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此泾渭分明，是陶昕然想要“用离场来使自己变成一个有养分的人”，因为唯有这样，自己下一次“在场的时候才会更有力量”。

☉作者｜春风十里

十点读书会出品

不久前，陶昕然接受了《人物》的专访，那一期的主题是在场。

访谈中，她说自己在业务上是高质量的沉浸式在场，其他时间则是娱乐圈的边缘人物。

如此泾渭分明，是陶昕然想要“用离场来使自己变成一个有养分的人”，因为唯有这样，自己下一次“在场的时候才会更有力量”。

令外界意外的是，时不时从娱乐圈抽离的陶昕然，会突然官宣离婚，从10年婚姻中彻底离场。

陶昕然给出的离场理由是：“我们，走散成了，你，我，我很遗憾！”

纵然心有遗憾，可在婚姻这个道场中，两个渐行渐远的人，很难再以成熟的爱，深度滋养对方的生命。

8年恋爱，10年婚姻，这18载关系的戛然终结，绝非头脑发热下的冲动之举，期间的挣扎，徘徊，衡量，取舍……让长期缠绕在这段关系中的人，清晰地预见了某种结局，并逐渐下定了决心。

何况这个人还是陶昕然，一个无法在打了死结的关系里苟延残喘的理想主义者。

陶昕然，绝不是安陵容

陶昕然是从“国产神剧”《甄嬛传》里，突破了一个素人演员的禁制。

当郑晓龙从陶昕然手里拿过她在《黛玉传》里探春扮相的照片时，说了一声“安陵容”，就贴在了一面墙上。

那面墙已按角色轻重，专门列好了角色的名字，陶昕然的照片，就贴在了孙俪和陈建斌的后面。

陶昕然对那次面试本不抱希望，毕竟对方是执导了《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等经典影视剧的大制作导演。

一个小演员和一部大制作，很像松阳县丞之女安陵容，和帝都巍巍赫赫的紫禁城。

不一样的是，前两者是合作关系，双方志同道合，则一拍即合；后两者本质上是依附关系，弱势一方要心甘情愿地让渡自我的话语权和支配权，有时甚至是生杀大权。

巧合的是，安陵容最终在紫禁城大门关闭前赶上了那次选秀，也让已摇头否定的皇帝因为“鬓边的秋海棠”而“回心转意”。

而在角色上没什么选择权的陶昕然，则凭借一部鲜为人知的《黛玉传》，走进了大导演的视野，并借此摆脱了自己在圈内查无此人的现实处境。

正式开拍时，因为剧集体量大，人员多，片场的氛围总是很热闹，但陶昕然总是一个人坐在一把椅子上。

有演员和她的经纪人“告状”：“你们家陶昕然怎么那么不合群”。

其实，那是陶昕然为诠释角色有意创设的特定情境。

爽朗爱笑的陶昕然无法真正成为敏感警惕的安陵容，但她可以在特定的环境里，感受她如坐针毡的不安与胆怯，甚至要将安陵容的“小家子气”，“形成的一种肌肉记忆”。

比如，行于长街的妃嫔们，华妃趾高气扬，甄嬛张弛有度，眉庄稳重大气，但无论急促缓慢，都是抬头挺胸的。

只有安陵容，走路的时候是含着胸，低垂着头，眼神闪烁不定。

“为什么？她害怕别人看不起她。比如像她坐椅子，她永远比别人要慢坐下去。”

形体上要卑微，眼神要低垂，动作上更要迟疑犹豫。

芳若姑姑去甄嬛家传授礼仪时，陶昕然给安陵容设计了一个动作：伸出去的手马上就缩回来。

宝鹃把皇上翻了她牌子的好消息告诉她时，因这意外之喜慌了神的安陵容，被手里的热茶烫了手。

那杯滚烫的热茶，是陶昕然请道具组准备的。

“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过场戏，但我会更去看重这样的小的地方。”

因为对细枝末节纤毫毕微的呈现，安陵容的可悲与可怜，可恨与可憎，才有了立体丰富的层次感。

因为安陵容一角，陶昕然在亚洲偶像盛典上荣获“亚洲偶像新力量奖” ，还成为2012《BQ》红人榜的人气女演员，并赢得最具潜质女演员奖。

可《甄嬛传》长盛不衰的这些年里，聪慧机敏的甄嬛，桥横跋扈的华妃、不卑不亢的沈眉庄，心机深重的乌拉那拉宜修……这些后宫妃嫔，甚至宫女丫鬟，在完成了各自的使命，从紫禁城里穿越回现实世界后，境遇几乎都有了柳暗花明的转变。

唯独安陵容，在皇宫里备受冷遇欺压，回归现实，依然不被理解和尊重。

微博被攻陷，被嘲苦情脸，车子被划花……

这个角色诠释地太过入木三分，以至于部分不怀好意的剧迷，以未出戏之名，欺凌外在安静乖顺的安陵容。

哪怕时隔4年，陶昕然以冯曼娜一角重新出现在《胭脂》中时，依然有刺耳的声音袭来：“安陵容已经够坏的了，又演了个坏女人，骂你是轻的”。

但陶昕然，绝不是安陵容。

她允许剧迷将对角色的负面情绪倾泻在她本人身上，但绝不允许有人以此来诅咒自己的女儿，所以当一个居心不良的声音对准了她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时，陶昕然一反从前忍气吞声的态度，粗暴凶狠地骂了回去。

