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少女时代，刘恋是那种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幻想世界中，她渴望激烈的爱恋，迷恋震动世人的死亡；真实世界里，她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与人为善，对世界投来的要求永远都习惯回答，「好的」。

少女时代，刘恋是那种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幻想世界中，她渴望激烈的爱恋，迷恋震动世人的死亡；真实世界里，她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与人为善，对世界投来的要求永远都习惯回答，「好的」。

这样的成长路径让刘恋形成了顽固的讨好型人格，她很难拒绝别人，基本不会说「不」，永远反思自己，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深重的不配得感从她的青春期一直纠缠到三十多岁——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是不自信；即使错的是别人，还是习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话筒递到嘴边了，还是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32岁那年，因为参加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此前接近素人状态的刘恋瞬时被掷入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千千万万的声音从四面涌来，刘恋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让所有人满意了。

人生被动出现裂缝，刘恋从原本顽固的自我认知中逃离。她尝试对自己好一点儿，尝试不把他人的评价摆在自我评价的前面，她学会了倾听自己，决心做自我命运里唯一的甲方。

这是3月中旬，刘恋讲给《人物》的故事。她分享了少女时代的糗事，袒露了自己一路以来的蜕变，更重要的是，她张望了一番自己认定的那个未来——她希望在作品中重新养育一遍自己，善待自己、肯定自己，以及，做一个会说「不」的女孩。

以下为刘恋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大家好，我是刘恋，目前是一名音乐唱作人，也曾是一位广告创意人。

从业以来，将近12年的时间，我一直从事两份职业，白天在广告公司像今天这样跟PPT打交道，晚上跟音乐和舞台打交道，非常典型的斜杠青年。但绕过盛年岬角，因为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我成了一名全职音乐人。成了所谓「打工人勇闯娱乐圈」的一名中年插班生。

当我知道今天的主题是「在场」时，我觉得这也太巧了。我在31岁时写过一首歌就叫《在场》。斜杠的那些年里，我每年生日都会给自己写一首歌。最开始写歌的动机不是因为艺术家的浪漫，而是一种对自我存在价值的焦虑。

第一次决定给自己写歌，是27岁生日的前两天，那晚加完班坐地铁回家，听着歌看着外面发愣，突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

作为一个曾经的文艺青年，我所喜欢过的那些音乐人Kurt Cobain、Amy Winehouse，都是27岁俱乐部的成员。他们27岁时已经有无数经典作品，然后把生命激烈地定格在27岁。少女时代的我沉迷这些传奇和悲剧，我把「在30岁之前做出一番伟大艺术，然后在生命最绚烂时拍拍屁股离开，留下一些不会被忘记的作品和轰轰烈烈的爱恋」视作最浪漫的告别，那个时候，我对30岁后的人生缺乏想象和期待，归于庸常是比死亡更不能接受的事情。

我看着地铁窗户倒映出的自己，满脸如打印机般复印出的疲惫，歌也没写出来几首，专辑7年才勉强憋出一张，工作是日复一日写着自嗨式的广告。事业陷入机械，我又刚结束一段不健康的感情，正处在自我认知失调的阶段。我便想在生日这个标记我变老的节点上，留下些我真的存在过的证据，而音乐是我能想到唯一的方式。

从那之后，每年生日给自己写一首歌，成了我延续至今对抗存在性焦虑的仪式。

《在场》这首歌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当我发现青春在退场，激情在退场，曾经的朋友和爱人在退场，歌迷在退场，连发际线也在退场时，我特别迫切地希望能有人的爱永恒地无条件在场。所以我在歌里写，「我知道永恒说来是有点荒唐，可你让我又忍不住那想。当青春离场我也不再轻狂，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你在场。」

现在回看那时候的创作我发现我最常写的母题就是，本身又不相信自己值得被长久无条件地爱，但同时又期待和幻想这样的爱。觉得自己不配得，又隐隐期待着有人出现证明我配。我所期待的这种无条件的爱可以来自恋人、家人、朋友、听众, 来自身旁所有人，除了自己。被爱成了我衡量自我价值的一切标准。

