩盖社会发展各阶段，广泛存在的亟待解决的各类问题。
因为不管什么时候，社会上并不是只存在‘正能量’现象正能量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有很多黑暗面。社会大众如何对待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时代的主流声音能不能让那些负面现象消失。事实证明，任何社会只要当政者稍一疏忽，就会让一些人的丑恶目的得逞，同时给社会和人们造成严重的损失。这些丑恶现象不揭露，他们就会像现在的电信诈骗那样，继续有自己表演的舞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揭露黑暗面与为工农兵服务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和促进的关系。”
我的驳斥：
虽然“不管什么时候，社会上并不是只存在‘正能量’现象正能量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有很多黑暗面。社会大众如何对待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时代的主流声音能不能让那些负面现象消失。”的话是正确的，但此话适合莫言的小说吗？这里先不作计较，而是用事实说话！
莫言笔下的阴暗面是什么呢？
先重温一下瑞典文学院对莫言获奖后颁奖词的内容。
颁奖词是这样评价莫言作品的：
莫言的故事用神话和寓言做掩饰，将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在莫言笔下没有毛时代中国的标准人民，而是充满活力、不惜用不道德的手段来满足他们的生活，打破被命运和政治划下的牢笼。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报里的快乐历史。他用夸张、滑稽模仿加上变异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对50年来的宣传进行修正，并令人信服。……但他描述的猪圈式的生活，令人亲历其境。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人的自我和贪婪恒在。而莫言为所有小人物抱打不平，无论是日本侵华期间、毛式恐怖之下、还是今天的生产狂潮中面对不公的个体。
请看颁奖词中的几个关键词段落：
1、将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
2、在莫言笔下没有毛时代中国的标准人民，而是充满活力、不惜用不道德的手段来满足他们的生活，打破被命运和政治划下的牢笼。
3、而莫言为所有小人物抱打不平，无论是日本侵华期间、毛式恐怖之下、还是今天的生产狂潮中面对不公的个体。
大数据说瑞典文学院的这种颁奖词的评价是完全错误和歪曲的。
我认为，颁奖词的评价之所以是完全错误和歪曲的，原因是因为瑞典文学院的文学大佬们读取莫言小说后所产生的印象导致，诺委会的颁奖词就如同一份严谨的“DNA鉴定书”，而莫言作品的属性在此鉴定书下是暴露无疑的，是人是鬼一目了然。
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不甚了解的外国人，我读过莫言小说后，也会产生与瑞典文学院评委同样的认知。因为莫言小说确实存在有如他自己回答张旭东询问时所直言的：“我从一开始就是用小说反党”的内涵。所以说颁奖词认为莫言“将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的评判是精准的。
证据如下：
“鲁立人点名枪毙的五个人中，没有一个是恶霸地主。棺材铺掌柜黄天福、卖炉包的赵六、开油坊的许宝、香油店掌柜金独xx子等四人，他们都是小工商业者，另有一人是私塾先生秦二。而被斗争的是谁呢？一个是卖炉包的小生意人赵六，还被宣判死刑，且当场枪毙、立即执行。另一个则是私塾先生秦二。特别荒唐的是，因没逮住别动队头子司马库就枪毙了他的两个小女孩！”
请问孙正清源，莫言这样的描述，有历史依据吗？
虽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在初期个别地方出现过一些过火现象，但是党中央发现问题后进行了及时纠正。况且，党在领导土地改革时，对阶级划分是有严格规定的。划分阶级标准的原则是，“地主、富农、资本家、高利贷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剥削。剥削方式，剥削的比例有多少。严格掌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哪里有莫言小说中的棺材铺掌柜、卖炉包的、开油坊的、香油店掌柜这些小工商业者和私塾先生呢？
事实是，土地改革中被杀的地主大多数都是劣迹斑斑的恶霸和汉奸之流。只有少数无劣迹地主，因为个别土改工作队对土改政策的理解有偏差，而被误杀。然而这些偏差不是土地改革的主流，只是土改初期某些个别地方的工作失误，属于后来被纠正的支流。莫言用放大个别的方式否定整体，这种舍本逐末，绝对是怀有恶意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据党中央有关土地改革政策精神，提出正确掌握“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结成广泛的社会阶层各民族、宗教的统一战线，保护工商、畜牧业，保留富农经济，区别对待地主，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妥善处理民族矛盾和纠纷。