那一次正面迎敌后，外界才发现，陶昕然和安陵容之间，除了同样清瘦外，两者之间存在着遥远的距离。

她既不是懦弱胆小的安常在，也不是阴鸷狠辣的安嫔，即便和这个角色共生多年，她也绝不可能被这个标签困守在原地，更不会安分守己地躺平在演员和人物共同建立起的功劳簿上。

100分小孩

《甄嬛传》里有一场戏，安陵容为了维护她的甄姐姐，私自去冷宫，暗示并挑唆苏培盛了结了余氏的性命。

当她兴冲冲地准备把“余氏已死”的消息带去碎玉轩时，她在廊下听到了眉姐姐对甄嬛说：“现在却去冷宫让人活活勒死余氏，这举止完全不像她平时柔柔弱弱的样子。”

陶昕然说，“如果那天站在窗外的是我，我会立刻推门进去，解释清楚，如果你还误会我，那就再见不要做朋友了”。

不同于安陵容外在乖顺，实则阴暗的性格反差，陶昕然和这个世界的交手方式一直是直接凌厉的。

她不仅不会像安陵容那样讨好上位者，还长了一身“反骨”，在乱象频生的演艺圈里，直言讽刺：“影视演员不需要演自己是一个咖”。

在到处都是人情世故的演艺圈里，陶昕然显然不够人情练达，她也从不按他人的规划，来完成自己的人生路线。

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拥有自己的意愿的，再厉害人，也无法拥有诠释另一个生命的超能力。

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母亲，也无法替代自己，注解自己生命的万分之一。

母亲在陶昕然的记忆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一名小学老师，她会把一双儿女的衣服拿给自己的学生穿，也会自掏腰包，为家庭贫困的学生备好作业本和文具。

母亲陶跃娣无疑是慈悲善良的，在为人师表的观念已逐渐淡薄的时下，陶妈妈无疑是教师的理想化身。

可因为成长于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陶妈妈也早早地明白了，自立自强是一个人多么可贵的品质，但受制于传统非打即骂的教育方式，她在成为了代际相承下受害者的同时，也无意识地将这样的痛苦加诸在了女儿的身上。

差2分满分要挨打，跌破前三要挨打，不按时练功更要挨打……陶昕然的童年，堪比“魔鬼训练营”。

陶妈妈的本意“是为了煞她的威风，就是不让她骄傲”，可她没想到，这样的打压式教育，让10岁以后的陶昕然，提前来到了叛逆期。

背叛优等生群体，离家出走，报考艺校，大学时辞了湖南卫视光鲜的实习，独自北漂……这一桩桩出格的言行，让陶昕然将人生的主导权从母亲手里抢了回来。

尤其在自我意识彻底觉醒后，陶昕然和母亲展开了10余年的拉锯战。

《甄嬛传》成为爆款国产剧后，陶昕然给母亲打去了电话：“我有今天，不是因为你教育得好，是我自己长得好。”

直到她生下女儿，直到母亲的生命饱受病魔摧残时，陶昕然才在生与死的交汇处，和自己，和母亲，达成了和解。

她想起当年北漂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租下好一点的单身公寓，母亲将一半的月工资都转给了自己。

随着阅历的增长和认知的打开，陶昕然也明白了母亲的严厉与控制，实则是传统家庭教育失衡下铸就的性格悲剧，而母亲，在那样的语境下没有成为一个重男轻女的妈妈，还抗起了自己的人生，已是用尽了全力。

读懂了母亲人生的起承转合，陶昕然在自己36岁的那一年，第一次向母亲说出了“我爱你”。

可母女关系虽破冰，陶昕然依然不想在女儿面前，成为母亲那样的人。

有一次女儿爬到了家里的沙发椅背上，陶昕然没有将女儿喊下来，更没有像同事说得那样打女儿屁股，而是给女儿拍了照片，还夸奖女儿竟然能在那么高的地方待那么久。

因为“兴趣就像叶片，每次打压都会折损一点，时间长了，那个生动的部分就很难再复原了。”所以，“我就尽可能做一个不扫兴，容错率比较高的妈妈吧。”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杜素娟说，陶昕然很了不起地切断了“代际循环”。

其实，陶妈妈没有在父辈的重男轻女里成为一个类似的家长，已在某种程度上，松动了代际循环顽固腐朽的链条。

陶昕然可以很了不起地斩断“代际循环”，也是继承了母亲理想人格里不甘被轻易定义的坚决与执着。

左边是母亲，右边是女儿，处在代际相承中间的陶昕然，牵起两代人的手时，不仅重建了母女关系，更完成了自我重塑。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困惑

成为妈妈后，陶昕然有两个极端的感受，她一边觉得自己接人待事更加宽容，一边又觉得社交圈变窄了，她更愿意将时间花在自己有刚需的人身上。

因为身份的叠加，陶昕然自己的世界变宽了，但同时，她向外输出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这也让陶昕然清晰地认识到，人的生命容量是有限的，那些可以让生命更加纵深的人与事，才是她最该守护的。