今天的题目让我意识到，唱了这么久的《在场》，希望有人能一直在场，但好像很长时间里，我自己并不在场。

青春期时，我就是个习惯自我客体化的人，换句话说是很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和别人讨论问题意见相左，哪怕我心里觉得他说的有问题，但还是会很自然地附和；和朋友发生争执，无论是否错在我，我都会是先开口道歉的那个人；别人找我借钱时，我无法说不，别人不还钱时我也无法心安理得地要求归还。

还有一件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无比荒唐的事。那时我刚进入初恋，对方是校乐队里的吉他手，很受女孩追捧的校内明星，我和他在一起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喜欢上了另一个女孩，还实时和我跟进他追那个女孩以及和她相处的细节，我心里当时很痛苦，但还是忍着听他说，我说得最重的一句话也不过是，「你不知道我们俩现在在一起吗？」他过了一会儿回，「你不说我都忘了。她所有李清照的诗都能背，你就只会课本上有的那些。」

我现在想起这段话都觉得荒唐，但更荒唐的是后来我去买了本李清照词集，用最工整的字迹抄在卡片上，送给了他。

我尝试归因自己这种低自尊的讨好型人格来自哪里，是小时候觉得自己只有学习好了才能对得起父母，才配得到自由听音乐的时光吗？是当我取得好成绩，母亲递来一本《哈佛女孩刘亦婷》，父亲说别骄傲、想想这次错的那道题错在哪吗？但我内心又不愿把我生活中所面临的处境归因于原生家庭，我的父母对我很好，为人善良正直，在这样一个健康幸福的家庭成长起来，为什么我还是性格如此羸弱？是我天生如此吗？又或者是社会对女孩要懂事、要好学的规训，已经早早在父辈包括我自己身上完成了精神殖民？

总之，在我当一个成绩好又懂事的好姑娘的那段漫长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了「我需要证明自己有价值才能被爱」的潜意识，内化了「价值=外部认可」的等式，而当我努力证明自己仍得不到外部认可时，便会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进一步加重不配得感，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现在真的很不喜欢「懂事」这个词语，它的言下之意不就是「她善于压抑自己的个人需求」吗？我羡慕那些早早经历叛逆期的孩子，他们自我意识明确，早早就学会了反抗，早早就明白保卫自我的必要，于是也就更难被外部精神攻击或评价击倒。

叛逆的孩子是那些会更早说「不」的孩子。而我这个擅长说「好」的孩子，至今仍在学习如何向别人坦然说「不」。

伍迪·艾伦有部电影叫《西力传》，里面的主人公完全就是对我这种人格的魔幻比喻。我们靠近一个群体，就自动变成这个群体的口音和信仰，甚至连身型、胖瘦、肤色也会随之改变，像变色龙一样揉捏拉伸自己，来适应群体对自己的期待。

我甚至也这样揉捏过自己的理想。我不是一个早早就认定音乐为我毕生理想的人，我敬仰和羡慕着那些从小就知道自己这一辈子要为什么事业而奉献终生的人，比如我在Mr.Miss的音乐搭档。他可以为了音乐断绝所有其他职业选择而毅然走上音乐之路，相信总有一天能写出名垂青史的歌。我便会想，哪怕我自己没有这样崇高的理想，我也可以助他一起去实现这个理想，成为伟大叙事中的一部分。

我们组合第一张专辑得到金曲奖的时候，我甚至完全没有准备任何领奖发言，站在台上语无伦次。可能还是内心里那句「我不配」作祟，哪怕得了奖，我也时不时会想这是他的主要功劳，我只是个辅助者，一个搭便车的人。

这种把外部需求内化成自我需求，在从前面对相对小的群体时，其实弊端不会暴露得太明显。不管是在学校拿到不错的成绩得到父母认可，还是在广告公司做出不错的提案让客户和老板满意，我都能应付下来。久而久之，我受到的外部肯定，甚至一度支撑起了我的自我认同：我是优秀的，我考上了北大，我当上了创意总监，我乐队做得不错。我像倒出自己的存钱罐，来回清点我所拥有的认可，看能支撑起几分熟的自我。这个被外部认同支撑起来的我，也开始敢去说一些更犀利的言辞，更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开始认真尝试吵架，哪怕吵架时还是会嘴抖和卡壳。