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提出，禁止乱打乱杀，强调“必须坚持不多杀，不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对“极少数罪大恶极分子”须经人民法庭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批准枪决公布。”
事实上，莫言在与王尧对话时，自己也说过：
“那时我因为组织‘蒺藜造反小队’被赶出校门，干农活又不中用，便有许多时间泡在大爷爷家。名曰学医，实则是泡在那里看热闹，听四乡八屯前来求医的人说一些逸闻趣事。大爷爷是地主成分，只因为有医术，土改时才免于一死。解放后政府对他特别照顾，没强制他下田劳动，允许他在家里坐堂行医。”
由此可见，当时的土改政策执行的是非常到位的，主流上根本没如莫言所捏造的“毛式恐怖之下”的现象发生。
莫言所谓土地改革“破坏农村原始积累，并且使农民无法安心生产”，是恶意诽谤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正当性的反党行为！我的这个结论是符合认知逻辑的，完全不存在莫粉所谓的“断章取义”问题。莫言反党是实锤的，根本就不是如孙正清源所说的“在揭露黑暗”，而是通过臆造来妖魔化共产党。
莫言在《虚伪的文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小说是虚构的作品，开宗明义就告诉读者：这是编的。散文、随笔是虚伪的作品，开宗明义就告诉读者：这是我的亲身经历！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是真实的感情！其实也是编的。”
大量的事实证明莫言作品对土地革命的描述，是符合颁奖词所言的“毛式恐怖之下”，可见莫言作品中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充满一种深恶痛绝的诋毁情绪。因此说，孙正清源所言的“揭露黑暗面”，不过是莫言通过歪曲和颠倒黑白，好的往坏处写，坏的往好处写，从而写出颁奖词所判断的“毛式恐怖之下”的结果。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式的恶劣写作手法，是揭露黑暗吗？装傻卖萌就能欺骗得了大家吗？
二、孙正清源说：
如果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文学作品只能歌颂不能鞭挞，那我们如何理解《白毛女》当中的黄世仁和穆仁智？可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没有限制文艺作品到底是歌颂还是揭露，最主要的是要看作品反应的内容是否贴近人们的生活。人们可以从主流的人物和声音当中受到鼓舞，同样能从被揭露的黑暗面当中得到启发，因此能更好的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到底是歌颂还是揭露，最主要的是看作品是否能引起大众的共鸣，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那些制造黑暗的人，才怕有人揭露他们的本来面目，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丑恶。否则，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害怕有人揭露黑暗，认为揭露黑暗就是抹黑呢？
我的驳斥：
莫言作品揭露了什么？鞭挞了什么？他如果能真实的描述现实存在，揭露和鞭挞能因此被社会广泛质疑吗？
难道解放军和八路军是黄世仁和穆仁智？
不是吗？难道莫言没有这么写？他不仅这样写了，还把八路军描写成杀害无辜百姓不眨眼的恶魔！这难道是孙正清源口中的揭露黑暗？
莫言说：
“一个作家应该大胆地毫无愧色地撒谎，不但要虚构小说，而且可以虚构个人的经历。”
于是，在莫言的笔下出现了八路军对“老百姓挤得身脚难动”的状况视而不见，竟然把手榴弹雨点般的投进看殡百姓的人群中的描述，于是“成群看殡百姓像谷个子般倒下，这一排手榴弹，使滞留在道路两侧的吹鼓手、高跷、狮子倒了大霉。吹鼓手们为他人哭丧的喇叭唢呐伴随着他们残缺不全的肢体飞上了天，又悠悠晃晃落下地。踩高跷的人，腿脚绑在高木上，活动不便，一遇慌乱，多半被挤到路边，高跷腿像木桩子一样陷在黑土里，他们像枯树一样被栽在高粱地里。被弹片击中的踩高跷者，发出的叫声更加残忍，面部的恐怖表情更为出色。”
难以想象，在莫言的笔下，这场对百姓毫无人性的大屠杀，竟然是八路军胶高大队干的！在莫言的笔下，八路军是毫无纪律约束的滥杀无辜！作风如土匪一样的队伍，这是何等恶毒的抵毁和污蔑！
历史上的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是一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队伍。八项注意的第五条是：“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而到了莫言的笔下，八路军却毫无纪律约束的滥杀无辜！这是何等恶毒的抵毁和污蔑！
从莫言的小说中，到处都可见莫言对特定组织和人民军队的诽谤和亵渎的描述。这里放下法律层面的事物不说，只从莫言小说中对中华民族的贬损描述和对人民军队的诽谤亵渎这方面看，莫言根本就不是在揭露黑暗，而是颠倒黑白，把共产党和八路军解放军描写得黑暗无比。
莫言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提词是：
“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有莫粉在微博上称：“莫言参观战史馆，留下一句大实话”，并称赞莫言：“说实话讲人话，是文学家的灵魂”。
