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家对脱口秀都很熟悉了，它是一种以幽默、讽刺、即兴互动为核心的表演形式。本来是由演员在舞台上通过语言、肢体动作和观众互动来完成的，比如大家熟知的脱口秀大腕儿周立波等。
大家对脱口秀都很熟悉了，它是一种以幽默、讽刺、即兴互动为核心的表演形式。本来是由演员在舞台上通过语言、肢体动作和观众互动来完成的，比如大家熟知的脱口秀大腕儿周立波等。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脱口秀越来越大众化，它甚至有了另一个称呼叫“段子手”，会讲段子的人在网上发视频很吃香，很能吸粉。
本文的主人公就是个很厉害的脱口秀，但他的职业却是作家，网友戏称他为被文学耽误了的脱口秀，意思是，如果他不是搞写作的话，会成为闻名天下的第一流的脱口秀。然而，诡异的是，他还是选择了写作，并曾以12万字的一部小长篇大赚了1500多万元，被诺奖得主莫言大赞为天才，自愧不如！
此君尽管长得不像周立波那样风度翩翩，充满幽默感，而是一副农民工的样子，不讲究穿戴，经常头发乱糟糟的，不修边幅，但一谈起话来，便妙语连珠，幽默搞笑，甚至让人笑喷，堪称当今文坛第一段子手。
比如在一档节目中，主持人问他写作不烂尾的原因时，他把原因归结为自己小时候曾得过阑尾炎，后来动手术阑尾被割掉了。
他是如此描绘的——
他说他小时候有表演天赋，他做错事，父亲要惩罚他时，就装肚子疼。这样职业是医生的父亲便转而关心他的肚子，就不再追究他犯错的事了。可有一次，他表演砸了。
当他又说自己肚子疼时，父亲用手摸了摸他的右下腹，问是不是这个地方疼，他连连点头。然后父亲问：“是不是胸口先疼？”他仍然点头。接着，父亲便以阑尾炎病的特征一一问他，他全部点头。
于是那天晚上，父亲就把他背到医院，送到了手术室。他意识到事情不妙了。可是已经晚了。当护士把他的手脚绑起来要做手术了，他才大叫：“我不疼了！”但是叫喊也没用，他的父亲认为他是害怕手术而撒谎的，于是就让人强行给他灌了麻醉药，然后割掉了他的阑尾！
本来他是忽悠父亲的，结果却挨了一刀，丢掉了阑尾……
他又说，他父亲的阑尾，母亲的阑尾，哥哥的阑尾都被割掉了，全家都没有阑尾了！
这个段子简直连周立波都难以企及啊，呵呵。
跟鲁迅一样，这位作家也经常告人说自己是弃医从文的。他本来是一位牙医——这其实有点吹牛，如果只会拿着家伙拔牙，谁不会当牙医——他干了5年，共拔了10000多颗牙齿。当节目主持人问他为何不当牙医了，他说：“我特别不喜欢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再问他为何要改行搞写作时，他说想进文化馆上班，因为“文化馆那帮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我就很想到文化馆去工作，因为那个地方可以不上班。”于是就开始学写小说。他说：“虽然我认识的字不多，但写小说够用了。”
但他又说自己没有写小说的经验和基础，于是就弄来一本《人民文学》看，“看什么时候用引号，什么时候用逗号，什么地方应该是句号。我大概看了两页，好了行了，写吧！”然后就开始写小说了……
看到这里，读者朋友大概就猜出来了，这个说段子的家伙就是余华。
余华说他走上写作之路的经历，明显就是说段子嘛，哪有那么神奇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小说，看了两页人民文学，看看怎么用标点符号，就无师自通了，呵呵。
但你必须承认，余华的脱口秀水平实在是高。比如他说莫言写小说速度快，43天能写50万字，而自己写作速度却很慢，是这样形容的：
“莫言的写作就像打篮球，进球特别容易，进入状态特别快；我的写作有点像踢足球，90分钟过去了还是0比0！”呵呵，你这不是在揶揄中国足球嘛！
余华说他完成一部小说后，“不是那种被抽空的感觉，而是失业的感觉。”嘿嘿，我倒是想问他，这种失业感是不是超爽，因为他的小说一发表，大把的钱就来了啊。
有次余华谈到写作很受时代的影响，说他写了一个人物本来叫杨红梅，但当时处在疫情中，大家天天做核酸比较不爽，“那个杨（阳）就很不顺眼，我就改了改，改成殷（阴）红梅，改完以后把她那个哥哥和父亲的姓也改了，哥哥和父亲都姓殷了，父亲跟着女儿姓的，这是第一次，嘿嘿嘿——”
看余华这逻辑。
一次余华讲到一场足球赛。他跟莫言、刘震云一起，三个人把另一位作家史铁生扛上火车，到沈阳进行一场足球比赛。史铁生双腿瘫痪，坐在轮椅里不能走动，他们就让史铁生当守门员，“你就坐在轮椅里呆着，把球门给守住！”余华说，“结果对方根本不敢踢，怕一脚把铁生给踢坏了！哈哈哈……”
余华言外之意，我这招够绝吧，如果国足也如法炮制，弄个坐轮椅的国宝级作家当守门员，指不定就进世界杯了！
有人问余华，你觉得你比鲁迅牛了吗？余华说，“开玩笑，鲁迅是海归派，我是赤脚医生，哪能跟鲁迅比。”
余华经常在公开场合谈小说的语言艺术，说到自己的语言时，他说，“后来的评论家都赞扬我的语言简洁，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
