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与刺马案：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泯灭？

摘要：刺马案变成葫芦案，是地方督抚给满清朝廷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而马新贻与张文祥的结仇，《投名状》的剧情大体符合实情。政治影响和情节狗血，是刺马案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原因。

文/周禄丰

刺马案变成葫芦案，是地方督抚给满清朝廷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而马新贻与张文祥的结仇，《投名状》的剧情大体符合实情。政治影响和情节狗血，是刺马案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原因。

请输入标题 bcdef

本文欢迎转载。

刺马案专题

《投名状》背后的真实历史

刺马案有好几个嫌疑人，个个惊天动地

马新贻的真正“使命”

如果不预设曾国藩要谋害马新贻的结论，马新贻陛见慈禧时汗流浃背，还可以做出另一种解读：慈禧要让马新贻做一件违背良心的大事，马新贻因而被吓得汗流浃背。

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事一样，替人干脏活做白手套的人，不怕办事不力，只怕幕后主使杀人灭口。他怕慈禧太后在事后将他灭口，所以才会对兄长说，万一自己死了，千万不要告御状。

如果他防备的是曾国藩，亦未必能猜到敌人会使用刺杀这种粗鄙暴虐的手段，也许仅仅是栽赃去官呢？倘若他真防备曾国藩下毒手，那就定会让兄长在他遇刺后进京告御状，请求慈禧复审此案。只有把事情闹大，闹得天下皆知，才能让幕后之人有所顾忌。

惟他提防的对象是太后，才会让家人不要进京，而京城，恰恰是长年布局南方的曾国藩鞭长莫及之地。

慈禧太后召见即将赴任两江的曾国藩时，曾有如下对话：

（太后）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和平、精细。”

慈禧和曾国藩的对话，显得非常冷淡，并无对心腹重臣被杀的关切，问过两句后，就不再过问审案之事。曾国藩等人办案一再拖延，慈禧也没有过分逼迫。虽然下过几次圣旨催促，却没有采取严厉的举措。

因此，当时也有不少人推测马新贻是被慈禧太后所杀，这个说法甚至得到了外国传教士的认可。法国传教士高龙鞶在《江南传教史》中说，当时在江南的传教士大多认为，马新贻对洋教太好，因而得罪了慈禧太后。

当初陈国瑞在金陵，得到布政使梅启照支持，到处发动市民反洋教，印发了很多小册子，宣传洋教士杀小孩炼药。马新贻为了保护洋教，直接下令全城禁闭，搜捕传播谣言之人，逼得陈国瑞逃往天津。不久后天津教案爆发，洋人多以陈国瑞为罪魁祸首，叫嚣要取他的人头。马新贻听闻教案后上奏朝廷，怒斥天津衙门失职，放任反洋教的“暴徒”横行霸道。

在华传教士们一致认定，马新贻因为偏袒洋教的言行，激怒了慈禧和醇王。慈禧太后、醇王授意，陈国瑞、李世忠策动，合力将马新贻杀害。传教士们还说当时南京、上海等地的人，多数坚信此事。

马新贻被慈禧、醇王指使杀害的阴谋论，倒比曾国藩杀害马新贻一说，更符合逻辑，它能解释为什么张之万、曾国藩、郑敦谨都有意拖延审案，事后又草草结案，因为这涉及太后、亲王。这也能将慈禧召见马新贻之后，马新贻汗流浃背的反常行为联系起来。

马新贻是兰兰杀的？

但慈禧杀马新贻的阴谋论，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马新贻一直袒护洋教，并非突然暴露。如果慈禧痛恨他支持洋教，就不会迅速提拔他到两江总督的位置。马新贻不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样手握雄兵的巨头，并无嫡系军队，这种官员即使官至总督，慈禧太后亦能随手将他撤换。以慈禧的权力，有很多办法拿捏马新贻，根本不用刺杀。

除非我们再把这个阴谋论扩大一些，把慈禧与恭王的恩怨加进来，这样才能把漏洞圆上。

马新贻一路高升，并非是朝廷要用他分化湘军，而是曾国藩刻意为之。因为马新贻和李鸿章一样，和曾国藩的关系若即若离，用马新贻正如用李鸿章，好像分化出了新的山头，然则大局仍在曾国藩掌控之中。

曾国藩对马新贻的重用，得到了奕䜣的支持，因为奕䜣就是洋务派，马新贻亲近洋人的立场很得他喜欢。同时憎恨曾国藩、奕䜣的慈禧，遂策划杀害马新贻，这既是剪除曾国藩的羽翼，又是向恭王示威。