莫言有时候确实是说真话了，他说 ：
“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我确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所以《丰乳肥臀》这部小说借地主的嘴以古喻今的诬蔑共产党所领导的铁路爆炸大队是：“盗钩者贼，盗国者侯。”
昆仑策学者尹国明说：“莫言的作品里面，八路军和搞土改的干部，人物设计成极具负面形象，把国民党和还乡团喜欢干的事，张冠李戴给了他们。”这些话绝不是空穴来风。
莫言在小说《丰乳肥臀》中，活灵活现的描写解放军欺凌老百姓，如：解放军的指导员殴打支前民夫王金。强抢剃头匠王超的胶皮轱辘小车，逼得王超上吊自杀。还描写解放军强占了一位老太婆的家，逼得老太婆只能睡进棺材里被憋死。
在莫言的笔下，解放军指导员殴打民夫，强征百姓财物，导致百姓自杀身亡。 这不是人民子弟兵，这连“皇军”也不如。莫言，到底爱谁？在这段“揭露黑暗”的描写里已经透露了他的内心。
三、孙正清源说：
揭露黑暗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家丑外扬，而是为了让病痛有彻底治疗的可能。
如果世界上没有医生和医院，有病的人会怎么办？当然只能自己忍着，当做没病一样在家等死。当我们从医院知道自己生了病，尤其是知道这些病甚至会影响到生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骂医生把真相告诉了我们？有一些人肯定会，因为不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很多人，本来“还活的好好的”，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以后才变得郁郁寡欢，并因此命不久矣。
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应该所有人都痛恨医生和医院，认为他们不应该在自己身上查出病来？显然，真这样认为的人始终是少数，大多数人会感谢医院和医生，让自己有了通过手术治好病的可能。
我的驳斥：
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在浏览莫言作品后，在颁奖词中是这样描述他们对莫言作品里中国社会的印象的：
“20世纪中国的残酷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现，向我们展示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怜悯的国度。”
瑞典文学院很坦诚，这些老学究们在浏览莫言作品后，得出了第一印象，他们在诺奖颁奖词中说：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
这个评价符合莫言作品的特点吗？
试看一下，莫言作品下的中国人，除了地主汉奸日本人外，大多数人物身上的污点大于优点，龌龊猥琐大于正直善良。这是中国公民的品行特征吗？这种写作，是孙正清源所说的：“（莫言作品）揭露黑暗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家丑外扬，而是为了让病痛有彻底治疗的可能。”吗？
问题是，对映鲁迅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的真，莫言对中国人的揭露从头至尾贯穿着假。
莫言笔下所描述的中国女性形象都差不多，都是寡鲜廉耻，都没有操守。生活中当然有这种原型，但是这种只是个别的，却被莫言涵盖了所有的中国女性，连他“母亲”都不放过！这真实吗？不真实！然而外国人却认为是真实的，所以才冠以现实主义之名。
在莫言的笔下，莫言所写的《丰乳肥臀》书中对中国老百姓的描写，没有什么纯朴和善良，其中关于男女淫乱关系的描写，不仅触目皆是，而且到了变态的程度。其中有姑姑怂恿自己的丈夫与侄女通奸的；有侄女向姑父“借种”、向姑父说“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有来弟因汉奸丈夫死后为消除性饥渴而戏弄七岁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诱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有母亲为女儿偷情发出浪叫而在门外放哨、敲盆加以掩护的；有母亲为儿子拉皮条的；有沙枣花脱下衣裙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来试试她是不是处女的。难怪外国人看了，把中国称为猪和驴的国度。
这难道不是在故意埋汰中国人吗？
从中可见，孙正清源所说的莫言“揭露黑暗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家丑外扬。”，只不过莫言是在没有这类家丑的情况下，就生编硬造制造出这些“家丑”，让外国人看到的感观就是，中国一个如此充满母爱品质的母亲，竟然也以身作则，养育了一大家子不知廉耻为何物的衣冠禽兽，原来奉行儒教“廉耻孝悌勇”的中国社会竟然如此虚伪和荒淫无道，如此残枝败叶的民族，真是人类社会的耻辱。
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 莫言在一次访谈中都自己承认是瞎编，是为了挣些稿费好打酱油。与瑞典文学院通过莫言作品了解中国的管中窥豹所不同，深谙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莫粉们却把瞎编的东西当了真，正所谓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屁股决定脑袋。