女儿上幼儿园之后，陶昕然重返片场，但接到的剧本大抵都是陵容类卿的角色。

为了跳出安陵容的桎梏，陶昕然推掉了类似的角色，她去演文艺兵、特务、法医、教师、……尽管这些角色的市场影响力远不及安陵容，但陶昕然愿意从安全模式中走出，在“更有宽度的、更复杂的角色”上演绎命运与人性。

她想起了多年前和母亲通过的一次电话，那一天，母亲说自己不太好。

原来是学校里的一个女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五个社会青年侵犯。

女孩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作为留守儿童，她别无选择地老家和祖辈一起生活，那一天放学，因为家里的一个老人生病，另一个老人很晚才来接她。

但当老人到达学校后，女孩已行走在放学的路上……

母亲以低沉的声音陈述完事情后，陶昕然在毛骨悚然之际，也想起了自己9岁那年差点被性侵的噩梦。

尽管那一天陶昕然跑开了，未遭毒手，但这件事多年来像一根针一样，潜伏在自己的身体里。

母亲叮嘱陶昕然，如果有一天有能力了，就把这个故事拍出来，陶昕然也觉得，该用自己的职业，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

十多年过去后，陶昕然的身份已不仅是一名演员，她还成了一名制片人。

但陶昕然“不是为了成为制片人而去做制片人的，而是想去讲述自己想讲的故事才去做制片人的”。

当然，她还有一点“私心”，她渴望让市场看见自己的角色并不单一扁平，“我可以很丰富的，我的角色也是”。

2021年，陶昕然开始着手筹备母亲8年前在电话里讲给她的案件。

这也是陶昕然人生中第一部从出品，到制作，再到演绎，全程参与的一部电影——《夹缝之间》。

她拿着很多有关留守儿童的材料，并将案件和原型人物讲给了导演郭大路听。

郭大路在陶昕然的老家湖南安化住了一个多月，无论是逛县城，还是跟着司机到山里去，他发现那里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就是那批当年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南下谋求出路的农民工。

这一批农民工起初留守在老家，长大后外出打拼，而他们的下一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同样被留守的命运。

彼时的郭大路萌生了和陶昕然一样的想法，“让不常被看见的人被看见，为不常发出声音的人发声。”

整个故事在两条线中延展开来，一条是陶昕然饰演的单亲母亲李青草，独自带着孩子在深圳生活、求学；另一条线索则是一所废弃小学的夹墙中，意外挖出了一具陈年尸骸，在县城刑警韩岩的追踪下，曾经和此案有关的5个少年也逐渐露出原形。

两条线交汇之处，就是那所荒废了的小学。

而儿时的李青草和韩岩都曾以留守儿童的身份，就读在那所小学。

为了真实地还原李青草这个人物，《夹缝之间》正式开机前，彼时还在深圳拍戏得陶昕然常穿着夹板拖鞋，坐在城中村的马路边，看来来往往的打工人。

除了观察生活，她也想在脸上晒出斑点，因为挣扎在生活底层的李青草就是满脸的雀斑。

何建泽在回应离婚一事时，曾提到过《夹缝之间》里一个擀面的镜头。

那个镜头是在寒冬腊月的时候拍的，当时的片场已低至零下10度，但为了呈现地更加生活化，陶昕然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双手甚至长满了冻疮。

郭大路说：“她身上真的有湖南女性的坚韧，瘦小的身躯里面蕴藏着很大的力量。”

可这部筹拍了10年的电影，票房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但比起简单的数据，陶昕然觉得，“文化工作者是有责任去拍摄、记录、传播不常被看到的她们的故事。”

也正因为内心雕刻着这样的使命，陶昕然很难只因名利的驱使，就决定了一件事的走向。

当初这部影片的投资商，希望《夹缝之间》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拍，陶昕然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也放弃了这份投资，她坚持在自己的家乡安化拍摄。

有人不理解她的执拗，有人怀疑她的初心，更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将陶昕然作为攻讦的对象。

在这样的反馈中，陶昕然看到了一个还不够下沉的世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她也因此陷入了困惑了。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坚守

但在独自一人重建心理的过程中，陶昕然越来越来清晰地认识到：“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把具体的每一个件事做好了就行，成功是凤毛麟角的事，失败才是人生常态，也要学会接受。”

所以在完成了对留守儿童命运的讲述后，陶昕然又走进《莎莉的回忆》，探索一个儿子去世，前夫再婚，生活毫无波澜的失意中年女人的世界，也继续着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肯妥协的坚守。

这一次，为给这个“复杂而寡淡”的群体发声，她甚至选择无偿演出。

至于外界会有怎样的讨论与臧否，陶昕然已释怀了许多。

宋丹丹说，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对于一个怀疑你的人，你就是一个谎言；你是一个单纯的人，对于复杂的人，你就是心机。

真诚的人会受伤，单纯的人会走弯路。

但不必自证，也无需解释，时间会在见证中回答一切。

来源：破局者Bre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