这样的阴谋论，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它和其他推断一样，违背了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查无实据，没有任何史料为依据。

倘若把曾国藩个人的利益和湘军集团的利益稍加分割，则会有一个稍有证据的推论。郑敦谨的随从，随他查案的汉郎中颜士璋曾经将审案的经过写在了《南行日记》里，可惜这本日记没有传下来。据他的曾孙颜牧皋回忆说，日记里有明确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这是明确认定，刺马案是湘军策划。

另外，张文祥的供词里有一句很关键，他从太平军里逃出来后，“投到黄少春大人营内。剃发要献计破贼出力，报效营里”。黄少春原本是太平军将领，战败后投降了左宗棠，作战十分得力，不到三十岁就出任浙江提督。张文祥还说，因为湘军参军需要保人，他们无人作保，未能加入湘军，但黄少春赏了他们每人一块银洋的盘缠。

从供词可以看出，张文祥确实和湘军有一定关系，他至少在湘军黄少春的军营里待过，黄少春对他很好，所以他要“报效营里”。至于他说因为没人作保未能加入湘军，就不一定是事实。

参加湘军需要作保是曾国藩在衡阳练兵时定下的规则，出省打仗后大量招抚降兵、溃卒，这条规则早就没有严格执行。因此，张有很大可能加入了左系湘军，但到底是审案人员对口供做了处理，掩盖了事实，还是黄少春让他不留军营，在外头办别的隐秘之事，就不得而知了。

应曾国藩的邀约而主持金陵书局的张文虎，在日记中提到，张文祥操湖北口音，是湖南人，不吃猪肉面，疑为回教人士。这一条信息很受关注，如果联系张文祥曾投黄少春一事，几乎能断言张文祥就是湘军士卒。

但张文虎的记载，很可能出于误记，因为他是听“方委员”即金陵书局方阆仙转述，而方阆仙又是从别处听来，或许将河南误作湖南。湖南方言众多，相隔百里就会语言不通，且湖南人不可能说一口湖北话。倒是张文祥所供自己为河南人，河南信阳方言和湖北一带方言差不多。

湘军刺杀马新贻绝非空穴来风，颜士璋怀疑马新贻为湘军所刺，与张文祥曾投黄少春有关。只是，湘军将士谋刺马新贻，不等于是曾国藩策划刺杀马新贻，也许只是湘军中下层军官的自发行为，未请示过曾国藩。更重要的是，黄少春不是曾国藩的下属，他是左宗棠的爱将。

湘军中下层军官刺杀马新贻的原因，孙衣言曾在给马新贻写的《神道碑铭》里隐晦地提到。他说，自从平定太平军后，很多武夫悍卒失业，流毒天下，大官们又不肯下重手治理，这些人越发肆无忌惮，终于引发了刺杀总督的大案。虽然没有明说，却是暗指谋害马新贻的人，是因裁军而沦为盗匪的湘军。

孙衣言比较了曾国藩和马新贻治理两江的思路，说曾国藩平定东南，（或许因为打仗时杀戮太多），想“与民更始”，行政比较宽松，刑法不甚苛严，遇事多加庇护包涵。正如前文所说，“中庸”的曾国藩，大战之后不肯在江南施以辣手，而愿示以仁义。马新贻接任后，行政比较严厉，办事非常依秦法，抓捕盗贼立即诛杀。正因曾国藩阔略而马新贻操切，很多“小人”“逆贼遗种”都痛恨马新贻。

这段话隐约指出，马新贻是因为重拳打击“逆贼遗种”，最终引来杀身之祸。孙衣言表面上说“逆贼遗种”，实则影射被遣散后加入会党的湘军士兵。曾国藩对这些加入会党的前湘军士兵，向来以怀柔政策处理，他到京师，就听到很多士大夫抨击他和曾国荃包庇哥老会。

《投名状》的剧情是真的？

湘军十几万人被裁撤，由于后续处理失当，很多士兵遭遣散后没有拿到朝廷积年所欠军饷，有的发动兵变，如鲍超的霆军，有的四处作乱，扰乱社会秩序。虽说湘军出征多年，很多人发了大财，然而那都是中上层军官，底层士兵所获并不多，甚至连军饷都拿不到。

曾国藩对这些被出卖的“湖湘子弟”心怀愧疚，一般不敢过多逼迫。他对曾国荃说，你在老家赋闲，遇到犯事的前湘军骨干，要尽量设法保全，就是对加入了哥老会的，也要尽量网开一面。加上曾国藩本是湘军缔造者，威信极高，勉强能镇住金陵局势，矛盾没有立即爆发，换了别的大员，就很难保证了。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曾国藩就叮嘱他说两江秩序动荡，盗贼遍地，至少要带三四千兵马护卫才好上任。马新贻刚到两江，李鸿章就断定他没有威望慑服东南群雄，两江从此多事。