另外，在莫言的笔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封建专制的延续。在莫言的笔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过程中，广大中国农民翻身解放只不过是虚罔的假象，所以莫言才会说：“民众依旧还是奴隶的命运，永远臣服于君主，饱受剥削、压迫和奴役，顺从、服从。”所以土地革命不仅凭白无故的枪杀那些“勤劳朴实、心地善良的无辜地主”，而且还给广大农民套上被奴役的沉重枷锁。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有这样一句话：“世间万物就是这样，小坏小怪遭人厌恨，大坏大怪被人敬仰。”而莫言所作的小说，就是揭露所谓“大坏大怪”的，那么莫言笔下的大坏大怪是什么呢？当然是影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和所实行的土地政策。莫言口中的小坏小怪自然便是指地主对穷人的剥削。
破解莫言《生死疲劳》中所蕴藏的隐射写作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密码，那就是泼污土地革命，把已经被史料定性为正面的历史颠倒过来，让正面成为反面，让反面成为正面。所以莫言笔下地主无不是充满人性光辉的善良之辈和弱者一方，而土地改革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无不是坏事做绝，龌龊卑琐的小人。
如莫言小说《灵药》中，被镇压的竟然是地主马魁三的老婆和地主栾风山的哑巴老婆。而土改工作队的张科长不仅在地主家吃香喝辣，而且还睡了地主的闺女，其情节如下：
马魁三的老婆哀求道：“张科长，自打你住进俺家，俺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十八岁的闺女陪着你，张科长，你难道是铁打的心肠？”
这就是被莫言所歪曲抹黑的土地革命！这就是莫言所揭露的“黑暗”。
然而现实中，翻身农民对一般无恶行善的地主和恶霸地主的对待是有区别的。
人缘好的地主基本上不会挨整，行善积德的地主可以划成中农。 因为在善良地主家做工的雇农不承认自己是在给地主做工，说成是帮忙的 。既然不雇工 自然成分就订为中农了，结果多数善良的地主被农民保护了，因果报应这种自然效应在土改中体现得泾渭分明。
莫言笔下所书写的这段历史，写作要点是重在表述土地革命的手段是血腥镇压这方面的。他狡猾的运用了各种暗寓写作手法来隐射这段历史的所谓“血淋淋”，同时表述了地主由顽抗不屈的怨恨到对命运的无奈接受的过程。事实是，地主和地主的代言人至今都想反攻倒算，哪有什么无奈接受之说？否则为地主鸣冤叫屈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现象怎么解释呢？
莫言用文学作品夹带私货，诋毁八路军、抹黑解放军、歪曲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这难道不是解构“社会信任和基本的道德伦理，对先辈亿万牺牲进行亵渎，践踏了人民的精神家园”？这是孙正清源口中的“揭露黑暗”吗？这是孙正清源口中的“为工农兵服务”吗？
毛主席于1962年9月24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当时文化界出现的一些情况，说到：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对政治史的解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而对政治史进行所谓的“魔幻”，实际上就是用放大镜对历史事件进行无限的放大，以至于扭曲到脱离现实，达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地步，说穿了就是抹黑。
后记：
一些学者和读者认为，莫言的作品中存在对底层人群的丑化和歪曲。莫言对此反驳称，这些作品中存在的“丑恶元素”正是作品映照现实的一部分。不管是贬低还是美化底层人群，都不是他的初衷，他希望呈现出真实、多元的社会生态环境。
然而真相却揭穿了莫言的谎言！
莫言的文字从不吝于批判他所编织出来的所谓中国民族的“劣根性”，然而这些“劣根性”是些什么呢？
他批判胶东八路军的无能以及残暴，批判共产党干部愚夫愚妇的残忍、无知、怯懦、无耻、卑鄙，批判村干部官僚的愚蠢残暴，也从不吝于赞美日本侵略军偶尔闪现的人性光辉。当莫言以伪饰的写作手法充分刻画了所谓中国人的人性丑恶，使诺贝尔颁奖委员会以此为由给莫言颁奖的时候，讲点实在的，如果莫言对诺尔颁奖委员会所拟的颁奖词中“中国是猪和驴的国度”的说法有保留意见，他不可能连个屁也不放吧？中国其实不乏对中华民族恨之入骨的文人比如余杰之流，也有对中国充满疏离怨愤情绪的恨国党。 颁奖词明显是在借莫言的作品抹黑中华民族，骂中国的祖宗，而莫言这个所谓敢说真话的人不仅不站出来大声疾呼的向瑞典文学院抗议？他还猥琐的认同了对中国的抹黑，他是中国人中少有的败类。颁奖词明显是以莫言的作品为论据抹黑中国， 而莫言却认可了，并且赞扬发布颁奖词的瑞典文学院，对瑞典文学院坚守自己信念表示钦佩。莫言钦佩什么？ 莫言利用小说反党反军，证据确凿，其作品根本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而是通过臆造共产党的“黑暗”，来为旧社会的剥削阶级唱赞歌。莫言的爱和恨是什么？他爱社会主义中国吗？他曾经由衷发自内心的说：“我只爱生我的和我生的人。”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