但在32岁参加浪姐之后，我在短时间内曝光在大众视野之中，四面八方的声音向我涌来，我发现此前的模式无法在这样的情况下运行了。因为面对如此多的目光，我发现我再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了。

对大家来说，「打工人勇闯娱乐圈」是一个轻快的段子，但对我而言，以接近素人的身份在中年时期进入现代娱乐工业，被喜欢、被审视、被误读，是完全超越和颠覆我此前生命经验的奇幻旅程。浪姐之后，喜爱和不喜爱都太过巨大，我之前那套经由外部世界才能完成自我认同的模式在巨大的压强之下灰飞烟灭。我经历过好几次负面评价，一度进入严重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甚至再看到正面评价我也会觉得只是喜欢我的人的粉丝滤镜。

几次打击下来，我强烈认识到，如果不把「价值=外部认可」的等式从我的精神中剔除掉，我将长期陷入自我价值贬抑的恶性循环。如果说此前我只是隐约意识到问题，浪姐之后，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必须，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浪姐的这一浪，既把我冲上了更大的沙滩，也冲掉了我的侥幸，在冲击中让我踏上自我价值重建的旅途。

我迈出的第一步，是对意识到自身处境的自己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肯定，奖励自己好几顿大餐和一个小长假，我开始学着对自己好一点儿。

一个人被动卷入巨大的喧嚣，倾听自己反倒成为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激发出我新的能力和意志，当我觉得自己「屡战屡败」时，换一个语序去想，我也是个「屡败屡战」那样有韧性和有生命力的人啊。就像我曾经写的一句广告语，「越往前走越难？越难越往前走。」

重建自己的过程中，也让我重新正视了我与音乐间的关系。

之前那套伟大崇高的等级游戏在我这儿失灵了。我不用进入把艺术奉为崇高理想的宏伟叙事才配做音乐，音乐不必是主，我也不必是仆。我们之间可以是恋爱般平等相处的关系，我借音乐表达自己想象的故事和情绪，它借我的创作拥有新的实体，处得好就处一辈子，处不好散了我也可以找到更适合我的表达方式。这样想之后，我发现我听音乐和写歌时没有那么累了，找回了最初玩音乐时的快乐自由。

与此同时，我试着以独立的身份，写自己的歌、做自己的专辑，不再把自我表达寄托于每年那首生日歌去缓解存在焦虑。最近我上线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奇谈》，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音乐全流程有完整的话语权，也是更加自我自由化的表达，不再服务于某种特定音乐类型。尽管过程中有无数不熟练导致的焦头烂额，但我仍觉得这样源自自我的创作是我这辈子能吃到的最美的苦。

我还给《奇谈》拍摄了一套剧集，其中不乏各式各样的「恶女」角色，于我而言，她们所谓的「恶」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不再把他人需求或社会钢印摆在自我的前头。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对恶女执念的来源，如果可以我想在我的作品里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一个不把他者置于自身之前、自我永远在场的、善于说「不」的女孩。

我工作室的名字是「刘恋真乙工作室」，过去的习惯仍在，大家也常戏称我是「娱乐圈最乙的艺人」。我知道重建自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未来或许仍会有许多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时刻。但重要的是，已经踏上的道路我不会再回头，我可以是最乙的艺人，但我要是自我命运里唯一的甲方。

最后回到写《在场》那年，回想贯穿我此前人生的存在性焦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活着是为了让自己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儿什么，证明我来过。如今看来这也是一个很客体的想法，「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也许正是我存在性焦虑的来源。但如果我换一种想法，我来到世界上其实是为了看看世界能给我留下点儿什么，能在我身上画下些什么痕迹，能给我提供怎样丰富的人生体验，能为我贡献多少的人生素材，这样想着我似乎也更释怀和大胆了一些。

哪怕未来行将就木时，我的身边只有我自己在场，我也希望我是那个能为自己热烈鼓掌的人，然后不留恋地说：拜拜了人世间。这辈子，你对我还行，下辈子的话，你还有改进空间！

来源：逆袭中的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