别人问他：“中国作家和法国作家的区别在哪里？”
余华直接回答：“最大区别就是法国作家用法语写作，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
他这话跟没说一样，纯粹逗乐。当然，逗乐和吹牛是脱口秀的重大特色，余华是深谙此道。
不过，余华也不是纯粹吹牛，或者他的吹牛也是有资本的，他确实有些写作天赋和才华。你很难想象，一个高考落榜后就到卫生院拔牙的“蹩脚”的牙医，在拔了10000颗牙齿后，突发奇想，要写小说，于是一年后就高调进入文坛，四年后就爆红全国。
其实余华的人生也有种草根逆袭的味道。他在初期的写作中善于表达冷酷甚至是“恐怖”的场景，善于“用血腥暴力反映人生痛苦”，并且表现得不露声色，“零度感情”。这跟他本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余华的父亲是位医生，而且是掂手术刀的，母亲也是护士。因为这个，余华童年的许多时光都是在浙江海盐县的医院里度过的。在他的记忆里，或者在他的段子里，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从手术室走出来，白大褂上总是沾着血渍，手里还要提着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在浓重的血腥味中，他“咀嚼着死亡的味道”，习以为常……
余华10岁左右时，全家搬到医院里的职工宿舍居住，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医院里放死人的地方），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凄惨的哭喊声，这使他见惯了生死离别。
后来，余华就经常讲关于太平间的段子。说他小时候就喜欢在医院的太平间里睡午觉，“那里一点害怕都没有，夏天很热，后来我就发现太平间那个地方特别凉快。”
余华说，“长大以后，我读到海涅的一首诗，说：死亡就是凉爽的夜晚。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我在太平间睡午觉的感觉……”
余华讲到自己睡太平间，跟那些死人共处一室，跟玩儿似的。因此，他在作品中表现死亡，表现恐怖，就不难理解了。
余华早期作品中表现死亡、暴力、恐怖的代表作品有《现实一种》、《鲜血梅花》等，但最著名的还是长篇小说《活着》。《活着》表面看起来是活着，但其中却充满死亡气息。书中的人物一个接一个死去，最终就剩下主人公福贵一个人活着。
《活着》是余华影响最大的作品，也为余华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和收益。此书共12万字，至今已获得了1550多万元的版权收入（税后）。2019年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上，余华排在了第二位，主要就是靠《活着》的收益。
这个战绩连莫言都十分羡慕，莫言曾打趣余华说：他是字写的最少，赚钱最多的作家，他是个天才。他的书少了我一半，但影响力却大了我一半！
《活着》成书已经30多年了，人们仍对此书津津乐道，余华也经常自嘲，这辈子就靠《活着》而活着了。一次，有记者问他如何得到《活着》的灵感时，他说是因为睡了一觉之后，发现自己还活着。再问他为《活着》打几分，他说：“9.4分吧。”
记者再问：“那0.6分去哪了？”
“剩下的0.6分你去问问豆瓣……”余华煞有介事地说。
余华的《活着》主题很沉重，其中充满苦难意识，但他却经常拿这部作品同大家寻开心，因此读者便吐槽：余华是把苦难留给了读者，把快乐留给了自己。余华听后也哈哈大笑。
不过，《活着》之所以爆火，也跟张艺谋拍电影有很大关系。
张艺谋在上世纪80年代末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他其实是以拍先锋小说打响的。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刘恒的《菊豆》（原著为《伏羲伏羲》），苏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原著为《妻妾成群》）等。
这几部电影取得巨大成功后，张艺谋为取得突破，又把目标瞄向更加先锋的余华。他本要拍他的中篇《河边的错误》的，却阴差阳错拍了《活着》。
当时张艺谋向余华要稿子，发现余华正在写一部长篇，就要拿去看。当时《活着》还未完稿就被老张拿走了。结果这部作品令张艺谋惊为“天文”，认为写得太好了，于是改变主意，决定拍《活着》。
结果张艺谋的《活着》大获成功，1994年上映，便获得了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以及全美国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第48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多种奖项。