马新贻到两江后，对治下闹事的湘淮军士卒严厉弹压，他曾上奏朝廷，对这些遣散的士兵，“非立置重典，不足以警顽凶”，这就激化了矛盾。

马新贻试图整训绿营，重建清廷经制之兵。裁汰湘军本是曾国藩一手主张，两江重建旗营和绿营，他也表示支持。曾国藩拉不下脸强硬镇压作乱的溃卒，马新贻能够替他唱黑脸，整顿秩序，他是非常欢迎的。

曾国藩想同朝廷缓和关系，势必损害属下的利益，他不想与手下将士爆发冲突，正好让马新贻替他背黑锅。马新贻勇于任事，不料却遭湘军中下级军官谋害。这一猜测，想来应符合实情。

湘军集团想要清算马新贻，但刺杀两江总督牵涉极大，他们不敢亲自动手。就一些记载来看，他们的操作手法，应该是间接找人挑唆与马新贻有矛盾的人动手，然后私下布置，给杀手打辅助，让刺杀得以顺利进行。就是杀手本人，也未必知道有人在背后安排、布置，让平民刺杀总督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轻易成功。

这是张文祥始终无法供出幕后主使的原因，因为策动刺马的人，从未和他有过直接接触，都是私下为他的刺杀开绿灯。比如设法把马新贻的行踪泄露出去，在刺杀马新贻的时候设法把护卫引开，等等。

最早接触张文祥供词的人，是江宁将军魁玉和布政使梅启照。如前所述，张文祥的第一版供词，其中有许多对马新贻名誉有损的内容，魁玉、梅启照认为这种供词有损国家体面，“不便直叙”，建议修改。此后反复逼供，最后让张文祥把供词改成了公开的版本，即海盗龙启运指使他杀人。

中国地理学先驱、著名教育家张相文，在光绪十四年（1888）游历金陵，偶遇曾在上元衙署参与审讯张文祥的小吏胡翁，据胡翁口述撰写成《张文祥传》。胡翁所述案情，即是马新贻因渔色卖友遭到刺杀。

安徽秀才金天羽，在他的《天放楼诗文集》中收有一篇《张文祥传》，自称得自时在上元县衙任职的桐城官员张祖翼。张祖翼所述情节与胡翁一致，都是马新贻因为“渔色”而被杀。

这两篇《张文祥传》一前一后，皆声称来自上元初审现场，一为吏、一为官，应该有相当的真实性，能够证明张文祥最初的供词，确实是指责马新贻“渔色卖友”。只因这一说法与马新贻生平事迹大多对不上号，一般不被采用。

这两份材料都是事后辗转口述，存在一定的记忆错误和细节失真，自然不能与马新贻的生平完全对应，但不代表它们完全出于虚构。

论者反驳这两份材料，其主要依据是咸丰七年（1857），马新贻不在庐州，且生平没有被俘的经历，这与胡、张所述马新贻咸丰七年在庐州被俘的说法严重不符。但根据《马端敏公年谱》，马新贻确实在咸丰八年（1858），陈玉成攻破庐州时，被打得全军覆没，只与时金标等护卫数人逃脱。他很可能在这次战斗中被俘，只是事后隐瞒了事实。胡、张所述情节，除了把咸丰八年说成咸丰七年，其余部分基本能与马新贻这段经历对应。

也有人质疑说，攻克庐州的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而张文祥自称是捻军，所以胡、张的口述不可信。可事实上，咸丰七年霍邱会盟后，太平军就在安徽与捻军联合作战，枞阳会议后陈玉成攻陷庐州，捻军孙葵心、龚德树、张隆、任乾都有参战，胜保描述庐州当时是“捻匪在北，粤逆在南”，张文祥作为孙葵心部将完全可能参战。

马新贻同张文祥有私人恩怨的说法，尚能从他处获得证明。文廷式在《知过轩随笔》中记载，张佩纶曾口述，他父亲张印塘早年追随马新贻，随侍父亲的弟弟张佩绪曾与张文祥同住一室，两人认识。张佩纶还说，张文祥确实和马新贻有纠葛，刺马一案的实情他知之甚详，但不能尽说，只能说张文祥是替人报仇，但不是自己的仇——即如民间所传，张文祥是为曹二虎报仇。

