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弄玄虚的剧情，故作高深的演员，断断续续看两集，一个字“累”

摘要：有一个资深的评论家说：一个好的演员最好不要频繁上戏，因为塑造好一个角色需要生活的积累和沉淀，而且每个角色都不尽相同，刚从一个戏下来，应该多熟悉新剧本的角色，去生活中体会，不能千人一面，多多少少最起码在观众眼里是有区别的，频繁出戏，是会让观众产生视觉疲劳的，比如

有一个资深的评论家说：一个好的演员最好不要频繁上戏，因为塑造好一个角色需要生活的积累和沉淀，而且每个角色都不尽相同，刚从一个戏下来，应该多熟悉新剧本的角色，去生活中体会，不能千人一面，多多少少最起码在观众眼里是有区别的，频繁出戏，是会让观众产生视觉疲劳的，比如先前演员的剧目挺感人的，观众意犹未尽，后面一打开一个台就总能看到这一个人的形象，就觉得先前的表演不真实了，什么角色都扮不一定能都演好，而且戏越多人们就越能用对比的眼光去审视作品，就越觉得每部戏的表演都差不多，不真实的影像就失去了教育人的最基本的作用。

看到一小品，连陈佩斯都演警察，他就是扮得再好，也还是觉得滑稽可笑，更谈不上教育人了。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黄雀电视剧，感觉到演员不错，导演不适合大众囗味，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剧情碎片化，没有主题，乱七八糟，加上花姐这演员演技太差劲了！这剧狗屁不是，弃剧。

国剧现代戏最难拍、最难演，最容易遭到嫌弃。但拍好了也最容易引起共鸣。因为演绎的是我们观众最熟悉的背景，既要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又要有合理性。

首先要有生活，不能脱离尘世，知人间滋味，晓人心疾苦，对编剧、导演、演员都是考验。

这部电视剧的剧情有点太扯了，佛爷简直神化了：车站候车厅安排喇叭砸古董贩子、天桥安排用广告牌砸死了大春，两次都是安排四眼做的，而且都是只让四眼卸螺丝。他怎么算准了古董贩子一定会坐到喇叭下面去的？怎么又算准了大春会走那个天桥，又怎样计算好了正好经过广告牌时广告牌掉下来？

那个年代小偷最喜欢在车站、码头、公交车上干活。本人在火车站接人被偷过1个钱包，抱孩子买菜被掏过兜，骑车回家路上包带子绕在后座上的包被偷，乘公交亲眼看见小偷的手伸进我口袋……但他们也不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还设计的阴谋那么准确。

我就很纳闷，十几年前，稍大点城市的火车站，站内警务归铁路系统，站外归地方公安，还有联防治安办公室，职责分明。怎么会出现那种情况呢 ?还有那个车站医生。

在这部电视剧，站前广场及周边鱼龙混杂，靠铁路吃饭的无业游民数不胜数。老乡团体、各路大神万物竞发，勃勃生机，到处都是坏人！古董贩子坐的凳子是佛爷坐过的（说明佛爷一直在占座等着古董贩子过来），四眼大量吸烟后过去引发古董贩子咳嗽（其目的就是逼迫古董贩子主动换座位，佛爷起身之后，古董贩子便顺势挪到佛爷起身位置……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铁路线和车站，确实有盗、抢，且一度非常严重，不过没有像电视剧编的高智商和严密的组织体系，在铁路系统就是“铁老大“，工作岗位就是铁饭碗，真的没有为盗抢服务作职业内鬼的。

当年高层决心严打，铁路公安和地方公安紧密配合，在较短时间内就正本清源了。

电视剧编的几个团伙可以长期地与公安周旋，持续作大案重案，且内部行凶杀人灭口，这是大案重案杀人案，都是要重点侦查围剿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由同一个团伙持续多年作案而得逞的。感觉到这一部电视剧是在演谍战片，不是现实中的盗、抢犯罪。

情节被剪辑的支离破碎，想看懂剧情比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还难。

我倒觉得编剧应该是想唤起对一个时代现象的反思，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应该是有时代背景的内在因素诱发！这不恰恰证明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内涵吗？但是编剧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缺乏深入的调研，导致整部剧里的情节硬伤太多，很多细节不值得推敲！

《黄雀》过度渲染“贼”患，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严重丑化社会主义社会秩序。