电影火了之后，小说才开始走红。不过电影《活着》尽管比小说好看，其思想境界并没有达到原著的高度。
首先是，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县城，其中的人物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徐福贵玩皮影戏无论如何不会混得太悲惨；而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农村，生活条件更差，书中表现的种田、割稻的劳累，挖红薯充饥，濒临饿死的场景电影里都没有表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人物的命运相差很远。原著小说中，徐福贵的7个亲人全部死去了，突出了一种极大的悲剧色彩；而电影中只死了4个人，即福贵的父母亲，福贵的儿子友庆和女儿凤霞。其余的，福贵的妻子家珍，福贵的女婿二喜、福贵的外孙馒头（苦根）都没有死，其悲剧意义大打折扣。
尤其是，张艺谋用喜剧明星葛优演徐福贵，本身就有一种喜剧的设定，电影中也确实呈现了不少幽默搞笑的场景；而余华设计的则完全是一种悲剧。当然，前者更加好看，用喜剧的某些特征反衬事实上的悲剧，似乎有另一番意趣。
总之，张艺谋的推动让余华大红大紫，使余华一飞冲天，在所有先锋作家中鹤立鸡群，居然超过了成名更早的苏童等人，俘获了更多的读者。直到如今，在年轻人的心目中，余华的地位无人能敌。
甚至，余华在没有拿到世界文学最高奖诺奖，和中国最高奖茅奖的情况下，仍活的最“滋润”，不仅钱赚得最多，而且名声也超好。相比莫言被毛星火、司马南及其粉丝们网暴，贾平凹、刘震云被批评家猛烈抨击，余华是最安全的。因此，此君也到处“走穴”，以讲段子“冲击”娱乐圈，几乎达到网红的地步。
不过说实话，《活着》这部作品也确实有一定厚度，它表现出的苦难意识、悲剧意识，命运无常的色彩，也是中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
余华在《活着》中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有比较精确的反映，以区区12万字写了中国大半个世纪的过往，也很不简单。主人公徐福贵身上表现出的油滑、世故、忍耐、乐观，甚至阿Q精神胜利法式的个性，也是中国人的典型。
作品中，主人公福贵是以忍受的方式不断与命运抗争的。余华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生命中无所谓幸福与不幸，生活就是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了任何目的而活着。活着是生命的一种状态，人只有活着才有资格去面对一切。这是一种超越死亡和苦难的境界。
余华这种理念表现了一种中国人固有的“韧性”，但也被人诟病。比如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堡子就尖锐地指出余华的局限性，堡子说余华“对中国文化的劣质部分缺少清醒的认知，《活着》宣扬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奴性哲学”。
当然，堡子是站在世界的维度看中国文学，或者是以诺奖的尺度来衡量余华，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事实上，余华还不具备堡子的期待值。
不过就堡子的论证来说，也很难确定余华是在主动宣扬“奴性哲学”，因为作家笔下的人物未必代表作家本人。也许，余华只是客观表现福贵的这种认知。毕竟，像福贵这样素质的人是不可能逃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境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余华的表达方式，是主观还是客观。
无论如何，《活着》代表着余华的创作巅峰，他之后的作品比如《兄弟》《第七天》《文城》等长篇的影响力都小了许多。
不过笔者认为，余华在紧接着《活着》之后的另一个长篇《许三观卖血记》，有更好的发挥。这篇小说显然降低了《活着》的苦难和悲情色彩，不过更贴近生活，为了生活而卖血，这种无奈同样感人，而且有“可操作性”，可信度也高了不少。
如果说《活着》中的福贵是在被动地“活着”，有点“奴性”，而许三观则是为了活着而主动地“挣扎”，是不是有点进步？尽管卖血也不是长久之计，但为了活着，他也是拼了，有点加缪《西西弗斯神话》中的哲学意味，尽管推石上山不可能成功。
相当于莫言、贾平凹等人，余华还比较年轻，相信经过一番努力，还能再出佳作，去冲击诺奖吧。不希望他继续做一个脱口秀……
来源：说历史的女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