马新贻跟人老婆有染是真的

作为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所知的刺马案细节应该很多。按他的说法，张文祥曾在马新贻府中居住，还与他弟弟同住一室，那张文祥就很可能与马新贻有密切关系，马新贻因“渔色”而被熟人刺杀的可能性很大。这恰好能解释张文祥的情报来源，以及为何替他打掩护的人能知道他刺杀的计划。

马新贻被刺杀时曾用山东话喊了一句“扎着了”，也有的目击者记录为“找着你了”，情急之下，南方人或许会把这两句话听错。如果马新贻喊的真是“找着你了”，那他大概一直在追捕张文祥。

历史学家邓之诚在《骨董琐记全编》中写过一篇《张文祥》，其中提到，他有一位好友叫费润生，费润生的父亲彬如先生曾当过江宁将军魁玉的幕僚。据彬如先生说，魁玉手下有材官好色，魁玉就骂他说，连马新贻这样的总督大人都因为女人丧命，你还敢好色。魁玉是最早审理张文祥的人，他以此训诫属下，可见魁玉也认定马新贻确实是因“渔色”而遭刺杀。

刺马案审结后，对案情表示怀疑者甚众，但多数人并不认为刺马案有高层主使。相反，他们怀疑马新贻确有见不得人的丑事，朝廷草草结案，是为了替马新贻遮羞，屈杀张文祥。

曾国藩的好友王闿运曾说“屈杀张文祥”，甚至怀疑和马新贻起冲突的不是张文祥。王闿运在日记里记载，友人屺山夜里来访，谈论马新贻案甚久，屺山说朝廷不宜把马新贻这种大臣的隐私到处散发，（应该对通报的案情进行修改），他对此表示赞成。

上海有剧院演出刺马案，嘲讽马新贻见利忘义，为“渔色”而背叛兄弟，安徽巡抚英翰致信上海道涂宗瀛，要求下令禁演。前安徽巡抚乔松年却作诗嘲讽说“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这是暗讽曾国藩、郑敦谨身为大臣，不敢据实判案，他们所报告的案情，还不如戏曲真实。

清廷为马新贻赠谥“端敏”，到处修祠堂纪念，翰林周寿昌讽刺说，修祠越多，马新贻的桥段传播越广，名誉越坏。还有人嘲讽道，马新贻得谥端敏，这端字可要仔细斟酌，因为马新贻很可能是不端之人。

根据各种史料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大致拼凑出刺马案线索：湘军遭裁撤后，很多士卒流落在金陵一带为非作歹，甚至不少还和太平军残部、会党武装搅在一起。他们对朝廷卸磨杀驴非常不满，幸亏曾国藩威望甚高，又治之以宽，矛盾并未爆发。曾国藩离任两江，马新贻严厉打击湘淮军旧人，激化了矛盾，因而遭到谋害。

马新贻在知府任上，结识了原为捻军的张文祥，将其收为部下。他纳了昔日好友张文祥的妻子为妾，或是纳了张文祥好友的妻子为妾。湘军中有人得知后，设法挑唆张文祥复仇，在刺杀的过程中，他们暗中提供帮助，让刺马得以顺利进行。

曾国藩本人没有参与策划刺马，因为马新贻是他的门生，虽然施政操切，又打击了一些湘军旧人，但和他没有实质冲突。曾国藩喜欢后发制人，以堂堂之势破敌，不像搞暗杀的人。刺杀总督和谋反没什么区别，曾国藩如果能突破礼法约束刺杀总督，还不如直接举兵反清了。曾国藩所做的，应当是刺马案后为涉案的湘军将领打了掩护，让他们得以从刺马案中脱身。

曾国藩有很强的乡土观念，特别爱用湖南人，对同乡百般回护，知道旧部涉嫌刺马案，一定会设法帮他们脱罪。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很少主动发动阴谋。但一旦有大事发生，特别讲求借势用势的曾国藩，会设法在事后谋求利益最大化。

如鲍超的霆军调往西北作战，因为欠饷发生了兵变，这次兵变不是曾国藩策动的，但在兵变后，他在一段时间内不管不问，任由事态扩大，借兵变向朝廷表达自己的愤怒，展现自己的力量。

刺马案发生后，他也会设法庇护湘军子弟，让这个案子查不下去，让自己的政敌感到恐惧，震慑于湘军隐藏起来的力量，打消谋害曾国藩的想法。

刺马案在晚清政治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虽然他不是丁日昌或曾国藩策划，但谋划刺杀马新贻的人成功地向朝廷释放了一个信号：朝堂上运用权术分化打击我们的公卿，别忘了我们都是刀头舔血出来的，逼迫太急，是会杀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